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马斯洛-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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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儿童在他们生活的第二年，经常在同一个地方玩耍，而且是彼此独立地玩耍，彼此互不干扰（73）。即使在这些儿童中间出现了某些自私的或进攻性的相互干扰，这也绝不同于发生在十岁儿童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因为他们彼此都没有意识到对方。如果一个儿童从另一个儿童那里将一个玩具硬抢过来，这种行为与其说象成年人的自私的进攻，还不如说象一个人拚命从一个盖得紧紧的箱子中把某样东西拽出米。
一个主动的幼儿发现母亲的乳房被从他嘴里拽出来，于是拚命大喊大叫；一个三岁的儿童还击惩罚他的母亲；一个五岁的小孩尖声高叫：“我真巴不得你死”；一个两岁的儿童不停地动拳头打他刚出生的弟弟；所有这些都与上面的情况相同，我们都不能把小孩当作成年人来对待，我们也不应该象解释成年人的反应一样来解释他的反应。
大多数这类行为，如果放到儿童的参照系数中从动力学观点来加以理解的话，可能都必须当成反应性的行为来加以接受。这就是说，这些行为都极有可能出于失望、遭到拒绝、孤独以及那种害怕失去尊重和保护的心理，换句话说，都是出于他们的基本需要受到阻碍，或者出于他们感到了这种受阻所带来的威胁，而不是由于他们生来就有一种仇恨或伤害的冲动。这种用反应来对行为进行的解释是否说明了所有破坏性行为，而不仅仅是大多数这样的行为，我们目前拥有的知识——或者无宁说我们知识的缺乏——还不允许我们立刻作出判定。
人类学材料
对各种材料进行的比较研究可以借助于民俗学而得以扩充。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对民俗学材料作哪怕是匆匆的一瞥，就会向有兴趣的读者证明，在现存的各种原始文化中，敌对、进攻或破坏行为的数量是不定的，从 0％到几乎100％不等。象阿拉伯西（Arapesh）这样的部落就十分温和、友好，一点也不表现出进攻性来，以至于他们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才能找到一个愿意抛头露面的人来主持他们的仪式。很是在另一个极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象恰克亲人（chukchin）和多杜人（Dodu），他们内心中充满了仇恨，以至于人们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才能阻止他们的互相残杀。当然这里所描述的都是从外部观察到的行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作为这些行为的基础的各种无意识冲动．所有这一切据可能与我们所能见到的大异其趣。
我曾直接了解过一个印第安部落——北布拉克福特（Northern BLackfoot），因而在这点上还有点发言权。我对这个部落的了解尽管还是不充分的，但却足以直接使我确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破坏行为和进攻行为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这个部落的固定人口是800人，在过去15年里他们中间仅仅发生过五次打架斗殴的事件。我是用我所掌握的所有人类学手段和精神病学手段去寻找他们社会内部的各种敌对的行为，这些敌对的行为与我们更大的社会比较起来确实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在气质上就是友好的，而不是恶毒的，他们平常的闲聊起着传播新闻的作用，而从不对人说三道四、漫骂诽谤。魔术、巫术和宗教几乎无一不是为整个部落的利益服务的，都用于治病救人的目的，而从不用于破坏、进攻或复仇。我在这个部落逗留期间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对我有丝毫恶意或者敌对的表现。儿童很少在肉体上受到惩罚，这个部落里的人都蔑视那些残酷对待自己的小孩和同伴的白人。他们即便在喝酒之后也较少表现出进攻性来，借着酒劲，那些年老的布拉克福特人往往变得更加快活、直率，对一切人都更加友好，从不撒酒疯或与人斗殴。所有那些例外都是确确实实的例外。这一部落里的人一点也不软弱，北布拉克福特的印第安人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十分强健，自尊。他们只是容易把进攻看成是错误、可怜或疯狂的罢了。
其实，人并不必然都象美国社会中的一般人那样，更不用说象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的人那样富于进攻性或破坏性。来自人类学方面的证据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身上的破坏性以及那些恶毒或残酷的行为看成是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或威胁而产生的继发性的和反应性的后果。
一些理论的考虑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们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这就是，破坏或伤害是一种继发性的或派生性的行为，而井不是一种原发性动机。按句话来说，人的那些敌对行为或破坏行为实际上总是有一定原因的，都是对另一事态的反应，都是某种产物而非初始的源泉。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破坏行为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某种破坏性本能的直接的和最初的产物。
在任何这类讨论中，我们可以作出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本能与行为之间的区别。行为是由许多力量共同决定的，内部动机只是其中一种。可以简略些说，任何关于行为决定的理论都必须包括以下至少三方面决定因素的研究：（1）性格结购，（2）文化压力，（3）直接的情景或领域。换一句话来说，对内部动机的研究只是任何对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研究所涉及到的三个领域中的一都分。有了这样一些考虑，我就可以把我的问题重新表述如下；第一，破坏行为是如何被决定的？第二，破坏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是某种遗传的、先定的和特定的动机吗？这些问题当然仅仅在一个先验的基础上才能一下子得到回答。所有可能的动机合在一起，本身都并不能决定进攻或破坏的发生，更不用说某种特殊的本能了。必须把文化总体牵涉进去，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直接的情景或领域也必须加以考虑。
