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二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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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公开信》中,说罢“废弃圈点”的事,徐志摩的笔又滑到这件事上。
他说,乘便我要声明一个可笑的误会。“西滢”写了一篇剧评,我后面附了几句,听说一般人都疑心全篇是我做的,因此认定我徐志摩是反对现有的艺术的新剧的,因此认定徐志摩是崇拜梅兰芳的,还有这样那样的见解一张张像捕蝇纸似的粘到我身上来。伏庐,你至少应该明白,徐志摩不配那么的上流也不会那么的下流。
若话说到这里打住,也就没事了。偏偏他那只笔还要滑。对《副刊》的编辑方针提起意见了。他说,晨报的副刊比较的有文艺色彩,选稿时应得有一个标准,揣详附会乃至凭空造谎都不碍事,只要有趣味,只要是“美的”,这是编辑先生对于读者应负的责任。
这话让孙伏园不高兴了。有总编辑陈博生面子,徐志摩的稿子不能不发,《副刊》毕竟是他编的,心里有气也不能不出。因此,在徐志摩《一封公开信》后面,孙又加了一篇真不算短的附言。
一起首便说,辩论而至于教训记者,我想这是下下策。接下来说,说到底,所谓的教训也无非是标准不标准的问题。换句话说,作者(尤其是辩论的时候)多半是这样想:“对于我的文章,标准应该放低;对于别人的,这样已太低了。”像志摩先生这封信,总算是非常客气的,其实这是一厢情愿的便宜事情:要箝制对手的时候,只要吩咐记者不许登载对方的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对于他自己的东西是否适用,这是谁也不曾提起的。徐志摩先生如果能平心一想,不必我劝慰,盛气自然会平和下去,知道劝记者定选稿标准一句话,已落了平常作者被人驳倒无可声诉却迁怒于编辑人的窠臼,大文学家是不屑为的。即如攻击徐先生废弃圈点的文字,在本刊已登载三篇了,他们三位绝没有提起一句《学灯》记者,请他们“应定一个标准”,这便是徐志摩先生不及人的地方。
孙伏园后来辞职,接任的恰是徐志摩,后世的论者,多将此事归因于《晨报》老总压制鲁迅先生的稿子,怕只可说是诱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晨报》当局及其亲信人物早已心怀不满了。
顺便要说的是,几十年后,新时期文学以来,有些所谓的新派作家,也模仿尤利西斯的作法,在小说中整段整段的不用标点符号。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忘了一个基本的汉语常识,便是,汉语多以字作词,字词不分,双音词多由单音词衍化而来,词与词的连接全凭文中的语意,不比西方语言,纵然不用标点符号,每一个词仍是独立的,词的语法属性是明确的,其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就不受多在影响。有人或许会说,古汉语不晃也不用标点吗,那又另当别论,古汉语句子的判断,一半是靠了虚字,一半是靠了语气,稍加训练不难做到。想以古律今,至少虚字这一借助,在现代汉语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靠不上了。
徐志摩无意引发的这场争论,在新文学史上,只能算个小小的浪花,然而,那种自由辩论的精神,那种无挂无碍的批评态度,还是值得后世歆羡并效仿的。
难忘恩师李淑一
? 柏 丽
其人其事
淑一师以九十六岁高龄,辗转病榻多年,终于离弃了这个曾给予她过量甜酸苦辣的人间世,飞赴嫦娥广寒,与骄杨傲柳忠魂会合。她回眸大地,内心毫无愧怍;只是给亲人、后辈留下了无穷的思忆和感伤,才使依依惜别之情不能不永系心头。
一九三六年我在长沙黄泥街念二中附小四年级时,初次见到淑一师,她教六年级的国文。这所小学由她的好友吉任主事、杨文俊任教务主任,教员都是第一流的,教学水平自然很高。虽然经费艰难,危房拥挤,抗战初起,前线送回的伤兵病员都挤卧在教室两旁,学校依然弦歌不绝。迁到古稻田二中旧址后,我还时常听到淑一师带领高班生曼声吟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由于逃难失学,一九四一年我才考入迁至安化桥头河的湖南省立临时中学(一中)初中部,一年级由淑一师任国文教员,对我们作了全面而严格的古文研读习作基本训练,诸如识字写字,精读背诵,作文日记等,奠定学生一生阅读及写作的良好基础。