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1-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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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并不多余的话
确实，《陷阱》一书有许多遗憾，有些是作者见地与学问功力所限，有些是语境所限。这一点我在该书还未发表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缺点——不过那些遗憾恰好绝大多数不是张先生剔出来的毛病。现在已知的共有三处技术错误，这些我都会在修订时加以改正，谨在此向读者致歉并对指出错误的批评者表示由衷感谢。我也一直真诚地认为，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荣誉远远多于我应该得到的，最出名的学者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者。但是这一切又于我本人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一本书畅销只是读者的选择，与作者本人意愿没有关系。难道我希望自己的书畅销就能令那本书从中国走到大洋彼岸？张先生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做演讲的几处大学应该是关心中国问题的地方，众多美国教授与中国留学生要与他谈论这本书，并用拙著中的观点质证他的演讲，那不过是人家认为“君从中国来，应知中国事”，想听听他的看法而已。而张先生却从此积累了一腔怨气，立意开始搜集种种道听途说的传闻，投注大量精力，一连修改三个版本，进行那种“学术批评”。我的看法是，张先生有进行学术批评的自由，但没有以一些失真或虚构的“事实”为基础侮辱他人人格的权利。
末了还想给张先生提个醒，如果张先生有志再重新弄一个批评的新版本，还请好好想清楚：第一，哪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事情只是他“试想想”出来的但实际未曾发生的事情；第二，张先生如果想说明我犯了众怒，也不要紧，但请转述别人批评的时候，出示确切无误的文字依据。其他学者如果要对我进行学术批评，完全可以自己发言，用不着通过张先生的口来转述。因为大家都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各自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第三，如果要引证“《陷阱》及其拥护者”这个“山头”的罪证，也请指明是何人在何论著中说了什么，不要任意编造一些话加上引号就当作“《陷阱》及其拥护者”的“成果”全盘奉送，最后谨向公众声明：所有读过我文章与书并赞成文中观点的读者，我从来不敢斗胆将他们归于我的“拥护者”队列，并以这个“山头”的“山大王”自居。“《陷阱》及其拥护者”这个词的发明权、专利权及其荣誉全部永久性地属于张曙光先生。
（张先生在美国的经历见“原始版”与“经版”）
“人五人六”篇——答网上李某（附文两篇）
？ 邵燕祥
在这里向读者介绍两篇文字，都是原载《杂文报》的。一篇是《身后闲事谁管得》，作者李洪岩（载1999年3月30日）；一篇是《李洪岩文读后》，作者是我（载1999年5月21日）。李洪岩在他那篇里说了他想说的话，我在我这篇里说了我想说的话。读者朋友要看了两文才知话题的原委。
我当时说“作者李洪岩，不知何许人也”，后来人们告诉我，这是在中国社科院某所做研究工作的一个年轻人，写作或编辑过关于钱锺书的书，至少有一本曾因侵权受到法律追究。不过，那篇《身后……》算不得学术文章，我自然也不是在学术层面上与他讨论，我只是发表一点不许出语伤人的平常意见。
然而事情没有完。有人拿给我看一张网上文字，题曰《质邵燕祥同志》，署名也是李洪岩。洋洋五千言。通读之后，真是“胡同串子”骂街，大不类一位从事学术研究者之所为；考虑到网上既有真名实姓，也不乏匿名或冒名，在不能认定即是在《杂文报》上撰文的那一李洪岩之前，姑名之曰网上李某吧。
这个网上李某，劈头盖脸就谥我为蚊虫：“蚊子嗡嗡飞，是饥渴使然，叮上一口，那快慰劲就甭提了。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当个职业杂文家，开心是开心，但题目其实难觅；一天收不到百八十块稿费就饿得慌，咋办？挖空心思，钻头觅缝找话茬，一旦捕获，其施施然肯定和蚊子吮血一般无二。”这就是我这“职业杂文家”写作《李洪岩文读后》的动机了；结果如何呢？“一个人，土埋到大半截了，学术上思想上一无所成，与学术界隔膜如阴间之物，却靠小打小劫混个杂文家头脸，再专恃杂文家伎俩放泼，老物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还有“不过就是个舞文弄墨的文丐”云云。文丐不足道，却又说此人“与姚文元所玩的把戏同出一门”，与“张（春桥）、姚（文元）之帮如出一辙”。高抬了！小朋友不知道，那张姚贵至政治局委员以上，按照中国国情，邵燕祥安能与二人相提并论呢。
