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8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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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的段吴合作计划被吴佩孚以大义拒绝了，而这一拒绝也就意味着吴政治生命的结束。对于这一结局，吴佩孚坦然处之：“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望瓦全也。”
吴佩孚败后，奉系张宗昌扬言要取他的头，吉田力劝吴人住日本租界，吴佩孚再次拒绝，他说“战败而逃人租界，偷安一时，全与余平生主张相反，且有辱国家体面，尤为余所不取。纵余不幸玉碎于此地，亦毫无托庇租界以谋瓦全之心。”
吴佩孚晚年曾就此作了一首自挽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尤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借、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这一挽联已经不是言志之作，而确实是吴佩孚对自己的盖棺论定。在接下来的1939年，吴佩孚以拒绝日本人的劝降，而被日人杀害，以生命之终结实现了他平生的玉碎之愿。
历史研究讲求“知人论世”，但要做到这种“同情之了解”何其困难。反倒是当时代的人最能体味他的时代，因为没有一个“隔”字碍着。后人读史，往往易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官方之评判为评判。定性为正面人物的，则仰之弥高而唯恐不及；划入反面人物阵营的，则鄙之弥低而唯恐不能。要避免这种理解之障，不妨读读当时代人物的互评，尤其是英雄们的互看。透过历史人物对手的眼光来看历史人物，也许更为真切。因为，毕竟只有英雄才真正识得了英雄。
不走运的马谡
■ 黄朴民
马谡在历史上算不上是大人物，可是知名度却很高，一部《三国演义》的小说，一出《空城记》的戏曲，使得他以纸上谈兵、胶柱鼓瑟的形象定格在历史的天幕上，植根在人们的心目中，整个儿眼高手低、夸夸其谈的滑稽角色，就和当年那位一手葬送赵国四十五万大军的纨绔子弟赵括一个模样。俗话说：“时来天地共努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马谡可真够倒霉的。
其实，马谡虽说不是什么英雄，可至少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史称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这决不是不着边际的胡吹瞎捧。诸葛亮刚刚接手蜀汉的军政大权，就遇上了南中地区大闹武装叛乱，焦头烂额，急火攻心，其中的滋味自然可想而知。这时候，是马谡的二十一字真经——“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使得诸葛亮茅塞顿开，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点化顽石、收服其心，顺利平定南中地区，而且没有一丝半毫的后遗症：“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从根本上稳固了蜀汉政权的战略大后方，为日后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仅凭这一条，马谡已是功在社稷、勋高天下了。这一点，是后代修史者也不敢否定的，如奉曹魏为正统的习凿齿，就称道马谡为“俊杰”，认为诸葛亮因街亭之败而杀马谡，是大大的错误，说街亭之败，责任主要不在马谡，而在诸葛亮本身，是他私心偏爱、“任人唯亲”，才“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结果让马谡为缺乏经验（我看，主要还是运气）而付出代价。
不过，街亭之败毕竟是马谡人生的一大败笔，说来说去，还是马谡不够走运：三十九岁第一次荣膺方面大任，独当一面，便遇上了最强劲的对手，号称曹魏“五虎大将”之一的张邰，如同当年赵括不幸地去和“战神”白起对垒似的。“姜是老的辣”，张邰他既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又骁勇善战，指挥若定，这番光景马谡何曾见识过？棋逊一着，缩手缩脚，这一仗马谡胜算的机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更为糟糕的是，马谡读过《孙子兵法》，岂止是读过，而且是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兵法上所教的战术原则，马谡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所以，当面临与劲敌一决生死的紧要关头，他便免不了心动手痒，跃跃欲试，总想尽平生之所学，同对手周旋一番。这本来是属于习惯性思维的驱使，Jb理学上叫做下意识的反应，合乎逻辑，无可厚非，可这么一来也注定了马谡的霉运当头，灾星高照。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现在马谡终于凡事由自己来拍板定夺了。他的招术其实也挺简单，就是把主力部队统统集中起来，开进到街亭一侧的山头上安营扎寨，以逸待劳，就等着敌人送上门来挨揍。马谡的想法比较单纯，兵法上不是说“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嘛，好的很，咱们便“依样画葫芦”就是了，到时候居高临下，呼啸进攻，杀他张邰一个片甲不回，一了百了。
兵法是死的，可人是活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兵法运用自然也应当是不拘一格，高明的指挥员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若夫离法而合法”。即能根据敌情、我情的不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马谡毕竟是初出茅庐，少不更事，对自己的军事素养过于自信，以至“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这样，岂不是正中了张邰将军的下怀。
