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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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榈姆⒄狗较蛞皇律戏⑸艘幌盗欣沸缘氖螅飧鼍龆ā〗裉炜蠢词歉龃砦蟆：喜⒓苹罩葱型瓯希泄某霭嫖锞腿缬旰蟠核癜愦蟆∨鱿至恕Ｕ饩托枰栽嚼丛蕉嗟淖柿辖姓怼Ｕ庵中枰�1979年导致原 来的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变成了出版系列专业丛刊的机构。1979—1987年 间，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国广播信息处联合出版的《中国报告：政治、社 会和军事事务》中译载了关于教育和青年问题的文章。80年代中期，联合出 版物研究署各类丛刊进一步专业化。以 1987年为例，有三种丛刊译载有关教 育问题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地区报告》、《中国——红旗》和《中国— —国务院简报》。科技文章的译文由一份专门的丛刊发表。然而，遗憾的是， 1977—1979年间，这些丛刊对教育问题的兴趣虽然极高（当时毛主义的实验 正在被推翻），但当教育制度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后，讨论教育问 题的译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结果，大约从1980年开始，想要单纯 依靠英文译文对教育战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的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对 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中国教育译丛》是一份很好的杂志。1977年前，它由 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这份杂志 一年出四期，译文的面虽然不宽，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外，中国方面可能仍对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政治模 式和公众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 （包括中国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别是，外国 研究者感到惊讶的、能提示当代中国的情况的变化，就是那里发生的政治事 件的反映，其结果与对中国人自己一样令人感到冷讽挖苦。所以，尽管自1976 年以来我们通过亲身体验和出版物对中国的了解有了大幅度增加，但目前有 兴趣的英文读者所能看到的资料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不过，这类英文资料也 许足够了，因为有兴趣的读者群本身已经减小了。中国先是作为敌人，后来 又作为新朋友，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以各种形式持续了30年。 但到了 1980年，原来的倾向性已经过时，后来的新鲜感已开始消逝。1976 年后重新推行开放政策的中国自认是一个贫穷落后、寻求西方援助、谋求让 西方社会接受的国家。就引起人们的好奇这一点而言，作为友好亲善的第三 世界国家的中国与70年代初期使得观察家们以同情的心态观察其革命实验 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就同要在该领域吸引公众更大的兴趣一样，学术研究为得到鼓舞也花费 了许许多多的精力。1945年以后的冷战造成了这样的心态：开始是竭力证明 中国是亚洲的头号共产党敌国，后来则竭立证明中国不是头号敌国。到1980 年，这两种任务都成为过去，没有与之相比的新任务出现。这些变化和另一 些事情促成了40年代末以来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现史无前例的沉寂 状态。学者们争相寻找采访对象，了解某项政策在某市或某村的实施情况及发现一些新文件即可引起轰动的日子突然间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也不仅仅是 获得的“内部”文件太多和潜在的情报提供者的人数太多以致于败坏了胃口 的问题。人们对许多论题的研究和探索仍很不充分，尽管可供研究的资料比 以前多得多。
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所有这些研究政治和各代人的倾向的中心。50 年代的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课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发展有关的课题很快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此后，这些 课题一直引人注目，因为毛的“教育革命”深深触动了世界各地那些极想知 道中国的实验能否大规模推广以及会留下什么样的教训的人的神经。然而， 当毛以后的中国政府无条件地自动放弃那些实验时，早先为革命运动说好话 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记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所以，学者们和公众对教育问 题的关心程度大为减轻。毛的继任者是否能长期把教育从中国国内对公共政 策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是，目前的事态发展有效地 抑制了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经验的广泛兴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 代和历届中国政府都通过夸大本朝的成就和诋毁前朝的政绩来强调自身的合 法性。但到80年代末，人们普遍缺乏兴趣和好奇心去证实新政府就与教育有 关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而对本届政府和以前的毛主义者的政府发表的声 明。结果，中文资料查阅环境的改善所造成的综合运用文件和实地调查资料 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领域里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后，除上面已提到者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造成对中国教育研究的落 后现状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得到“解放”有关，他们以前被 当作革命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敌人而处在受怀疑的地位。他们被“解放”后还 出现在国际学术界，作为各国学者的朋友和同事对中国教育作权威性的演 讲。