这些骂人的话，怎么解恨怎么说吧，不必理睬。顶多劝告他言语放干净些，犹如“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大小便”而已。
略可一提的倒有两件事：
一，我文中引用了《文艺报》上乌尔沁夫的一段话：“一九六八年开始，钱锺书家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那个网上李某，自称“我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对“文革”中事如数家珍，他把上述一事定性为“钱氏夫妇与邻居动手撕打”，指出“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对方不是别人，正是研究邵燕祥祖师鲁迅的××研究员。××是‘造反派’吗？同居一单元房子吵嘴打架，你邵燕祥未经任何调查研究，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钱锺书杨绛一方？太势利眼了吧？”但这个网上李某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他所说的××研究员一方呢？鲁迅是一回事，“研究”鲁迅又是一回事，其中不排除莫名其妙的人；正如钱锺书是一回事，而所谓“研究”钱锺书的人里，不也有李洪岩这样的吗？当年动手打钱先生夫妇的人，是否即为网上李某点名的这一位，我“未经任何调查研究”，姑以××代之。
二，这个网上李某，在长文最后说：“其实，这个邵燕祥，我不但知其人知其心，还有幸知其面呢。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国林风书店举行《往事与沉思》丛书座谈会，我作为该丛书的编委与会，却发现邵燕祥端坐在显眼的位子上。当时我就感到诧异，彼邵大杂文家邵大诗人没有史学论著呀，这会又非杂文家或诗人的麇集，怎么也人五人六大模大样像那么一回事？脸何以不红？心何以不虚？”“本来嘛，以杂文成家的，没有没有胆量到任何地方去‘夹杂’混混的雅兴的。”对不住，我一直不知道阁下是那套丛书的编委，我参加那个会并作了题为《史家之传》的发言，固然是出于对几位传主和作者的尊重（四本书分别是顾颉刚、谭其骧和何兹全、傅振伦四位历史学家的传记或自传），也不是背着丛书编委会且非要出席不可；但我想，即使作为一个读者，不请自来，到一个书店的“开架”会上坐下，听听，谈谈，又有什么心虚脸红的必要？
不过，这里标举“人五人六”一词，倒是此文一大贡献。我生北京若许年，“人五人六”所见多矣，这个地道的北京方言词语，则久未见人正式笔之于书。放眼看去，在国林风书店以外的“显眼的位子”上“端坐”的，“人五人六”之徒，何可计数，可惜都没有进入网上李某的眼界罢了。
看看标题：《质……同志》，令人齿冷。算了吧，“同志”？谁又知道你“志”在什么！
质邵燕祥同志
？ 李洪岩
蚊子嗡嗡飞，是饥渴使然，叮上一口，那快慰劲就甭提了。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当个职业杂文家，开心是开心，但题目其实难觅；一天不收到百八十块稿费就饿得慌，咋办？挖空心思，钻头觅缝找话茬，一旦捕获，其施施然肯定和蚊子吮血一般不二。
我那篇《身后闲事谁管得》原是感慨认知真理的困苦艰难，是想探找历史演变的模式或韵节，不料竟为饥痨痨的职业杂文家提供食物。拙文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杂文报》发表，照例挨了编辑的剪刀。不意招惹以写杂文而妇孺都知的邵燕祥同志青睐，《李洪岩文读后》便出现在五月二十一日《杂文报》的版面上。但见老邵头儿忽地从“杂文作坊”中跳出，风风火火，抡起水火棍劈头盖脸打将下来，却不料未挨到对方，倒闪了自家的腰！
他上来便说，拙文所引的那段《普希金秘密日记》，是他所没读过的，却断言这是一句“显然已成历史的话”。这“话”何以“显然”成了“历史”？未作任何交待。一个“显然”，一个脱离了文本环境的“没读过”，便成了他这篇杂文的转折点。
然而，一句“话”成为了“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这句“话”是“历史”上的人说的，抑或指这“话”只具有历史陈迹的意义而毫无现实价值？此类杂文家的杂文，确实给人“杂”的感觉——芜杂、嘈杂、混杂！然而，邵燕祥却标榜什么杂文“重理性和思辨”来着。不加证明和说明的“显然”一类修辞法就是他的“理性和思辨”！
“显然”之后，邵燕祥又来了个“似乎”──“似乎”李洪岩对邵某“所不知道”的卡沙诺瓦以及邵某所知道的柳永等“前人”“不胜艳羡”！好一个名教杀人！轻轻一个别有赏会、曲解歪解的“似乎”，便把李洪岩归入了“流氓”的行列！杂文家的修辞法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与姚文元所玩的把戏同出一门！