我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人的破坏行为有如此多的来源，以至于谈论某种单一的破坏驱力都是荒谬的。这一点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某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扣除道路上的障碍时，破坏行为偶然也有可能发生。婴儿在努力拿到远处的玩具时往往不会注意到他正踩着别的玩具（233）。
破坏行为可以作为对基本威胁的伴随反应之一而发生。因而任何使基本需要受挫的威胁，任何对防御或应付系统的威胁，任何对一般生括方式的威胁都容易引起焦虑…敌对的反应，这意味着，在这类反应中经常都会发生敌对的、进攻性的或破坏性的行为。这归根到底是防御行为，是某种反应，而不是为进攻而进攻。
对有机体的任何损害，对有机体退化的任何察觉都有可能在不安全的人心中引起类似受到威胁的情绪，因此都有可能引起破坏行为，例如在病人大脑受损的许多病例中就是如此，在这些病例中，病人疯狂地努力通过多种多样孤注一掷的措施来支持他那摇摆不安的自尊的需要。
有一个造成破坏行为的原因通常都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没有被忽略，也往往被表述得很不准确。这就是对生活采取的独裁主义（303）的态度。如果一个人非生活在森林中不可，而在这森林中动物都分成两群，其中一群动物能够吃掉他，另一群动物则又能够被他吃掉，那么进攻就成了明智和合乎逻辑的事情。那些被描绘为独裁的人肯定都经常无意识地倾向于把世界看成是这样一个森林。这些人遵循着最好的防御就是痛快的进攻这一原则，因而就会无缘无故地对人拳打脚踢。对东西进行大肆破坏，而这整个反应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且有当人们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为了预防他人的进攻时，整个反应的意义才会显露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防御性敌对的众所周知的形式，
施虐…受虐的动力学现在已经分析得相当透辟了。人们普遍认为，某种看上去十分简单的进攻行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动力因素。这些动力因素使得那种诉诸某种纯粹的敌对本能的做法看起来过于简单化了。这种情况同样也适合于那种想要支配他人的势不可当的冲动。霍妮和其他人所进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这个领域内，求助于本能分析是没有必要的（198，448）。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强盗们的攻击和义愤填膺的正义之士的防御从心理上来说是不一样的。
上列这个表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扩充。我举这几个例子是想说明，破坏行为常常都是一种征兆，都是一种导源于许多因素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持一种动力学观点，他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这些行为源于不同的因素，但表面上却有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动力心理学家并不是一架照相机或一台机械的留声机，他不仅想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想知道事情为什么发生。
临床经验
心理疗法的文献中所记载的通常的经验就是，暴力、愤怒、仇恨、破坏欲、复仇冲动等等实际上大量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即使不是明显可见的，也是掩藏在表面底下的。或许有人会声称自已从来没有感到过仇恨，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病理学家对此都不会严肃对待的。他会毫不迟疑地断言这个人只是抑制或压抑了他的仇恨。他会期待着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现这种仇恨的情感。
但是，自由地谈论一个人的暴力冲动（而非把这些冲动实施出来）往往能够起到一种净化的作用，能够减低这些冲动的频率，清除掉其中的神经质的、不现实的因素，这也是心理疗法中常有的经验。成功的疗法（或者成功的成长与成熟）的一般效果总是大致相当于我们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种情形：（1）他们远不象一般人那样经常地体验到敌对、仇恨、暴力、恶意和破坏性进攻；（2）他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愤怒或进攻，但这种愤怒或进攻的性质却常常转化成了义愤，自我肯定、对被剥削利用的抵抗和对非正义的愤怒，也就是说从不健康的进攻转化成了健康的进攻；（3）比较健康的人似乎都远远不是那么害怕自己的愤怒和进攻，因此当他们表现自己的愤怒和进攻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暴力有着对立的两极，而不仅仅具有一个方面。暴力的反面可以是不那么强烈的暴力，或者是对暴力的控制，或者是努力不做暴力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暴力中存在着健康与不健康的两极对立。
但是这些材料却并未解决我们的问题。弗洛伊德及其忠实的追随者认为暴力是出自本能的，而弗洛姆，霍妮及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则认为暴力完全不是出自于本能。了解一下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极富教益的。来自内分泌学、遗传学等等的材料
