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文集-观察中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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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国家政治问题和决策也采取同样的回避态度，他们所广泛讨论的只是那些已决定了的政策（过去，群众不许参政，现在，他们仍非常谨慎）。谢尔说，中国人情愿讨论那些“已解决的问题，而不愿议论正在议论中的问题”。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能成为新闻议题，只有那些定死了调子的，尤其是和党的路线相符的问题，才能放心大胆地讨论。这就像对老影片的情节了如指掌，却总看不到新奇之作出现。我们意识到，这些纸张、印刷术和书籍的发明者以及官员考核者，很早以前就学会了等待官方的既定教材，而不是口头上就时事随便发表不成熟的看法。谢尔总结说：“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恰恰是他们最难进行的。中国人大谈批判权威思想……但他们在权威面前却显得非常驯服，几乎不敢轻举妄动。”
谢尔在大寨的一家商店里，遇到一位“下放”劳动的果树专家黄先生。他很有头脑，谈吐风趣。谢尔和他交谈得很愉快，并要求再次安排与他交谈。那天晚上，他没去看电影，在家里写作，准备睡觉。突然，头顶上的灯亮了，一位负责干部告诉他，他与黄先生的会谈被取消了，并说，既然谢尔病了，第二天可呆在家里，不用出门。谢尔意识到，他太好问了，“总想单独活动，而没完全遵守规定好的日程安排”。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在人民共和国》（纽约，蓝登书屋，1977 ），发表于1977年5 月12 日的《纽约书评》以及谢尔所著的另一部著作《警惕这些外国客人：中西冲突》（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81年），发表于1981年4 月16 日的《纽约书评》。
13 江青：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许多记者发现在中国大众身上有许多个性却很少有个人主义精神，而罗克西恩·威特克在江青身上却同时发现了这两种品质。作为一个公认的汉学专家（曾在宾汉顿、斯坦佛、芝加哥和伯克利等大学从事研究），威特克为研究中国的妇女运动，于1972年7 月来到北京。江青把她看成女埃德加·斯诺，花了6个小时向她叙述自己的经历。但威特克遇到了麻烦：那些记录稿只译了个开头，便没下文了。幸好，她与江青在广州做过一个星期马拉松式的交谈，并做了大量记录，拍了许多照片。在此后一年中，又得到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中国官方告诫江青不要接受此次采访，可她仍坚持，并想让人为她写本传记，记录她30年代在上海舞台和电影界、40年代在延安，特别是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写毛的英雄传奇时进展顺利，而威特克的传记则较为冗长，叙述也不明晰。《江青同志》是一本装潇精美、篇幅很长的著作，书中收有珍贵的照片，是一本有价值的编年史，并列有人名、专有术语和研究批注。在江青当政10年倒台后6 个月，《时代》周刊发表了该书简介。无论失望还是振奋，批评家们都不能否认此书的独到之处，但要确定其中的史料价值尚需一定时间。
首先，有关江青生涯的记录是一份不完整的政治文献，真实的成份只占江青隐秘经历中的一小部分。试想，“新政’，① 的历史依据，只是基于国会记录和哈罗特·艾克斯片面的回忆录！江青的传记虽经过周恩来及其他一些人审阅，但它所记录的，显然只是个人的经历而不是就如何评价过去所做出的集体判断。书中未提及被江青清除的四人集团（周扬、田汉、夏衍和阳翰笙）； 他们在她之前垄断着文化界的大权。江青没有直接或间接谈论权势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未就她签署或立案的决定做任何评论。此书不像《赫鲁晓夫回忆录》那样根据谈话录音编写，而是在1972年将江青的口头叙说和回忆，通过翻译由罗克西恩·威特克录音，然后由威特克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编辑而成。录音里有两个声音，但把江青的话加上引号显然不恰当。作者只是把她记录的江青的话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加以评论。因此，读者只能跟着作者的思维走。
① 指1933年罗斯福实行的新政——译注
江青成了反党叛徒，人们可以想见江青如何用秘密形式对北京的前领导人口诛笔伐。处在更为开放和多元世界，试图揭开中国政治之迷的美国人，无疑将感谢罗克西恩花费大量心血编写了江青的故事，尽管其可信度值得怀疑。
简言之，江青的早期生涯是在贫困艰辛中度过的，她想当女影星，后来参加了革命。1933年她19 岁时加人共产党。她并不了解这一组织，但她在上海从事着危险的共产主义地下工作。当时，她只是一个名叫李云鹤的女演员，后来，成为影星蓝萍。她说在1933年被国民党关押了8 个月（现在这成为她的一条罪证），后来经一个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系的外国人交涉才得以释放。
1937年8 月，她带着这一革命历史来到延安，取名江青（淡青色的大河）。毛泽东当时44 岁，很快对她发生兴趣，不久俩人就结婚了。江青丰富的城市经验弥补了毛由农村背景带来的不足。她在23 岁时就有了充分的女权主义思想，并且有足够的精力了解毛的农民生活方式。1947年至1948年内战期间，她一直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住在农民的茅舍中，还要经常夜行军，以牵制国民党军队。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使她的健康受到很大伤害（得过肺结核、癌症、肝肿大等）。50年代，她几乎一直病魔缠身，不得不先后四次到苏联治病疗养。她只是在50年代末，才以一个领导人的面目出现在党中央和历次运动的舞台上。
江青最终是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倡导者踏人历史舞台的。她曾参与土地改革，1959年回到上海，并从1962年开始在表演艺术界抨击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残余。“她使主席相信，必须在文艺界确立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地位，以控制意识形态（她为此与毛争论了好几年）。”她认为中国的文化生活与经济和政体不同，尚未清除解放前的余孽。