“似乎”之后，邵燕祥接着来了个“大概”──“大概”李洪岩“认定”“比尔·盖茨不看《杂文报》，也没功夫跟他打笔墨官司”。实则大可不必“大概”，完全可以“肯定”，因为，像《杂文报》这类专供邵燕祥们改造世界而“杂语喧哗”的搏杀阵地，创造文明的比尔·盖茨是绝对不会“看”的。但是，要说比尔·盖茨“没功夫”“跟”我“打笔墨官司”，“大概”倒未必了！他只须拿出其亿万家财的零点零零零几，就可以雇佣千万个擅长“打笔墨官司”的杂文家！而且，照邵燕祥的讲法，这些杂文家绝大部分掌握舆论工具──“如果从杂文作者群中剔除了现在和过去的新闻工作者，恐怕就要溃不成军了。”你邵燕祥何不将那《杂文报》寄比尔一纸呢？不必费事找人翻译，只须用盖茨发明的东西轻轻一点，李洪岩的“罪证”就会立刻现于这位世界首富眼下。
够了！邵燕祥继续在文中运用的“仿佛”、“如此这般”、“据说”、“又据说”、“有点”、“多半”、“大约”、“不知道是不是”、“呜呼”等等模糊字眼，还需要我一一点评吗？用了这么多模棱两可的修辞法，是要“立其诚”吗？然而，杂文家的积习如此，杂文家安身立命的诀窍在此，邵燕祥早就习而不察了。他要把自己装扮成真理的化身，把自己的职责规定为教训人类，却忘记自己也是无毛两足动物。
这不，邵燕祥在文章中两次承认，他根本就不知道李洪岩是“何许人”，又坦白不含糊地承认自己是“局外人”！换言之，对我们与杨绛在报章上公开进行的学术争论，他根本就一无所知，对我们所发表过的各式文章，他高贵厚重的眼皮当然也就从未稍稍一夹，所以招来二愣子式的质问：为什么不“把前因后果上下文交待清楚”？既然自知是“局外人”，何以不呆在一边晒晒太阳，跑来瞎掺乎啥？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邵某的另一篇文字垃圾《读钱锺书旧文》，也是恬不知耻却又气概飞扬地大叫：邵某“自知”于钱先生的著作“未取一瓢”，“至今还是头脑简单”。于是，我们看吧，他居然“头脑简单”得把钱锺书笔下一个相当于“笔者”意思的普通代词“我们”，不含糊地坐实为“一定是”钱锺书和杨绛！我在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下也读到过不少“我们”这个词，就从未想到那里面居然还包含了他老婆！一个人，土埋到大半截了，学术上思想上一无所成，与学术界隔膜如阴间之物，却靠小打小劫混个杂文家头脸，再专恃杂文家伎俩放泼，老物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
而且，邵燕祥在他有名的杂文里对全世界宣告：“杂语喧哗才是人间”，“杂文的生存状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标志着宪法中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然而，当有人出来“自由”“喧哗”的时候，燕祥同志震怒了，对“反权威、争平等的味道”不以为然了！对“公开撒谎”的“高高在上者”大加粉墨，做“道义上的声援”了！此时的邵，不仅全然背叛自己的信仰，而且变成了《山海经》里那个名叫山膏的动物，大声“呜呼”：杨绛先生也可以“咒骂”吗？“咒骂”杨绛的人又岂能不是“坏蛋”？看来，邵燕祥所说的“杂语喧哗”，就是许他“喧哗”，不许别人“杂语”！更不消说，邵燕祥还直挺挺地写过这样的话哩：“若想把哪一个人推向没落，推向停滞，推向失误，以至不可自拔，那就向他们一味地说好话、献谀词、唱颂歌，而把任何批评和忠言都叫作吹毛求疵或别有用心吧！”（《杂文作坊》102页）
这种自己扇自己嘴巴子一般的自我搏斗，对邵燕祥原属稀松平常。好在没人叫真儿，他许多矛盾的话也就可以照样印在同一本书里。譬如，他刚对孔孟之道叫骂了一阵，转脸便去夸赞某位前人具有“儒家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优良品格。难怪他要说，自己根本就做不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主观的爱憎压过客观的求实，更是人的劣根性。（同上95、101页）
邵燕祥自以为是“有人生经验的人”！怎样的“人生经验”呢？政治整人经验！看其杂文，会发现他对“四人帮”那一套深恶痛绝，批判起来口沫四溅，若不共戴天。这当然值得嘉奖。然而，多瞧几眼，不难发现他无非是用“四人帮”那套来批判“四人帮”而已。从思维方法上看，他玩的那套把戏跟“四人帮”真是惊人相似。别忘了，邵燕祥读得最熟的红宝书，是毛主席著作；最真诚的信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同上84页）。时代造英雄，一个打小就革人命并给人革命的人，一脑瓜子政治头脑是天赋的，心心念念无非革命，眼里笔下无非斗争。比如，我在文章中泛泛说了句“尊者长者”，邵燕祥分外眼红，政治斗争的弦立即绷紧，吼道：“可知自称幼者，毋乃过谦，自命卑者，多半也是‘唯卑贱者最聪明’的那路聪明的卑贱者吧。”用一个表示不确定的“多半也是……吧”，便把对方拉入了政治批判的行列。我的比杨绛先生年“幼”半个多世纪的“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