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使命 作者:[美]卡萝尔·卡特-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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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要比在芬兰好。
　　俄罗斯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在延安有两名代表。人们知道的是他们的中文名字，柯立（KuoLi）和孙平（ShengPing）。柯立的原名叫普罗申科（Proshenko）。孙平的真名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Vladimirov）。1944年时，他们分别大约为26岁和40岁。他们在两年前接替了原来派到延安的记者。尽管他们声称他们只通过重庆发送新闻，但他们雇用了中文翻译。他们好像收集了许多东西，像要去走私一样。中共的通讯顾问林迈可曾参观过俄罗斯人的住所，他说他们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只有一台接收器。
　　对于约翰·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来说，阿洛夫、弗拉基米洛夫或是普罗申科是否对毛泽东有特殊的联络任务好像并不重要。谢伟思不相信阿洛夫和其他俄罗斯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都不会说汉语，也没有〃中国通〃的称号，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好像也并不亲近。谢伟思后来说每个人都知道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派来监视的人，但他在很多年里都对中共当时做的一些事一无所知。例如，共产党在延安北部种鸦片，拿到日军占领区的城市进行交易，以换取药品和其他中共所需的东西。谢伟思本人也是直到1993年才听到这种商贸往来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时，在冈野进（OkanoSusumu）看来，俄罗斯人并没被给足〃面子〃或是身份。他是日本共产党员，这段时间里大都在延安。俄国人只在重大的社交场合才出现，那时他们只是一大群人中的一部分。除了一些从其他城市，如天津来的白俄罗斯难民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当成可疑的日本间谍来对待，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其他俄罗斯人会在延安出现。　

　
延安生活（9）
　　当杨照辉任〃迪克西〃团长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没办法穿过已经涨水的河，回到美国人的住所。结果他毫无准备地参加了俄罗斯人晚上的聚会。他们吃着精美的食物，有俄式的茶炊和白兰地酒。当杨照辉小口啜饮酒时，俄国人笑了起来，并通过一个翻译告诉他，他所做的不是苏维埃式的。他们解释说，苏维埃式的意思就是一口干掉杯中所有的酒。杨照辉说：〃那好吧，为了保持美国政府的荣誉，我就以苏维埃方式喝酒。〃他照办了。接下来是白酒，还是用平底酒杯，以苏维埃方式喝掉。后来还有法国白兰地。然后下起雨来，杨照辉和杨尚昆来到后者的窑洞。杨照辉觉得自己证明了美国人也不是娘娘腔的。
　　1946年1月7日，两架俄国飞机飞抵延安。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向美国人做出解释。美国人猜测飞行员住在共产党人的宾馆里。飞行员身上挂着漂亮的勋章，他们断然拒绝了让〃迪克西〃的成员给他们拍照或是给他们的飞机拍照。他们的飞机就停在前来接伊顿赴重庆与马歇尔见面的C…47的旁边。但当俄国人准备要走时，伊顿命令杨照辉到C…47里，透过一扇窗户把俄国人的飞机照了下来。
　　一次，一名厌倦了内战的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他的轰炸机叛逃到了延安，在机场着陆。共产党人用人力把他的飞机推拽到了一个山谷，试图把它藏起来。但几天后，一架战机飞来，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好几次，对飞机进行了猛烈轰炸。第二天一架轰炸机出现，绕延安飞行了几周，最后一次扔下了一串炸弹，但并没能成功摧毁飞机。中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合适的武器来回击这样的空袭。最后，中国人把叛逃者的飞机拆卸下来，以对它进行部分修理。
　　并不是每个来访的国民党人都不友好。1945年12月，一架载着国民党物资的C…47飞机带来了三个信箱。飞行员在中共的宾馆里住了一晚。晚上他们拜访了美国人的住处，看了一场电影。第二天，一架国民党飞机从西安飞抵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了欢迎。第二个月，一架国民党的P…40飞机轰鸣着飞到延安上空。当它经过居住区时，投下了由蒋介石签名的和平条款的宣传单。这些小册子就扔在居住区外面，在河边的空地上。人们蜂拥而至，去捡传单。
　　尽管关于〃迪克西使团〃的许多行动都尚在公开讨论中，但所有使团成员都认为它的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日本人杀害了空地救援组的亨利·惠特塞上尉。惠特塞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套营救坠落的飞机的系统。他在共产党的一个摄影师的陪同下，前往一个靠近敌人封锁线的地区。但当他们进入城镇后，发现日军的狙击手还在那里。狙击手杀害了惠特塞和摄影师。共产党试图找回他们的遗体，但没能成功，还为此牺牲了许多人员。共产党感到极度沮丧，不仅因为他们自己的损失和对惠特塞的崇高敬意，也是因为他们感到没面子，因为惠特塞是在共产党向他保证村子里没有日军时才过去的。卡斯伯格建议惠特塞绝不要在村子里住宿或休息，如果惠特塞听从了他的建议，本来是可以避免被杀害的。〃迪克西使团〃成员满怀悲痛地将他们的新食堂命名为惠特塞堂。