仗当然是打得稀松平常，一点悬念也没有。曹魏大军蜂拥而至，张邰挥舞帅旗，一声令下，三下五去二，便把马谡屯兵的土山给围成铁桶一般，水泄不通，再把水源一切断，这一下，马谡便什么招都玩完了，不但没有出现他所预期的“凭高视下，势如劈竹”的场面，反而是自己一方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张邰于是乎“恭敬不如从命”，轻松愉快地占领了战略要地街亭。诸葛亮“进无所据”，无可奈何，只好“退军还汉中”，他惨淡经营许多年才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虎头蛇尾、无疾而终了。当然，等着马谡本人的，也不会是好果子，他失魂落魄、灰头土脸逃回大营，便让诸葛亮给砍了脑壳，正了军法，也算是对打败仗作出一个交代。
不过，这么一来，马谡在历史上便永远不得咸鱼翻身。而更不幸的是，马谡还成了一个箭靶子，代天底下所有读书人受过。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反智的传统，用老子的话讲，便是“绝学无忧”。大伙儿表面上口口声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骨子里对知识究竟有多少看重，却是值得大大打上一个问号的。所以，汉武帝奉劝霍去病好好学兵法，霍去病却大摇其头，不以为然，“顾其方略耳”，学那些劳什子兵法做甚么！（毕竟是武将，粗人一个，直来直去，实话实说）。对读书人，大家心里其实并不感冒，所谓“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实际情况的写照。可见，读书越多越蠢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文革”之时最为流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是有悠久传统的。
平日里，文弱书生不招谁惹谁，别人也找不出什么茬子，只好忍着满心的厌恶，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等着瞧笑话呢，“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只要你一朝有什么闪失，那么你尽管放心吧，我担保什么样的石头都会朝着井里扔，一直把你砸扁压烂为止，还要再踩上一只脚，让你永生永世不得翻身。
马谡很可怜，浑浑噩噩，稀里糊涂，一失足摔到这口黑咕隆咚的大井里去了。他在街亭这么一败，害得自己赔上了小命不打紧，牵累了天下读书人跟着他一起倒霉才是大问题！这下子，诸位看客们可算是逮着读书人的狐狸尾巴了：马谡他不是熟读兵书吗？不是“好论军计”吗？不是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大有“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式气概吗？可你瞧瞧，真让他去办点实事，不就全露怯了，非砸了锅不可。志大才疏，言不及义，满腹经纶，花拳绣腿，可不都是那些读书人的通病，光有理论顶个屁用，关键是要能实干，会办事。所以，读书人应当守自己的本分，去做专家学者，而不该这山望着那山高，幻想“挥斥方遒”，去充当什么领导，免得邯郸学步，到最后只好爬着回去。可见，马谡的落魄，的确害得天下读书人丢人现眼，长时间里说话都缺了中气。
可是，再往深处想一想，似乎又觉得事情有些不大对劲。兵书读得多而最终误了大事的，历史上好像并不太多见，你掐着指头数了又数，不也只能举出赵括、马谡等寥寥几个吗。相反的情况是，知识越多越聪明，好像更在理：读兵书多而成就大事者不乏其人，读书人统兵御敌而建功立业者也比比皆是。袁崇焕不是正儿八经的文进士出身吗，可就是他当年把宁远保卫战打得有声有色，让不可一世的后金八旗雄师栽了跟斗，叫苦不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不也是原汁原味的读书人吗，可又有谁敢说，他们的军事指挥能力欠火候，否则，怎么能把占有东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给灭了呢！即便是“赳赳武夫”出身的吕蒙，还不是听了孙权的劝告，潜心问学，熟读兵书，方才“学问开益，筹略奇至”的，在日后收复荆州的战争中，“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杀得号称“万人敌”的关羽没有半点脾气，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
所以，如果你拿出赵括、马谡的例子，来证明读书人迂腐疏阔，不堪大用；那么，我就可引用袁崇焕、曾国藩的故事，来证明读书人担当统帅才是理想的选择。这笔墨官司永远也扯不清楚。我不讳言，读书人当中是有像马谡这样做事教条的人，但是他们只是异数，只是极其个别的特例。拿少之又少的个案来给读书入画脸谱，定角色，那是地地道道的“以偏概全”，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时至今日，这种习惯性思维是得改一改了。不然，读书人没有活动手脚的空间，自早到晚枯坐在书斋当中，缺乏站到前台操盘演示的机会，这恐怕不能不说是属于一种人才资源的浪费，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即使原本有本事的读书人，也会“忍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优哉游哉打发日子，“渐磨圭角人中年”，变成光滑滑、圆溜溜的皮球，到那个时候，他们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百无一用了！
“奇思妙想”的复古主义
■ 刘东超