江青试图建立革命的教育、艺术和文学的文化上层建筑的努力，起源于4O年代毛在延安所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设想和方法。但如威特克指出的：“独裁的政治统治和独立的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永远是不可调和的。在毛统治时期，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被简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毛的正确路线……和与他对立的错误路线。”简言之，毛用政治上的思想改造来说明，“在认识上与他相左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他个人的不忠”。这一逻辑同样为江青所用，她在30年代不为党的文化委员们所赏识，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到60年代，她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30年来，他们一直控制着文艺界）。
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起草了关键性的文件，开始改革京剧，并很快公开露面，甚至发表讲话，成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军队的文化顾问，最后，在1966年成为引导整个运动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1969年，她达到权力的顶峰——当上政治局委员，负责所有文化工作。她本人只有8年学历，其中包括5年小学。她使大学关闭了5年，停止了非官方书籍和电影的出版、发行，主持创作了8 部革命样板戏。这种人物形象黑白分明、男女主人公战胜敌人的模式化的样板戏统治了全国的舞台。英雄人物总是紧握双拳，意志坚定，双目炯炯有神，正气浩然。这种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1976年10 月即毛去世后一个月他的遗孀被捕以前，一直支配着整个文艺界。
如何评价江青在历史中的作用，取决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外国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多持贬义。我们从照片上见过狂热的青年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宝书。毛动员这么多青少年红卫兵，为的是肃清党内官僚主义。但在这之后，几百万红卫兵被疏散到了农村。这些混乱最终有何收益呢？
我们美国人对毛发动的第二场革命迷惑不解，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传统的无知。在古代，一切组织形式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幸的是，毛所追求的要把中国大众引人现代生活的那种平均主义，与鼓励由中央控制的大众交流技术恰好一致。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的平等，并未减弱人民对最高权威的需要。因此，与过去儒家用孔夫子的教条管理约束老百姓相比，一党专政可以更为积极主动地操纵政治和群众。
共产党认为杰出人物产生于广大群众之中，江青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赢得群众的信任并且领导群众，是革命者的最高职责。如毛月成兑：“只有虚心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如果他自认为是群众的主人……群众就不需要他。”话虽如此，中国仍实行独裁政治，而且，这个管理8 亿中国人的庞杂的精英政府，近期内不会改观。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谁能说江青搞的模式化的样板戏在中国大众中不是有效的？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材料，来全面评价江青当政的10年。
就目前而论，有个结论是明确的：一个被选出来用平均主义统治大众、维持现政权统治的杰出人物，不可能拥护外国资产阶级的民权信条。在我们敲响对华政策的人权之鼓以前，需要从文化差异中找出共性，并寻求共同的基础。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我们的自由大概更接近放纵。我们应该承认，双方都不能成为彼此的楷模。让我们共同来研究人类的生存问题吧。
此篇评论的是罗克西恩·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5 月12 日《纽约书评》，题为《毛夫人与群众》。
14 1976年的危机起伏与“毛周时代”的结束
＇1976年l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受周保护的邓小平代总理被免去官职。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两年后，邓重新上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中国的政治使我们迷惑不解，它同样也迷惑了中国人自己。代总理邓小平被免职就是一个例证。过去，皇帝仅仅为显龙威，可以今天罢免重臣，明天又让他官复原职。帝王政权是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为官者总是感到忐忑不安，官职越高，突然被罢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毛主席作为当时的最高领袖，继承了这种不可预知的帝王性格。
当然，中国政治也常因我们的无知而使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我们必须清楚，中文书面语比语音字母文字具有更大的威力。任何事一旦落实到书面，就会比仅凭口头表达严肃得多，因为文字及学识的魅力，给中文书面语增添了力量。在19 世纪，想发动一场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官员或胡作非为的传教士的运动，其方法是张贴布告，召集人们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会，此后的事情就容易办了。今天的大字报和墙报，就是这一古老习俗的直接后裔。