任何一个想把目前所知道的关于暴力来源的一切材料会聚在一起的人，也必须去挖掘内分泌学家们所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
情况在低等动物那里相对说来又是比较简单的。毫无疑问，性激素和肾上腺以及大脑垂体激素明显地对进攻性、支配性、被动性和野蛮性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因为所有内分泌腺都共同地起着决定作用，所以这些材料中的某些材料就变得非常复杂了，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处理。但这些材料却万万不可忽略过去。有证据表明。雄性激素与自我肯定、搏斗的意愿和能力等等有关。另外还有些证据表明，不同的个体分泌出不同比例的肾上腺和非肾上腺，这些化学物质与个体的搏斗而不是与临阵逃脱的趋向有关。关于这一问题，心理内分泌学这一交叉学科毫无疑问会告诉我们大量的东西。
来自遗传学的材料，来自染色体和基因的材料明显地与这一问题有着特殊的关联。例如，最近有人发现，具有双重男性染色体（双重男性遗传基因）的男子差不多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暴烈。这一发现本身就使得纯粹的环境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了。在最和平的社会里，在最完善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有些人仅仅因为自身的遗传因素就会是十分暴烈的。这一发现当然会使人重新注意到下面这一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即男性，特别是青年时期的男性是占需要一些暴力昵？是否需要某种东西或人来与之搏斗，与之发生冲突呢？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不仅成年人是如此，甚至婴儿以及幼小的猴子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内在地被决定了的，抑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被内在地决定，只有留待将来的研究者去研究了。
我还可以提一下来自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语义学、各种病理学、政治学、神话学、心理药理学以及其它方面的材料。但我们无需更多的材料就可以作出如下结论：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都是经验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些问题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当然来自许多领域的材料也使得各方面学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通力合作，共同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上面这一随便取来的材料标本已经告诉我们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观点，告诉我们不要把破坏性要么完全归之于本能、遗传和生物命运，要么就完全归之于环境、社会力量和学习。遗传论和环境论之问的争端早就应该结束了，但却至今尚未平息下来。决定破坏性的因素显然是多元的，在这些决定因素中我们必须把文化、学习和环境都包括进去，这即使在今天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另外，下面这一点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生物方面的决定因素也起着基本的作用，虽然我们还没有把握确定它们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即使退一步我们也必须承认，暴力之所以不可避免，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的本质，即便只是因为人的基本需要时刻都会受挫，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事实。我们知道人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造出来的，即暴力、愤怒、报复，是基本需要受挫所产生的习以为常的后果。
最后，我们毫无必要在全能的本能和全能的文化之间进行选择。本章阐述的论点已经超越了这种两分法，并且使之成为不必要的了。遗传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就人来说，绝大多数证据都表明，确实存在一些生物或遗传方面的决定因素，但在多数人身上，这种决定因素却是十分微弱的，而且还是零星片断的，是一些残杂和碎片，而不是在低等动物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完整的本能。人是没有本能的，但看上去他却的确有着本能的残余、“似本能需要、内在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这些微弱的似本能倾向是好的、人们所期望的是健康的，而不是邪恶的。人们把它们从灭绝殆尽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巨大努力是可行的和有价值的，而且这的确是一种健全文化的个主要功能。
第十章行为的表现部分
在阿尔波特、沃纳（werner）、安海姆（Arnheim）和沃尔夫的著作中，已充分明确了行为的表现性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性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①
当代心理学因为过于实用土义，所以放弃了一些本来对于它关系重大的领域。众所周知，由于心理学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耐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高兴、爱、愉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很少有发言权，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