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1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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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雪《读莎士比亚》第——篇标题之下还有一个副标题“同幽灵交流的事业”，开篇说：“人是无法同灵魂进行交流的。但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么一小撮怪人，他们因为对尘世生活彻底绝望，又不肯放弃生活，于是转而走火人魔，开始了一种十分暖昧、见不得人的事业。”王子哈姆雷特就是这样的人。“同幽灵的交流是一场革命，亡灵的出场直奔主题：它全副武装，让空气中溢满了杀气”。它对别人不感兴趣，单挑中王子，用王子的肉身作为寄托“造就王子的分裂人格”。按照残雪的分析，人心是一所监狱。“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内心的两个对立面的厮杀”。哈姆雷特说：“啊，从今以后，我的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在残雪看来高级的文学都是有层次的文学，“没有内在的层次，叙述就成为干瘪的俗套。”从这个意义上讲，《哈姆雷特》是艺术典范。这个作品“为世人启蒙”，不只是讲复仇，而且讲人性：“人的心是个无底洞，单凭理性，人不可能窥见它的秘密。在那个无底的黑洞里，勇敢的探寻者凭蛮力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往往能意外地创造出文学上的奇迹。”在《读歌德》篇里，残雪的文学分析理念一以贯之：“人物身上的丰富层次几乎没有止境，任何一劳永逸的把握都是不可能的。”《读卡夫卡》虽然用了跟《哈姆雷特》一样的子标题“同幽灵交流的事业”，然而作者承认《审判》给她的感觉是：“读完全书，我们陷入一种深深的困惑之中”。我承认我是连残雪的卡夫卡笔记都没读出个所以然：“人可以追索、叩问，但不能从单方面下结论，它是一股能动的力，由两股相反的力合成……”K的死并不能给活的我的思索以答案。现代小说的复杂神秘源于现代人性的复杂神秘：“我们心中都有一座城堡，它们的形态各异。诗人心中的城堡是什么模样呢？”家乡教堂的塔楼有崇高的目标和明朗的意向，而此地的塔残破不堪，没有自信，让人感觉荒唐，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生活经验得出的印象是准确的，是朴素的真理。城堡是凡人的产物，有着种种俗气和缺陷，“这缺陷使我们忧心忡忡，羞愧难当。”
残雪认为把《神曲》、《浮士德》和卡夫卡的《城堡》从时间上连接起来就可以看出人类艺术精神发展的轨迹。现代派文学在残雪看来在古老的《圣经》里就有了。“这条地下的文学的河流随着外部世界的变迁或强或弱，但从未消失过。”每隔一段时间，文学巨人就会在不起眼的河里掀起巨澜。《神曲》描述的是艺术家拯救自己灵魂的过程；歌德的《浮士德》是但丁精神的另一个“全新版本”；“《城堡》是更为复杂的、现代人精神生存的诗篇。”生命的幽默本质在史诗中被夸张到极致。跋涉在天堂路上的人的脚印闪着永恒的光。艺术家的人生在这里变成时刻跟自己过不去。“自觉地生活在刀锋上的诗人，代表全人类揭示着人的真实处境，其高贵的感知风度久久地感动着读者的心，激励着他们在黑暗的夜里孤身启程。”在残雪看来，假如读者想进入艺术家的世界，“就必须也懂得一些心灵的魔术”，这样才知道迷宫的构图，否则阅读印象和结论都不可靠。“浑身长满毒疮，坐在炉灰里挣扎的约伯的梦，正是我们人类做了几千年的那个痛苦的梦。没有这个梦，我们将只能停留在野兽的阶段。”
今日听君歌一曲
■ 朱伟一
在所谓学者中，有很多注释学者，还有烹调学术拼盘的学者，只谈马尾巴的功能，只有注解，没有思想。但《黑白方圆》一书的作者蔡定剑教授不是这样的学者，收入《黑白方圆》中的文章都与我们平民日常生活很贴近，如：《发展经济不能无视生命》、《谈司法中的理性与人道》、《传媒与司法》、《国债的忧虑》和《政府不应该维护垄断》等。
《黑白方圆》是一本法学家的随笔集，是重量级选手的轻剑巧击。国内现在是法学家到处乱跑，自封为法学家或被误认为是法学家的人到处乱跑。美国的法学家大多是宪法学者，因为宪法学者大多考虑权利和权力方面的大事和根本性的问题。合同法、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学者只称专家，不敢自称法学家，因为他们研究的主要是枝节问题，而且经常是在替剥削阶级和权势者效劳。试问，有哪一位公司法专家或证券法专家是在为小股民鸣冤叫屈的？很少，几乎没有。而且从一种更深广的意义上说，我们有没有法学家的群体还是一个问题。我以为，一个民族必须先有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历史和哲学也是道行很深的两门学问，我不敢妄加评论。但说到文学家，随便拦住街上一位过路的人，我想他大约都会说今天中国并没有文学家。没有文学家的地方会有法学家？很难。