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蒋庆先生以其独特的言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被一些人视为当代儒学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人物。最近，由其论文连缀而成的著作《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出版了。通读这部著作之后，笔者产生了强烈的讨论和评价的愿望。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本著作确实提出了某些富有启发的观点；另一方面，这本著作也存在大量需要辨析的问题。而且，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种有趣例证，有必要进行多角度的深入解读。
自十九世纪晚期开始，中国学术受到以西方为主导的近现代世界文明潮流的深刻影响。也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学术主要是各种路向的现代性作用的结果。这就使中国学术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教条”，比如，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民族等都是这样的现代性“教条”。须说明的是，我们指出这些观念属于现代性“教条”并不意味着对它们持批评态度，更不意味着当代中国不需要这些观念（实际情况恰恰是，当代中国社会急需这些观念的真正实践），而是想说明，这些现代性观念在很多学人那里成为不能施以一丝“碰撞”的“宝贝”，成为判断、衡量一切的标准。这实际上会缩小我们的思想空间，妨碍我们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反思历史和设计未来。虽然在近现代中国文化中存在对于这些现代性“教条”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主要来自宗教界（比如，佛教界的陈健民等人对科学有过批评），在世俗学术界很少有人开展这样的批判，反之，却基本上接受了这些教条。难能可贵的是，蒋庆在《政治儒学》中对于某些现代性教条表现出某种反思精神。
比如，蒋庆认为：“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而不是‘人类价值’。”站在中国儒家文化的立场上，“就不如此肯定赞成这些价值，因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着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个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第348页）还有，蒋庆认为这些西方价值与儒家价值“永远都不可能会通融合”（第349页）。我不知道学界同仁读到这些“奇思妙论”的感觉是什么。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蒋庆站在传统儒学立场上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这些批评是合乎儒学思想实际和比较逻辑的，他在此肯定儒家理想的社会状态和价值内涵，且批评形式化的西方制度和价值内涵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作为一种工具价值也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处。从理论实质上说，蒋庆这是以传统来批评近现代（他认为是“西方”），由于传统社会朴素的、相对的整全性使人保有低水平的全面性，而近现代则由于科层分化及工具层面的过分膨胀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和异化，在看不到从传统向近现代演进必然性的理论条件下，以传统来批评近现代就具有某种理论可能性和“道义性”。正因为如此，本文肯定蒋庆对这些现代性价值的批评有其自己的某些道理。在这些现代性价值成为中国学界“教条”的情况下，这些批评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反思我们的理论底线和思想范式、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具有某些启发价值。而且，蒋庆敢于公开对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今天人类绝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提出批评，确实也表现出某种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这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但是，蒋庆的这段话也存在着价值取向和论证逻辑方面的重大问题，这是笔者（大概还有其他一些学界同仁）觉得“偏颇荒谬”、“不可思议”的原因。简要来说，在价值取向上，蒋庆过分褒扬传统价值的理想层面且贬低近现代现实价值，没能看到传统价值一旦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而产生的各种各样问题，没能充分理解近现代价值的现实有效性和演进的可能性，没能看到从传统价值过渡到近现代价值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论证逻辑上，蒋庆实际上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方式在否认或降低自由、平等等现代性价值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在后文中蒋庆有更为清晰详细的说明，见第366~374页等处）。其暗含的比较方式是：在中国社会需要的维度上，儒家理想比西方近现代现实价值更适用于中国。可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结论，以己之理想比人之现实的比较方式是合理和公平的吗？
尽管蒋庆的这些说法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教条”确实具有某种意义，在他的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