但是在这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外国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些中国知 识分子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了，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专门的教育问题的观 点和著述与毛以后中国政府的倾向性完全一致，使人难以分清他们是学术研 究人员还是中国政治圈子中的人物。把教育置于中国的传统环境来观察，人 们也许会认为，知识分子官僚化的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帮助新政府重写历史。 把教育置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被平反的知识 分子阶层是革命的受害者，就承担的义务和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又是文化大 革命以后的新秩序的忠实同盟者。也许，还需好多年才会使每个人从1949— 1979年动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只有到那时，中外学术界才可能重新获得培 养研究教育问题的新一代学者的必要的见识和动力。
第八章 文艺创作与政治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 （特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命运） 的资料可分下述四类：（1）中国出版的汉文资料；（2）国外出版的汉文资 料；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4）国外出版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资料。
1。第一类除小说、诗歌、杂文、戏曲剧本和评论之外，还包括官方和非 官方的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显示文化界动态的重要官方 文件；红卫兵自编自印的小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谣言，不可尽信，只能使人 们对“革命气氛”产生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术刊物的数量 大幅度减少，70年代才逐渐恢复出版。2。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汉文资料很有价值。开 始时，这些资料的出版是为了参加“两条路线斗争”。例如，1967年6月香 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皮小册子——《刘少奇语录》，与《毛泽东主席 语录》唱对台戏。然而，严肃可靠的研究著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 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的长处在于它刊登重要文件和报告的官方译本。 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份著名刊物是《有关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 件汇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出版的《中国文学》（只在1967年有过短暂 中断），是对我们的论题极为重要的一份刊物。毛泽东逝世之后作家和艺术 家得到平反的情况，不但见于中文报刊，而且常出现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 上。
4。除香港的联合研究所出版的英语刊物和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只 偶然涉及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之外，欧洲和美国还出版了大量的 文章和书籍。不过，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
有些目击记是欧洲人写的，出版很快；有些是中国人写的，主要是 80 年代出版的。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报告是1968年在《新世界》月刊上出版的，该书的德文译本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 在德文中，作者的名字被拼为A。N。Schelochowzew。和这个阶段苏联的其他 出版物一样，本书的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但它对文化大革命初期 的描述是准确且相当可靠的。V。A。基维佐夫、S。D。马尔可夫和V。F。索罗金合 编的《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1949—1979）》一书也充满着攻击之 词。泽罗克霍夫契夫和马尔可夫还出版了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 的著述。荷兰外交官D。W。福克玛的《来自北京的报告》是根据亲身经历集中 描述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本书。法国外交官让·埃曼写了《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一书。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合写的《文革之子》一书，根据 亲眼所见的事实描述了一位12岁即成为红卫兵的中国青年的兴衰荣辱，是一 本很有价值的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乐黛云向卡罗林·韦克曼讲 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侥幸生存下来的经历，后者据此写成了《走进暴风雨》。
在学术研究著作中，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书很出色， 它对 1960—1980年间的政治史和知识分子史作了全面且可靠的概括性论 述。在这本书之前还有许多著作，如理查德·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 的政治文化》；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罗克珊·威 特克的 《江青同志》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资料，它主要是依据江青对作者的讲 述写成的。