那时,国文教材都是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大前身)的老夫子们选定的清一色古文,毛边纸石印仿宋字,非常整齐醒目。淑一师讲解精辟,时时引证些为我们这群小丫头片子闻所未闻的《史记》、《世说》等,令我们稚嫩迷糊的心灵大为开阔,对祖国浩如烟海的典籍开始向往。记得她在春秋两季,总穿一件烟色绸夹袍,袖口卷出雪白的一截在腕际,耳后的黑发梳得纹丝不乱,从近视眼镜后头用又严肃又慈爱的眼神扫射我们。她吟诵诗词时两臂横撑,回肠荡气;那种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音乐美和韵律感,我们中国方块汉字的奇异美学功能,都使我陶醉,以至终身眷恋诗词,始终不忘恩师的启蒙教育。恩师当日曾引述她胞妹李仲思的一首《苏幕遮雨后》词,我一直铭记了近六十年,可见其魅力:“艳阳天,新雨后;莺啭莎亭,莺啭莎亭柳。沼上微凉侵欲透;水面迎风,水面迎风皱。
惯伤情,兼病酒;人比黄花,人比黄花瘦。底事流连三径久?恐怕春分,恐怕春分手。”
淑一师的父亲李肖聃教授,曾留学日本八年,著述甚多,尤精《说文》,作过梁启超任司法部长时的秘书和代笔。淑一师幼承父教,又在稻田女师毕业并在福湘女中进修三年,勤恳好学,课徒亦严。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也要求我们寒暑假都要练大字小字,布置临摹《麻姑坛》贴和《一心小楷》为每日作业。对我们的错别字务求改正。我从小爱看旧小说而不求甚解,不认识的字懒查字典,随便念半边声音,写来也鲁鱼亥豕不分,先生在我身上不知下了多少工夫,才把我这“白字大王”的毛病改去大半。每周一次作文,本子就得批改五十多本,先生对每一本的批改都一丝不苟。写错了字,画个大墨团是不行的,她教我们用小刀沿红格剜去错字,再天衣无缝地补上一小块纸,然后更正。讲评时,她善于抓典型,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有时福至心灵,我们写出了点出色花样,先生就在紫笔批改加六个圈的最高分数外,再加半圈。如果意犹未尽,半圈中还加一点,并从我们所在的归盘园女生部传阅到男生部作为范文。惹得男生有时来信要求做朋友,气得十三岁小姑娘哭骂“痞子!”找教导主任沈望三先生告状。淑一师讲完清人张冈孙(?)的《苦旱行》,我依样画葫芦写了一首七古《难民叹》:“江上难民成群过,伤心不奈家国破。车厢人挤轨边滚,轿上争先江底堕。……”先生讲了秋瑾烈士的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后,我有所触发,写了一首《秋风词》。交作文后,忽有同学来传令,说淑一师找我。我硬着头皮去她房里准备“吃西餐”)受老师训斥),只见先生和吉、杨文俊二师正在传看我的习作,先生指着我的夸张句念道:“磨穿铁砚三千座,写秃毛锥八百支!”你这是才学文章便学伪……“三位女老师连批评带鼓励,评议了好一会,还嘱咐我不要看《红楼梦》,不要学林黛玉。我不敢吭气,心想:你们说晚了。小学六年级时,早已看完《红楼梦》了,宝黛钗琴的芦雪亭五言联句等等还背得哩。当然,老师怕我学伤感,学内向,是为我好,爱护我。至今我还记得那次给我的作文批语是朱熹夫子的名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回家给我爸看,他也笑眯眯地高兴。过了半个世纪,我才想清楚:如果不是前人和师友的疏凿,哪里会有什么源头活水呢?
当场背书也是淑一师训练我们的一项基本功。抗日战争时,求学不易,一中的读书风气较平时更好。从初中一年级起,便须天一破晓就起床,挟个小板凳到郊坪林野去读英文和国文。至今我还能把前《出师表》、《岳阳楼记》等十几篇古文倒背如流,大半辈子写诗作文确实得力于这种背书训练。孩子们有时齐声背诵沈复《浮生六记》:“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相与捧腹大笑。但也有眼泪横流的时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以二十五岁的英年从容就义,就义前夕偷偷写下绝笔《与妻书》。淑一师讲这书时,先是颤声范读:“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眼泪漫漫从先生眼角沁出,往下读到“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念着念着,她由啜泣而终于不能克制地号啕痛哭,满堂五十多个小姑娘,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淑一师整整痛哭了一节课,谁知道老师泪出痛肠,是自有一部难以明言的伉俪断肠史呢?
