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 z-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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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山险路艰的陕北，跟胡宗南“蘑菇”，把胡宗南部队磨得又累又饿。胡宗南生怕毛泽东有诈，“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战局的转折点》，新华社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社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据云，这是“国防部指导下的新战术”。
尽管胡宗南小心翼翼，还是一回回进入毛泽东设下的伏击圈，连吃败仗：
就在占领延安后的第六天，在延安东北的山势险要的青化砭，胡宗南三十一旅近三千人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四月十四日，胡军四千多人被歼于陕北羊马河；五月二日至四日，在陕北蟠龙，胡军六千七百人被歼……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
就在胡宗南骑虎难下之际，蒋介石在重点进攻的另一翼——山东，也连吃败仗……那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下午，蒋介石的嫡系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临沂北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团围困在孟良崮，已经濒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崮，山东一带对四周陡峭而有着蘑菇状山顶的石山的称呼。七十四师的师部，就设在崮顶岩下的山洞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一米八六的个子，长得英俊潇洒。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后来升为国民党中将。张灵甫能文能武，能书善画，颇有儒将风度。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为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整编第十一师和整编第七十四师。，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这一回，却陷入了绝境。面对中共部队激烈的炮火，已无退路的张灵甫面临最后的决择：要么降，要么死。他选择了“杀身成仁”。张灵甫写下了绝命书。其中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妻子王玉玲。这两封绝命书，交给了勤务兵。勤务兵穿上解放军服装，混出孟良崮，带到了南京。
王玉玲珍藏着张灵甫的绝命书。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安采访了张灵甫长子张居礼，他出示了张灵甫的绝命书——这是现居美国的王玉玲，交张居礼之弟张道宇带来的。张灵甫给妻子的绝命书全文如下：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及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亲来看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生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张灵甫写罢绝命书之后，自杀身亡。他的七十四师共三万二千余人，全部覆没。
当时，考虑到张灵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皮定钧命政治部派人购棺木予以安葬。收尸者乃吴强。这一段经历给吴强留下很深印象。后来，吴强写出了孟良崮之战的长篇小说《红日》，并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一九六二年拍成电影……对于孟良崮之败，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检讨：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视为敌所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级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
蒋介石不论是重点进攻延安，还是重点进攻山东，皆遭失败。
随着重点进攻的惨败，蒋介石在军事上也就由主动转为被动。蒋介石已没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宣称“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那种踌躇满志的气度了。因为五个月早已过去，中共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连连获胜。就在陕北蟠龙之役和山东孟良崮之役大胜之后，正在陕北靖边县王家湾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并称蒋介石为“卖国集团”：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大凡输家，往往容易发火。蒋介石输了，对毛泽东恨透了，火极了！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义，对毛泽东下了“通缉令”。蒋介石给毛泽东开列的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蒋介石光是“通缉”毛泽东还不解气。他在七月四日召开的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上，提出《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得以通过。他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从速戡平叛乱”。于是，蒋介石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及条例：《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戡乱时期国家紧急治罪办法》。蒋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
戡乱总动员，也无济于事。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战争进行了一年（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蒋介石的军队被歼人数已达一百一十二万。
美国《白皮书》也明明白白指出：“战略主动权已由政府手中转入中共手中。”
蒋介石虽说不愿直截了当承认失败，但从他讲话的口气中也可明显感到了：“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他已不再去夸口讲几个月内消灭共军了，只是说中共打不败他，表明他已处于守势了。对于这一年的战争，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进行总结。他们都既回顾过去一年的“棋局”，又在总结的基础上考虑如何走下一步棋。
毛泽东的总结，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在陕北葭县朱官寨写的，题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蒋介石的总结，是十月六日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所作的演讲，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
毛泽东显得很兴奋：“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蒋介石则不能不正视败局：“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毛泽东确定今后的作战方针是：“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蒋介石则确定如下方针：“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蒋介石开动了脑筋，用他的“智”，下达《制定剿匪作战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提出今后对中共作战的“四大守则”：“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他制定的“六项要目”是：“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不过，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益发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内战祸首”。蒋介石对毛泽东下“通缉令”，而毛泽东此时来了个针锋相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实际上，这也就是对蒋介石下“通缉令”。蒋介石和毛泽东互下“通缉令”，这与两年前他俩在重庆高举通红的葡萄酒杯，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毛泽东还宣告：“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面对中共由守势转为攻势，蒋介石意识到他已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蒋介石在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下一篇《反省录》，对于他的处境作了如下描述：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毛泽东呢，此时他的心绪很好，胜券在握。他对蒋介石提高了调子，由“内战祸首”升级为“蒋介石匪帮”了！多少年来，总是蒋介石称毛泽东为“匪”，所以不停地“剿匪”。如今颠倒过来了，轮到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了。这种称谓的变化，倒也鲜明地反映出蒋介石和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诚如古语所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蒋介石败了，也就成“寇”、成“匪”了！就在蒋介石写下那篇《反省录》之后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如今，轮到毛泽东以踌躇满志的姿态说话了：“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二四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这样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也心中明白。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的日记中，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他自己的悲凉心态：“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1
就在蒋介石连吃败仗、目怵心惊之际，民怨高涨，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也随之不断下降，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蒋介石面对危局，下了一步挽回之棋，曰“实行民主政治”。那便是召开被称为“民主之基”、“宪政之阶”的国民大会，实行宪法，选举总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来受到人们的非议。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受到中共的激烈反对，拒绝参加，称之为“伪国大”。中国民主同盟等也拒绝参加。那次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眼下，蒋介石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以表明这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
蒋介石这人，骨子里嗜权如命，表面上却是谦谦君子。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大会召开之时，蒋介石便曾发表这样的演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更不能像过去二十年一样担负繁重的重任，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这一回，蒋介石又显得很谦虚，他表示在“国家未能统一”之前，“决不竞选总统”而只“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总统候选人的五项条件：
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
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
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
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
五、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认识。
蒋介石还说：“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仿佛在给人们出哑谜，人们纷纷猜测究竟谁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未来总统。按照蒋介石开列的这些条件，很多人推测是胡适。胡适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便颇享盛名。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后又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
他和美国有着良好的关系，又是文人的象征。
蒋介石常常叫人捉摸不透。他“决不竞选总统”，人们竟难以知悉他是否本意如此：真的吧，可能如此，推出胡适当象征性的元首，如同当年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一样；假的吧，也可能如此，仿照古贤，总是要先来一番逊辞再三。
蒋介石再三坚辞总统候选人，倒是张群明白他的心意：《中华民国宪法》对总统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必须进行修改。于是，在四月五日下午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通过了由陈布雷起草的一项决议案：“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以紧急处分。”这新增的“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给予了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殊权力，蒋介石满意了。于是，蒋介石也就不再“坚辞”了。
四月十八日，国民大会通过了“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蒋介石也就在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会上发表演讲。蒋介石追述了自己的奋斗史，从最初追随孙中山，到领导北伐，进行“剿共”，直至领导抗战。最后，蒋介石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蒋介石既然说“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当然就一锤定音。他成了总统候选人。不过，光是他一人成为总统候选人，也就谈不上竞选，缺少民主的味道。于是，由居正参加陪选。居正那时担任立法院院长。
翌日，国民大会进行选举。蒋介石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