尽管我们没有法学家的群体，但个别的法学家仍然会顽强地出现。我以为，定剑是少数称得上是法学家的学者。定剑是研究宪法的，而且由本科、硕士至博士，二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在研究宪法。定剑早年从军，又长期从事立法工作，有许多感悟和心得。我以为，法学家必须有心得，不能简单地炮制学术拼盘。定剑也是有理想色彩的人——真正的法学家应该永远不失理想色彩，理想就是对完美和善良的追求。定剑是“文革”后考上大学的，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志趣向上的年代，一切都是可能的，精神追求远重于物质享受（生活上也要求舒适，但绝不追求奢靡）。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是半个思想家——那是我所见到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二十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如梦一庭空絮”，我们多数已经变得很物质了——求田问舍，红男绿女。而法制、法治成了许多人的游戏口号和敲门砖，但定剑还是在那里孜孜不倦地研究宪法和宪法精神。
近几年来学术掮客不少。有的贩卖美国的观念，最近一段时期来，听说美国的波茨纳在我们国内比较走俏。有的兜售德国的《民法典》。德国的法学不同于美国，德国曾经重民商法，轻宪法——所以希特勒才得以上台？德国的法学家主要是民法专家。这些学术掮客鱼龙混杂，辨别检验一位学者是不是真正的法学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具有并表现出对弱者同情，同情并关心弱者的权利。律师长袖善舞，铁石心肠并无大碍。但法学家和法官必须具有同情心（真正的法官也首先是法学家）。不管你是以波茨纳的传人自居还是鼓吹本土化，我们都要看你有没有这种同情心。定剑有这样的同情心，《黑白方圆》一书的内容包括：“对一些地方屡屡发生大火烧死打工者事件作出深刻的法律分析并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对匆忙、草率的住房私有化方案提出批评”，还有“对北京市大搞环城建设的质疑”。
目前国内法学界空谈成风，从理论到理论，在空中架设无数的阁楼。就连那些开口闭口本土化的法学家们也避开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首先，我们这里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判决几乎没有。第二，我们法院的判决书短而又短，看了让人不得要领，而且就连这样的判决书也很难看到。法学不是玄学，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黑白方圆》一书中的文章大多是对事实的叙述和讨论，是对法律实践的一种探讨。这也是《黑白方圆》一书的另一个功用：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事实注脚，可以在学术文章中很体面地加以引用。
“独抱清高，顿成凄楚。”寻求真理的道路经常是孤独的。我知道，在没有法学家群体的地方作为个体法学家发出微弱的光芒是孤寂的，而且经常是痛苦的。但高尚的心灵大多是孤寂的。光辉思想很少出自大学的学术殿堂。英国作家格兰姆·格林（Graham Greene）说的很好：“因为无人可以言对，所以他才那样的雄辩，或言辞犀利如刃，洞穿世事，或苦情重诉，叫人潸然泪下。”
有的同志看不起写短文的朋友，但他们学术文章句子死长，一逗到底，有时连逗号也不用，绕来绕去，让人越看越糊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定剑不同，短文写得好，学术文章写得也很好，所著甚丰，其中有些称得上是力著。1992年至2003年，定剑所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已经出到第4版。
我以为，法学家应该写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短文。法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工匠，一个文字匠，能够明了、清楚、简洁地说明自己的思想或想法。定剑文笔流畅平实，决没有时下某些学术权威的冗长句子。文字的美首先来自思想的美。乔治·桑塔雅纳（George Santayana）是十九世纪哈佛大学的一位美学教授，他在其《美感》（TheSense of Beauty）一文中提到，人们认为美好的东西总是相对长久的。在其《解释诗歌和宗教》（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and Re…ligion）一书中又说，美学感官与道德感官是密切相连的。我以为《黑白方圆》一书中也有这种相对美好和相对长久的东西——这就是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关怀。
“知也无涯，忧也无涯。且趁新晴看落霞。”我们这个时代是比较急功近利的时代，也是比较现实的时代。自准备学法律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不以宪法为专业。为什么呢？因为宪法这个专业很难挣钱，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在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时代，没有钱似乎也就偏离了正确路线。在这个人欲横流的年代，出于良知的努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但即便是在被迫肉体“三陪”的时候，即便是在被迫精神“三陪”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也仍然向往纯真美好的感情。我个人坚信，人类总是向往真诚、善良和宽容的，而这也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黑白方圆》就是这方面的努力。只要我们人性未泯，善良的声音总会唤起我们美好的感情。“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就是我读《黑白方圆》一书的感觉。