一九七九年我到北京三里河重谒淑一师时,才知道柳直荀烈士并非死于洪湖的对敌斗争,而是在夏曦的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残酷迫害下含恨饮弹的,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悲剧,给中国革命抹了黑,使淑一师的幸福青春粉碎于一旦。直荀烈士曾在自己三十岁生日照片背面题了两句情长意深的唐诗“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辗转寄给爱妻,却被特务截获,害得淑一师平白陷入二十天牢狱之灾。这对患难夫妻一九二七年于长沙军阀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前几小时最后一次会晤,竟只能以少许辣椒萝卜、两个松花皮蛋就着茶泡饭的一顿快餐诀别。想起毛主席给淑一师的信中那十六个字:“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我能用什么宽慰我的恩师呢?只有一首聊表绛帐弟子心意的小词《蝶恋花》:“忆否桥头河畔柳?春雨春风,吹拂枝条透。诗满桥头风满袖,将侬引入斯文路。
意映难任中道殂;稚子无知,不省先生苦。蝶解恋花花解舞,功成人去应无数!”先生读后曾拉着我的手,连声称谢。
柳直荀烈士短促而光辉的一生,极富革命传奇性。一九二四年夏,他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雅礼即美国耶鲁(Yale)大学的另一译音。他竟把这座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作为自己从事爱国学生运动的起跳点。马日事变后,他与郭亮(临时省委书记)曾有发动郊县十万农军反攻长沙的筹画,于一九三一年前后在贺龙统帅的湘鄂西独立师任师政委前后,多次带兵歼灭敌伪团旅。革命低潮时,他曾和郭亮等绕道韩江去香港,误上了海盗船,被蒙汗药麻倒又被扔入海,漂流三昼夜后,他用满口流利的英语向一艘英国太古商轮呼救,编了一套遇盗经历,被搭救到西贡。他转战湘鄂西,身经百战,谢觉哉老人誉他“临难不苟免”。
毛主席赠李淑一的《蝶恋花》词,虽使淑一师享受到温煦的关切和持久的殊荣,但也为此词而备受江青的嫉妒与迫害。但世间的规律总是:真善美注定要战胜假恶丑!
淑一师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在京安度晚年数十寒暑,有爱子柳晓昂与儿媳朝夕侍奉,四个孙女都在祖母慈爱辅导下成材,爱女柳挹群定居美国也常回家省视。淑一师晚岁尤勤于写作,完成了直荀烈士传略,校订出版了父亲肖聃教授的遗著,她本人的诗文集也将由晓昂学兄付梓。我永不能忘老师的谦逊知足,那次拜谒时,她说了两件事给了我深刻教育。一是说:我晚景这么好,住这么大的房子,安享天伦之乐,自己没什么贡献,这都是享了烈士的福。二是说:我没什么,我的学生都超过了我。我想:学生们各有专长与建树也许是事实,但其所以站得较高,还不是由于立在巨人的肩上?论及思想品质、道德情操,谁又有企及淑一师的狷介高华呢?先生百年树人,所栽种浇灌的桃李何止三千?我作为一朵小小茉莉,特为先生献上一首七律作为永恒的悼念:“绛帐梅城(安化)鬓尚青,京华文史悦遐龄。愁山恨海惊长夜,苦雨狞雷育稚鹰。百载湘累知已烈,千秋楚些(suó)典型清。春风已化蕾千亿,树树亭亭是素馨。“并将先生的悼亡名作《菩萨蛮·惊梦》录如下:”兰闺寂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亦儒亦侠是吾师——张东荪诗里的梁任公
? 朱 正
书屋品茗
张东荪同梁启超有甚深的关系,两人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很接近,合作进行了一些活动。梁在《欧游心影录》中说,一九一八年末,他同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同往欧洲一些国家游历,上船的前夕,“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思想界尽些微力的一项活动,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创刊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这事不知道是不是送别时通宵谈话中商定的。刊物主编是张东荪和俞颂华。梁启超无疑是刊物的精神领袖。一九二○年三月梁回国,不久刊物更名《改造》,梁即自任主编了。
张东荪一直到晚年依然对梁怀着很深的感情。这感情在他的诗作中有所流露。他是“行年六十有七始学为诗”,那一年是一九五二年,他刚刚从很高的地位上突然坠落下来,脱离了社会政治生活。这时作诗就成了他精神的寄托:“万象缤纷默坐时,虚廊淡月耐长思。人天戡破心何寄,馀癦难除遣入诗。”文化大革命开始,抄家,自己焚毁,这些诗作多未保存下来。他孙子饴慈收藏的一些手稿散页,一共只有一百多首诗,几十首词了。可是这里面就有好几首诗涉及梁启超。
有人送了一幅梁启超写的对联给他。联语为:
风波旧忆横身过
世事今归袖手看
此联似未收入《饮冰室合集》,也不知是写赠何人的。看来是晚年所作。他早年不是这样的心境,戊戌政变后亡命海外,依然毫无退志。在《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诗中,他写的还是“负风能万里,零雨已三年。几度闻鸡舞,摩挲祖逖鞭。”还是“回天犹有待,责任在吾徒。”都可见其抱负。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中华民国成立,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副对联呢,上联回忆平生经历的风波与危难,下联却表示已经从积极的政治斗争中退了下来,于世事只取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了。炉火纯青,这大约是他任教清华大学时的作品吧。
这对联却引起了张东荪的共鸣。他同梁两人的经历,有某种近似的地方。梁曾亡命海外,张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被囚于日军的狱中,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两人也都参加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梁不必说了。就说张东荪吧,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念的五十六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中就有他在内,这就表明了对他政治方面的作为和表现的承认。而到他看到梁启超的这幅对联的时候,他也早已退出政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