　　除了失去惠特塞和美国与中共关系恶化之后带来的不便外，〃迪克西使团〃很少经历什么令人不愉快的苦难。对于一个战时被派遣到遥远地方的使团来说，延安观察组的工作相对而言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有趣的任务。然而1946年5月杨照辉来到北平时却发现，尽管有〃迪克西使团〃驻在延安，北平的总部获得有关延安发生事情的情报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军事地图上显示延安的机场有20架中共的飞机，但事实上一架都没有。其他机场上也显示着这些根本不存在的飞机。北平的军方人士甚至不知道杨照辉驻在延安，这让杨照辉感到吃惊。当他们被告知他的任务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好像并不在意。杨照辉给他妻子写信说，北平满是大腹便便的上校们，他更愿意留在延安，在那里他是重要人物，远胜于在北平过奢华和便利的生活。那些参加过〃迪克西使团〃的人似乎都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领导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人与中共接触时受到的影响要大于他们曾经预料到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以一种他们没有选择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影响。　

　
第三章美军观察组的活动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当所有的协议都签署完，世界处于冷战之中时，关于〃迪克西使团〃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仍然存在。人们还有一些问题，例如〃迪克西使团〃的存在是否有价值，中国共产党是否由于〃迪克西使团〃的到来而做了一些在此之前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约翰·加佛（JohnGarver）所著的《中苏关系，1937～1945年》一书的观察结论是，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基本上是由美苏关系来决定的，因此毛泽东的对苏政策也与他的对美政策联系在一起。1944～1945年，很明显，如果毛不同意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他就不能实现打垮他的对手国民党的目标。毛需要在重庆和华盛顿之间挑起不和，以赢得华盛顿对延安的支持。加佛也提到，毛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可以使苏联与美国分离，确保苏联对延安的支持，然后在苏联的支持下反抗美国赞助的国民党政权。第一种策略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毛泽东操纵苏联对美国的畏惧心理的能力。因为美国当时在中国未被日本占领地区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毛最初采取了追随美国的策略。正如第一章中提到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礼待〃迪克西使团〃的原因。
　　共产党将〃迪克西使团〃看做是他们取得国际承认的第一步，承认他们控制了大面积地区，并有参与规划中国未来政治格局的权利。但使团建立后仅三个月，史迪威就被派任中缅印战区指挥官，战区被分裂，阿尔伯特·C。魏德迈任中国战区总指挥。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战区利益似乎在减弱，因此〃迪克西使团〃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随之改变了。但驻在延安的使团并没有因为事情的这些发展而明显改变他们的行动，因为他们正忙于各种任务和义务。
　　建立使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收集关于日军的情报。因此，延安的共产党人所捕获的日军战俘就尤其有价值了。美国人第一次见到日军战俘是在一个大厅里，战俘们以10人为一组，坐在桌子旁。他们大约有150人，都穿着共产党的制服。中国人并不把他们称为〃战俘〃，而是〃日本人民解放组织（JPLL…JapanesePeople'sLiberationLeague）〃成员或是〃日本工农学校（JapaneseWorkersandFarmersSchool）〃学员。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整个延安地区只见过一两个不属于这些战俘的日本人。
　　雷·克劳姆莱在他的9月28日的报告中写道，他审问过67名战俘，包括两位著名的日本共产党员冈野进（OkanoSusumu）和泽田（Sawada）。他对这两个人提到过关于把日本共产党员作为特工送到中国东北和日本的计划。他们讨论过需要花多少时间来训练特工，一名特工需要多少时间抵达中国东北和日本，如何选择合适的地点，需要收集什么类型的情报，以及通讯的方式。克劳姆莱与泽田谈到过把特工（可能就是泽田本人）送到日本的可行性和与日本地下党建立直接通讯的可能性。
　　共产党改变了战俘政策，在将日本战俘转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很成功。1938年，朱德将军下令要善待日军战俘。他们在争取赢得战俘的同情心的过程中不能虐待或是杀害战俘。这与中国通常对待战俘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在1940年他们也为此赢得了回报。当时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NosakaSanzo），也就是冈野进逃到了延安，在其后的三年里他隐姓埋名于此。