我们必须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逝世给中国人带来的创伤。不幸的是，中国深奥难懂的政治语言使人感到费解。首先，中国仍处于悠久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1912年中国末代皇帝退位时，毛泽东已经是个青年人。1976年7 月，就在毛逝世前两个月，中国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和一位天子的死是如此巧合。毛抱怨对他的个人迷信，但我怀疑他是否会避开它。在这样一个有2000年独裁历史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实行了如此长时间的统治，无疑给这个国家和社会留下阴影。中国长达10 天的悼念活动，使我们想起对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追悼活动：在那段凄渗的时间，连商业广告都停止了。中国因为没有商业广告，其电视、广播系统所受的干扰相比之下就少的多。要对此做进一步比较，还要看看我们因失去全国崇拜的领袖亚伯拉罕·林肯而经历的悲哀。拯救了联邦的伟大解放者林肯，在美国当政只有4年，而统一中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则在位达27年之久。除他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最高层人士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另外，中国人更多地依赖道德品性和人际关系，而不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立领袖。福特先生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成为总统。他在华盛顿所做的一切证明，我们的宪法是以法律程序为依据，而孔教信仰者和毛的追随者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它有碍于真正的道德。因此，中国在更换领导人时显得比我们更脆弱，更不安全。天子只有死了才退位，周总理和毛主席亦是如此。
但为什么邓小平受到攻击？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回答。首先，人们认为他失去了他的保护者周恩来。邓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是周把他从屈辱中解救出来。1 月8 日周恩来的逝世，对中国和我们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周在他去世前的25年中，一直是政府最高层决策人之一。周恩来年轻时到过日本，随后又到法国留学，而毛则从未出过“家”门。周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国访问，足迹遍及欧、亚、非很多国家。从更广义上看，周还是一位杰出的调解人，他不仅平息了一系列争吵，还在毛领导下保持着中间地位。
4O年来，毛、周关系的关键，是周对毛的忠诚。在外交领域，周恩来创建外交部，选派了大批驻外人员，除此之外，他总是避免出现党内派系。20年来，刘少奇的地位一直仅次于毛，在党内居第二位。刘对城市无产阶级组织和工人运动更有经验，而毛则擅长农民运动。刘在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他“第二”的位置被当时的军队领袖林彪所取代，后来林彪神秘地死在了一起据称是刺杀毛的未遂行动中。当时，周一直稳坐第三把交椅，从未有任何争权夺利的迹象。可是，周1973年患癌症后，邓小平很快作为代总理，接替了他的位置。
邓受到以毛为后台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家的激进分子的抨击，这并不难理解。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随着道德复兴与技术进步以及“红”与“专”之间冲突的激发而发展。这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两重性。古代孔夫子的信条是：人是有理智的，人的行为可以因教导、规劝以及学习以往的榜样得到改进。结果，孔教的改革家们接连不断站出来谴责官僚阶层的腐化堕落，甚至进谏皇帝。他们常引经据典，很像那些用国旗裹身斥责亲共或亲外倾向的美国的“爱国市侩”① 。他们表现得非常正直，使官员们胆战心惊。
① 以爱国为幌子而谋私利的人。——译注
当革命来临时，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异常正直，就能在中国获得意外的成功。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传统继承人的今日官僚组成了党派和政府来完成现代职责，扩大生产，从而把中国从贫困落后中解救出来。但另一方面，道德更新是革命的本质，毛泽东主张用不断革命来更新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他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领导了整个运动。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创举，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目标。1973年，邓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对此毛的感情是复杂的。
从更深一层讲，美国观察家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实际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不关心政治；我们也不要忘记，由有文化、有身份的人组成统治阶级来管理中国的一切事物，是中国最为牢固的传统之一。总之，中国在唐朝就确立了科举制，而西欧在此几百年之后才有印刷的书籍，才开始寻求合格的官员，这意味着，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