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马斯洛-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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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这可能显得与前面的陈述矛盾。前面的陈述指出，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的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不管听上去是否符合逻辑，它却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现实。实际上，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这完全支持弗罗姆的论点，即，自爱（或不如说是自尊）与爱他人是协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他关于个体性、自发性、自动化的见解也是中肯的（145）。
15．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而在最低的需要层级上，心理治疗几乎没有任何效用。例如，心理治疗不能止住饥饿。
16．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饥和渴的躯体感与爱相比要明显得多，而友爱则依次远比尊重更带有躯体性。另外，低级需要的满足远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可触知或更可观察。而且，低级需要之所以更有限度，是从它们只须较少满足物就可平息这种意义上来说的。我们只能够吃这么一点食物，然而友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
上述区别的一些后果
上述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第二，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一样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等理论一道，一直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以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们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充其量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我们可以到举几种如下。
1．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识和意动的两分法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而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的存在和界限是依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识的，如果认识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是无用的，并且必须抛弃。
2．许多古老的哲学难题现在必须重新对待了。它们中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建立在对人类动机生活误解基础上的假难题。例如，这可能包括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昵？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一样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
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快感理论就显然需要改正。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
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会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本能生活对立物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3．伦理哲学家有许多东西要从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中得来。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象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我们怎能继续相信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楚而彻底地认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是首先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地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容许等等。在责任的严厉声音与享受的轻快呼唤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更少。
4．我们的文化概念以及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必须沿着R·本尼迪克特称之为“协同作用”的方向改变（40，291，312）。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314，315），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
5．认识到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这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值，或试图从经典和启示中找到它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成为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它珍视什么）。
6．对这些基本需要的一个研究表明，虽然它们的性质在一个显见的程度上是类似本能的，在许多方面它们却不象我们如此熟悉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类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爱、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提防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
7．我们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必须大大改变。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意味着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这样一种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狮子而是理解为羔羊，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憎恶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会将它们禁锢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来衣之内。
8．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有力，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也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给予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以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9．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合肉体和精神，天使和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但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5）．
10．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growth values）。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317），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 现象之所以丑恶还因为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
第八章精神病病因与威胁理论
前面已经对动机概念的要点进行了阐述。这一概念包含着理解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的性质的一些重要启示。
几乎所有旨在解释精神病是如何引起、如何持续的理论，都极其严重地依赖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挫折和冲突两个概念。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却并非如此。某些冲突也同样导致病态另一些却也并非如此。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要想解开这个谜，则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
剥夺，挫折和威胁
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犯将人分割开的错误。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拆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决不会是一个人的一个部分。
记住这一点，便会明显地看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剐。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有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是对于人格，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个体的生活目标，他的防卫系统，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实现，即对于他的基本需要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有通常归于一般挫折的许许多多后果（通常是夸人不快的后果）。
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间接的，象征性的价值。这样，某个被剥夺了他想要的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但另一个被剥夺了冰淇淋卷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洪淋卷不光有着内在的价值，而且还可以是心理价值的承载物。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只是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那同一种名称，即挫折——其它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所作为特征的挫折，来称呼都值得怀疑。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它基本需要时，将它剥夺才会产生通常归于一般挫折的种种恶果。
即某些种类的动物中，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很清楚地证明一个物体的这种双重意义。例如，已经得到证明，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是充饥物，同时也是一种支配地位的象征。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他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攻击。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这一点，他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就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性表演；这仿佛是说，“我只想要这块食物充饥，我不想向你的支配地位挑战。我乐意服从你的支配。”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般人的反应都是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勃然大怒。但如果他确信这一批评不是一种攻击或是对他的排斥，那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而且甚至可能会对它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成千上万个证据来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304，313）。
对于这一区别的忽略，在精神病学界里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混乱。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升华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吗？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没有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决定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它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在一个很严重的意义上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意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408）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烦恼，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孩提时期不可避免的剥夺通常也被认为是具有挫折性的。断奶，限制排泄，学走路——实际上，每一个新的调整层次，都被认为是通过对孩子的强制而实现的。在这里，单纯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分再一次要求我们谨慎从事。对那些完全信赖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进行观察，证明他们有时可以令人惊异地对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泰然处之。如果一个孩子并不把这些剥夺看成是对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的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很少起挫折作用。
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它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单纯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后果经常是由其它类型的威胁所引起的——创伤，冲突，皮肤损伤，严重疾病，现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临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这将我们引向了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做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在它身上交错的那两个概念有用：（1）对于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2）对于人格，即对于基本需要或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应付系统的威胁。剥夺的含意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意要少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威胁则是。
冲突和威胁
冲突这一单独的概念可以象我们对挫折所做的那样，同威胁的概念交错。冲突的种类可以象下面那样划分。
单纯的选择
这是在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我是象下面这样来设想这种选择和将要讨论的下一种选择之间的区别的。第一种涉及到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对有机体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
在通向同一（极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