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马斯洛-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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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先克（Crookshank，97）的文章是我所知道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了医学诊断所涉及到的那些问题。心理学家们将会更加熟悉许多精神病学家对待他们病人的那种严格的分类学的态度。
陈规化的技巧
一般说来，标签化的一个主要的有利之处就是，只要一个人把问题成功地置入某一范畴之中，随之就会自动出现一套处理这一问题的技巧。这还不是标签化的唯一理由。一位医生在处理一种已知的、虽然治不好的疾病时比在处理疑难病症时常常感到更为轻松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把问题置入某一范畴中的倾向时背后潜藏着很深的动机。
如果一个人以前曾经多次处理同一问题的话，那么适当的机器就等于是加满了油，随时都可以运转起来。当然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问题的习惯性解决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列举它的一个好处，这就是，一个人做事情时可以轻松自如一些，可以节省精力，可以有一种自动性，照顾到自己的偏好，不会感到焦虑不安，等等。而主要的坏处则在于，一个人由此而失去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发明创造性，就是说，习惯通常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即人们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成静止的世界来加以对待。
关于陈规化思维技巧的后果问题，路金斯（Luchins）对Einstellung＇调整＇所作的那些有趣的实验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实例（279）。
陈规化结论
这一过程的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大概就是合理化（ratlonaliza…tion）。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起见，这一或类似的过程可以作如下界定，即人们事先就有一个现成的观念或不可逃避的绪论，然后再进行大量的思想活动来支持这一结论，为它找出证据来。（“我不喜欢那个人，于是我就为此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种活动其实不过徒有思想的外表而已。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因为它不顾问题的本质得而出了自己的结论。皱眉头、激烈的讨论、竭尽全力去寻找证据，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掩人视界的重重烟幕，其实思想还没有开始，结论就已经命中注定了。人们还常常连这种思想的外表都不要，他们甚至懒得去做这种好象在思想的姿态，光是相信就够了，这比起合理化来更省事。
所有心理学家都知道，一个人完全有可能按照他们一生中的头十年所获得的一套完整的观念来生活，这套观念也许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哪怕是细微的改变。的确，这样一个人也许智商很高，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思想活动，从这个世界中选取哪怕是零星半点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现成观念。我们不可否认，这种活动间或对这个世界也十分有用，但心理学家们似乎都明显地愿意在生产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与最熟练的合理化活动之间照字面上划分一道区别。合理化活动常常使人对真实世界熟视无睹，对新的证据无动于衷，使人在感知和记忆时发生歪曲，丧失掉对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的适应能力。与这样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现象相比，与思想停止发展的其它些迹象相比，合理化活动偶而有的一些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合理化活动并不是我们所能举出的唯一的例子。当一个问题仅仅刺激了我们的各种联想，使我们从中挑选出那些最切合这一特殊场合的联想对，这同样也是标签化。
标签化思维看上去好象与复制性学习有一种特殊的相似性或关系。我们上举的三种类型的过程可以十分容易地当作习惯话动的特殊形式来加以处理。这里明显地牵涉到与过去的某种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不过是从过去经验的角度来对新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解决的技巧而已，这种类型的思维经常都等于是在漫不经心地处理和重新安排以前获得的复制性习惯和记忆。
整体动力性的恩维（holistic—dynemic thinking）更明显地是与感知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与记忆过程相联系。明白了这一点，它与标题化思维之间的区别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225，465）。整体思维所作的主要努力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感知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的内在本质，正如维台默（Wertheimer）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465）中所强调的。卡塔那（Kotona，225）认为这是一种“在问题中感知其解决办法的努力。”每一问题都是由于其自身的资格和特异性而被仔细考察的，简直就好象人们以前从未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一样。这种努力是为了搜寻出问题的内在的Per se＇真实＇本质，而在联想思维中却是为了发现这一问题是怎样与人们以前曾经经验过的问题相联系和相类似的。④
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在整体思维中从不利用过去的经验。人们当然要利用过去的经验，关键在于人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经验的。这一点在上面关于所谓的内在学习（即学做你潜在地是的那个人）的讨论中已经描述过了（311a）。
毫无疑问，联想思维确实会出现。但我们所讨论的是，究竟哪一种思维应被当作中心、范式或理想的模式。整体动力学家们的论点是，思维活动，如果它具有什么意义的话，应该具有发明创造性、独特性和天才性这样的意义。思维是一种技巧，凭借着它，人类能够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而这又意味着，思维必须不时地与已经得出的绪论发生冲突，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如果它与一种思想的Status quo＇现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就成为习惯、记忆或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的对立面了，这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从定义上说就必须与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发生冲突。如果我们过去习得的东西和我们的习惯运转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种自动的、习惯性的和熟悉的方式来进行反应。这就是说，我们用不着进行思想。从这一观点来看，思维可被看成是学习的对立面，而绝不是一种学习类型。夸张一点说，思维可从界定为一种突破我们的习惯，忽略我们的过去经验的能力。
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所显示的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动力学方面。这就是它那富有特征的大胆冒险精神和勇气。如果这些词语在这里不是十分贴切的话，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胆怯的小孩与一个勇敢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胆怯的小孩必须紧紧地倚靠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者安全、熟悉和保护；而较为大胆的小孩则不然，他们往往更加自由地去冒险，能够远远地走出家门。那种与胆怯地紧抱着母亲相似的思维过程就是胆怯地抱住习惯不放。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几乎是多余的，就象说“一个思想着的思想家”一样——在冒险越出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突破Einstellung＇调整＇，能够摆脱过去，摆脱习惯，期待，学习，惯例和习俗、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人的观点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人士的建议而形成的。这类实例比比皆是，它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陈规化结论。它们一般都被看成是健康人性中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表现了某种轻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种与之非常接近的东西，这也许更为确切一些。当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一类观点主要就成为一些过分焦虑不安、过分传统化的和过于懒惰的人（一些没有主见的，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人，不相信自己观点的人）对一种没有组织结构的情景的反应，而这种情景没有固定的参照系。