论述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较少。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从当 代中国小说看现实生活》一书涉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许芥煜的《中 国文坛》既有分析研究，又有访谈记录。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西方社会 学家注意到“伤痕文学”现象以后，出现了论述这一文学现象的著述，此处 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戴卫·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霍华 德·戈德布拉特编：《80年代的中国文学》；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 瓦格纳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鲁 道夫·G。瓦格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和政治》；杰弗里·C。金克利 编：《毛以后的中国文学和社会 （1978—1981）》；迈克尔·S。杜克： 《繁 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第九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1949年以前，世界上一些最出色的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是在中国进 行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西德尼·甘布尔、莫顿·弗里德等西方人搞的，而大 部分是由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这些才华横溢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搞的。这 些学者的著作，著名的有西德尼·甘布尔的《定县：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社 会》；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 林耀华的《金翅》。这些著作对了解共产党夺取政权前10年中国农村生活的 经纬，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新政权压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 究，其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理论。除此而外，对像费孝通这样的极出 色的学者也进行了悲剧性的迫害；压制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际 间的了解。关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经历的完整材料，外国人简直一点也得不到。
中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志，经常以丰富的、引人入胜的 章节来描述一个村庄、公社或县。可是，这些文献通常发行量非常有限，在 中国境外是见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可以买到的中文文献，或者是在外国的图 书馆里可以借到的中文文献，主要是有关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言辞对其进行赞扬 的。它们被现实的政治路线所渲染，以致于没有多少普通农民对这些事件的 真实想法的第一手可靠资料。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大量的报刊文 章和书籍赞美山西省的一个生产大队——大寨，这个生产大队被认为是经济 上丰产且具有革命精神的样板。这类著作中一本用英文写的优秀代表作，名 为《大寨：中国农业的旗手》。但是，到了70年代末，邓小平及其伙伴们推 翻了毛主义者以后，官方出版物宣称大寨的成功是虚构的，把大寨的英雄式 的领袖陈永贵贬称为骗子。
通过对一份《连江文件》的研讨，可以得到其使用的丰富的、直言不讳 的资料的线索。该文件是一份有关福建省在大跃进以后的问题的地方报告， 被台湾的文化特务搞到了，这类文献通常对外国人是保密的。这些文献现在 已经被译在C。S·陈编写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书中。
然而，在这期间，即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 出版的，而且能在西方找到的中文报纸、书籍、期刊，还是提供了大量线索， 说明中国农村正在干什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西方的中国专 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筛选和解释这些线索。采用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关于农 村生活的报告，最成功的是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 织》；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理查德·鲍姆：《革 命的序幕》；维维思·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杨庆堃：《共产主义 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杨的两本著 作把共产党执政前夕在广东一个村庄进行的人类学分析和对 50年代发表的 关于农村生活的谨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采访了从中国去香港的移民。移民的谈 话越来越多地补充了从中国官方出版物中获得的线索。然而，使用这种方法 去认识中国农村生活的演变过程固然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大部分移民是来 自中国的城市，而不是来自农村。因此，当西方学者写到农村生活时，他们使用的资料充其量不过是二手资料，是那些市民 （通常是来自广东地区）凭 记忆叙述的农村生活。这些人在农村只度过一段时间 （常常是不自愿地被下 放到农村去的）。在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有许多主要是依靠这些采访 材料写成的著作，约翰·C。佩尔泽尔的“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 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则是这类著作的佼 佼者。到70年代初跑到香港来的人多了，这些人都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探 寻这些人的住址和采访他们的方法都精细了，因而获得了一些极有参考价值 的材料。威廉·L。帕里什及马丁·金·怀特的《现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 使用了量多质优的社会学分析，描绘了一幅广东省农村地区社会连续性和变 迁的复杂图画。安尼塔·詹、理查德·马德森和乔纳森·昂格尔的《陈村》 以及理查德·马德森的《一个中国农村里的伦理和权力》，使用了来自广东 同一个村子里的移民们的叙述，从而构成了一份那个村自1950年到1980年 的上下连贯的社会历史。
此外，有些外国人由于有特殊关系访问了中国农村，目睹了农村的生活 情况。他们的丛书又补充了那些从外部了解中国的专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 作。其材料经常缺乏科学的分析，加之他们信仰中国革命而担负的政治义务， 材料就蒙上了浓厚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