　　由那些已经转变的日军战俘向被捕的日本士兵传输共产主义时，这一理论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了。利用战俘来完成新战俘的转变这一策略开始奏效。在共产党控制的各个地区被捕后关押起来的日军士兵被送往延安。那些拒绝合作的牢固分子被留在〃休息室〃（resthouse）里，继续进行〃教育〃。美国人被告知有〃休息室〃的存在，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在使团成立十个月后，接替卡斯伯格的美国医生朱利叶斯·伯米朗兹一次有机会审问一个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战俘。这个战俘在一家东京医院实习了18个月后应征入伍，做了一名军医。他于1937年离开日本，1939年被俘。伯米朗兹与他谈话时他正负责延安的日军战俘教化学校。他与伯米朗兹讨论了医学问题。伯米朗兹得知，日本人的肺结核患者的比例极高。日本军队不招收感染肺结核的人，但医学体检并不足以检测出来，而胸透只在少数情况下起作用。在延安，至少有10％的日军战俘是肺结核患者。
　　尽管不止一个美国人与日军战俘接触过，但约翰·K。埃默森（JohnK。Emmerson）是被训练得最有技巧与他们谈话的人。与谢伟思、戴维斯和卢登一样，埃默森是国务院派到史迪威手下的。他在北缅甸战区时与作战情报处的宣传队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他考察了收集日本情报的方式，以及在缅甸、印度和中国利用日军战俘进行宣传的情况。他于1944年10月22日来到〃迪克西使团〃，与他同机抵达的还有约翰·戴维斯、《时代》周刊的白修德以及有吉辛治，有吉是作战情报处的美籍日本人，是埃默森安排他前往〃迪克西〃的。
　　埃默森和有吉到达延安后，骑着两匹毛发浓密的马，来到了〃日本工农学校〃。它坐落在一个山脚下，就在宝塔下，在山一侧的窑洞里。一路上，两个人都被马甩下来过，在回程时，他们先是丢掉了马，然后连他们自己也迷路了。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2）
　　即使有这么多困难，埃默森和有吉还是对学校充满热情。他们报告说，被俘的日军士兵大部分是农民，据称他们是最难被教化的人，因为他们显然是建立一个新日本的最狂热的拥护者。这些男孩公开宣称他们国家的恶劣状况，说那里局势动荡，人民吃不饱饭。在这些年轻人看来，日本人一直致力于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认为美国人杀掉日本所有15～50岁的男子，想要以此将日本人斩草除根。
　　除了一名有很长党龄的平民外，所有的战俘学员都使用假的名字。战俘们很热心地带他们参观学校。大部分战俘都只受过非常少的教育，而且军衔很低。他们中85％是列兵，只有五个人是中学以上学历；除了有两个中尉外，再没有一个比这军衔更高的军官了。7％的战俘是从战场上被俘的，其他的都是被遗弃的或掉队的士兵。中国人在学校举办期间发现了一些〃间谍〃，他们是日军派来渗透和阻止反战运动的士兵。共产党人告诉美国人，在善待和教化战俘后，这些特工通常都会坦白他们的间谍身份，并努力为集体工作，尽管他们中有一个人被关押了两年。
　　这所学校声称，它的目的是为了〃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增强他们的体力、能力和团结精神，以停止战争〃。学校的课程包括〃政治常识〃，这是一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经济与政治的初级课程，使用的是毛泽东、冈野进和其他人的文章。有一天当冈野进正在授课的时候，一些美国人出乎意料地走了进去。冈野进看上去有些狼狈，他很快把话题从马列主义转到了〃民主原则〃。
　　埃默森对〃学生〃们进行了民意调查，发现如预计的一样，他们对日本侵华和日本对美作战进行了谴责。他们相信日本将要战败。大部分人都希望，如果日本战败而不是战胜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到日本。他们的结论就是，从在延安的其他日本人那里听到的，以及八路军不杀害或虐待战俘反而善待他们的事实来看，共产党的想法并不都是错的。在埃默森看来，他们的答案反映了他们在延安的心理变化。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日本会战败，他认为他们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
　　埃默森通常都会带着有吉一起去见战俘。他们与战俘分别谈话，或是与一群战俘谈话。他们问战俘对战争的看法，他们为什么投降，是怎样投降的，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的未来。这一行为也是战略情报处抗日战争心理战的一部分。心理战也包括用日文写传单，用美国飞机将它们投在日军封锁线内。中国共产党也写宣传单，并与美国人交换传单。尽管共产党的传单带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中共与美国双方都传递了类似的反战信息。
　　戴维斯和其他〃迪克西使团〃的日裔成员都对冈野进印象深刻。戴维斯发现这位共产国际的前日本代表是一位非常睿智而有吸引力的人，他能说非常好的英语。但另一方面，冈野进却并没打动包瑞德。包瑞德也认为冈野进对他的看法可能也是一样的。因为不论是在冈野进的住处还是在学校里，埃默森与冈野进在一起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埃默森可能最了解他。尽管冈野进对〃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说英语，但他与埃默森在一起时常常用日语交谈。
　　1944年时，冈野进52岁。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
　　冈野进给了埃默森大量材料，其中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