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半都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总爱斜着眼睛别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自己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一些从别人那里拣来的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了相信自己。
这样一种认识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教育何以远远不能达到其预定目的。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乎从不努力去让人学会直接观察现实，相反，却让人戴上一副预先造好的完整的眼镜，借此去观察世界的每一个方面，确定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喜欢什幺，应该赞同什么，应该感到什么有罪。一个人的个性很少能够得那充分的发挥，也很少有人鼓励他鼓起勇气，以自已特有的方式去看待现实，破除迷信。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高等教育中，各种陈规化倾向也触目皆是，我们可以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这些课程表中，不管一门课涉及到怎样变化不定，难以言说和神秘莫测的现实，都被一视同仁地安排为三个学分，而且更为奇巧的是，这些课都不多不少正好上十五周。它们就象橘子一样被齐一地分为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门类。这类标签不是从现实中得来的，相反，它们是被强加到现实上去的。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平行教育制度”，或者可以称为人文教育，这种教育制度旨在纠正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端。
所有这些都再明显不过了．但对此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不那么清楚了。许多人在考察了标签化思维之后都极力推荐这样一个措施，这就是让学生逐渐摆脱标签的束缚，学会去关心那些新鲜的经验和那些特殊具体的现实。在这点上，怀特海说得很对：我个人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就是，它们过分关心思想的分析活动以及公式化信息的获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应去加强那种对个别事实进行具体评价的习惯，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注意不到这些个别事实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之间充分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各种抽象的阵述，而这些抽象的陈述却完全忽略了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目前我们的教育把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对少数几个抽象概念进行透彻的研究。另一方而对其余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则相对减少了一些。我们的教育程序过于迁腐了。学校的普通训练按理应该引导年轻人对事物进行具体把握，应该满足他们做具体事情的热望。在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分析，但这种分析只要描述出各个不同领域中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在伊甸园里，正当是先看见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却与此相反，儿童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见它们。
这样的专业训练只能触及到教育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的重心在理智上，其主要工具是印刷成文的书籍。但专业训练显然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的重心应该落在直觉上，应该避免与整体环境的分离，其目标是尽可能少地对整体进行分割，而去对整体进行直接把握。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那种一般性，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直接评价。（475，284…286）
人们都普遍承认，理论的建立意味着选择和拒斥，而这又意味着，我们必须期待一种理论把世界的某种方面弄得清楚一些，而另一些方面则无须弄得那么清楚。大多数非整体论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一套一套的标签或门类。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设计过一套所有现象都与之恰相熨贴的标签，疏漏的地方总是在所难免。有些现象介于各种标签之间，有些则好象可以同时归于好几个不同的标签。
而且，这种理论几乎向来就是吸引人的，因为它强调了现象的某些性质，认为这些性质比别的性质更为重要，或者至少是更值得注意。这样，所有这类理论，以及其它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去除掉或忽略掉现象的某些性质，也就是说，容易遗漏掉部分真理。由于有这样一些选择和拒斥的原则，所有理论就难免仅仅对世界持一种部分的、独断的和偏颇的看法。这一切理论即使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们对现象和世界得出一个完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些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体会不到一种经验的全部主观丰富性，相反那些在艺术和情感方面十分敏感的人则常常能够体会到。很有可能我们所谓的神秘经验正是这种对特殊现象的所有特征进行充分掌握的绝好的和极端的表现。
通过对比，我们上面的这些考虑就揭示出了特殊化的个别经验的另外一个特点，这就是它的非抽象的特点。但这与戈尔德斯坦所说的具体并不是一回事。当一个大脑受损的人具体地行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能看到对象或经验的全部感官特征。他所看到的只是由这一特殊情景所决定的某一特征，而且他也只能看到这一特征，例如一瓶酒就是一瓶酒．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可能是一种武器、装饰，不可能用来压纸或者灭火。如果我们把抽象活动定义为一种选择性注意，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无数特征中的一些而不及其余，那么，戈尔德斯坦的病人可以说都在进行抽象活动。
如此看来，把经验进行归类与具体评价经验、利用经验与欣赏经验，以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与以另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在所有这些活动之间显然都存在着某种差异。在那些专业心理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相反，那些研究神秘体验与宗教体验的学者们都众口一词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阿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rley）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认识在形式上日益发展成概念性的，日益变得有系统起来，认识中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功利的内容也骤然大增。但是人们原来的那种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却会出现某种退化，人的直觉能力也会变得迟钝起来，甚至会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就被抵销了。”（200，Ⅷ）。
但是，直接的欣赏评价并不是我们同自然的唯一关系，事实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在我们与自然的所有关系中是最不紧迫的，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危险就对它们进行百般非难，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理论和抽象概念所提供的好处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从交流方面来看，从对世界的实际控制方面来看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有责任向各方面研究工作者提出规劝的话，我们或许要这样来提出我们的规劝；知识分子，科学家等人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他们的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们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