（《黑白方圆》，蔡定剑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版．25．00元）
“画书皮子的”诗人曹辛之
■ 万 宇
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文人的全面参与，无疑给出版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人文理想，使传统出版业的“书贾”“书坊”气逐渐转变成为更具文化气息的现代文化商业。与此同时，书籍装帧艺术领域也出现了新气象，西方的书籍装帧艺术受到普遍地重视，并被大量应用；设计者博采众长，百无禁忌地进行着书装艺术的探索。丰子恺以漫画制作封面堪称首创，影响深远。陈之佛坚持采用近代几何图案和古典工艺图案，形成了独白的艺术风格。张光宇、丁聪、廖冰兄、余所亚等漫画家，黄苗子、郁风、新波、梁永泰等（版）画家们积极参与书籍装帧的实践，为刚刚脱离传统样式的现代中国书装艺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散发出清新的气息。另一显著的特点就是，现代文人对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的所做的积极尝试：作家等文化人直接参与书刊设计。倘若溯源，不能不注意到1909年2月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无论是从封面（包括图案的选用、书名的横排），还是扉页、版式、版权页都令人耳目一新，似乎标志着书籍新形态的出现。鲁迅、闻一多、叶灵风、倪贻德、沈从文、胡风、巴金、艾青、卞之琳、萧红等都亲自设计过封面。无论是否学习过美术，他们深厚的文化修养都为书装设计带来了浓厚的书卷气。他们以自身的装帧实践阐释、解析着中国现代书卷之美，“始终没有忘记装帧设计中的民族化方向”（钱君匋先生语）。
在这一阶段中涌现的很多装帧艺术实践者大都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如曹辛之先生名字就是与“诗人”和“画书皮子的”相联系。曹辛之对于书法、篆刻、竹雕与书画装裱等都有很深的造诣；作为诗人，他1942年编辑普希金诗选（《恋歌》和《高加索的囚徒》）在桂林和重庆出版，并与人合办《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他的笔名杭约赫取自劳动号子的谐音，出版的个人诗集包括《噩梦录》（1947）、《火烧的城》（1948）和《复活的土地》（1949），成为〃lgt十年代的重要诗人之一。”1981年结集出版的《九叶集》中收入他的十四首诗。
曹辛之在抗战胜利后，主持与臧克家等合办的星群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业务，出版《森林诗丛》，办“诗人之家”，编印全国新诗书刊目录，报道诗歌读物的出版情况。建国后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术研究会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书籍的装帧设计，在中国版协和中国美协联合举办的历次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中，均有作品参展获奖，如《郭沫若全集》、《新波版画集》等获整体设计奖或封面设计奖。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上，由他主持设计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获装帧设计金奖。他还出版有《曹辛之装帧艺术》、《曲公印章》（篆刻作品）等作品，而且是书籍装帧艺术界获得“韬奋出版奖”（第三届）的第一人。
曹辛之的早期装帧作品多为诗集，他的设计风格清新而富有诗意，多为36开本和46开本，如《北望园的春天》“清丽隽秀，连美术字也趋向纤细典雅，自成风格”，与早期诗人清丽易感的特质相符。
呵呵你热爱那路，现在
你的路，在我们的脚下
生命的意义，为了征服
它，你已尝到最初的蜜
——曹辛之《最初的蜜》1948年
诗人尝到了“最初的蜜”的甘甜，也在他的书装艺术实践中用色彩与版面继续着他的诗行。在当时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书籍装帧是对设计者运用色彩、字体、书法、篆刻艺术等综合技能的全面考察。而曹辛之在对开本的选择、色彩的调配、版面的设计等整体驾驭中，表现出诗歌般的抒情和音乐般韵律感的特点。钱君甸先生这样评价：“他的书籍装帧非常清新静穆，一点也不哗众取宠，一条线一块色都经过他的构思、安排极其妥帖，而且有生气，他的书籍装帧整个儿是一件珍珠宝贝，说他恬静又不恬静，说他鼓噪又不鼓噪，真是恰到好处，表现的东西都被搞得服服帖帖，一眼看去，仿佛都是他的思想感情的流露，彻头彻底的流露”（《想起了曹辛之》）。
诗歌中的很多技巧被设计者应用到书籍装帧之中。“留白”，是将诗歌的简练应用在装帧艺术中。曹辛之设计的许多封面没有绘画，也没有画出来的线，往往只有书名等文字与特定色彩的巧妙结合。构图简练，色彩淡雅，没有繁琐的设计，不常用强烈的色彩。设计简练但并不显得单薄。他注重整体设计，封面、开本、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