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王亚楠-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不薄，而且官位愈高报酬亦愈大，但要单单藉此维持官的特殊场面，特别是满足他们在相当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下的无限欲望，恐怕无论如何也嫌不够。他们巧取豪夺的贪欲既由此形成，而严格禁阻他们满足贪欲的法轨又不可能在专制官僚政权下确立，于是，利用职权以图私利的勾当，就令没有我们前面述及的官家“与民争利”的各种侵渔机会，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不是什么“事未易明，理未易察”了。结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其中少数循吏廉吏出现，便似非常值得称扬，而大势所趋，也便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幻化为“民族性”问题，或曲解为单纯“风气”问题了。历来确也不乏一些持正不苟的立廉警污的人物出来为“民族”争一口气，挽救颓风，改造“风气”，但惜其挽救改造之道，只是消极的一己的“清风亮节”，或严厉地惩治若干贪官污吏，而根本没有触到问题的病根或痛处。
试考察一下历代对付贪污的严厉情形，就可了然今日想从贪污本身去根治贪污的人的设想是何等的天真！
“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庙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赎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刺没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元史至元十九年敕中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顾炎武：《日知录》）
“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者赴京师筑城……”又按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革。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触目惊心。”（赵翼：《二十二史箚记》重惩贪吏）
“乾隆四年，宗人府议奏：庄亲王等结党营私，往来诡密，因治胤禄、弘皙、弘升、弘昌、弘皎等革禁有差；皙党安泰并坐绞。五年，御吏仲永檀奏参提督郑善，受俞姓贿银一万两。讯实赐死。又山西学政喀尔钦以贿卖生童，纵仆营私，违禁渔色，为御史所劫，得旨正法。并谕诸大臣，嗣后当各自儆省。”（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十二页）
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明代立法最严，但明代贪污实较任何前朝为烈。清初为笼络怀柔汉人，政尚宽大，降及中叶，任一社会政治角落均留有贪污痕迹，然此亦不能谓为施行宽政的结果。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至明、清两代，流通经济现象愈益活跃，高利贷业商业的扩展，对官吏贪欲的助长已非常明白；而凝固的政制措施，不能适应变动发展实况所造出的大小漏洞，复给予各种贪欲以发泄的机会。
比如，中国官制上关于官吏名额的规定，往往注重形式而不顾事实需要。地方政务即使年有增加，吏员额数终未按比加多。以清代而论，据大清会典所载，总计州县数目一四四八，佐贰数目连学官加算起来，亦不过五五二六，即一位知县或知州的佐贰还分不到四位。每州县当时人口平均以二十万人计，要一个县或州的负责人带着那三、四佐贰，把“刑名”、“钱谷”、“书记”、“挂号”、“征比”各项事务做好，任凭天大本领，也不能够；于是县府州衙不得不在定额人员之外，聘定幕友，依托地方士绅。幕友是要致送报酬的，政府对幕友不给俸禄，“而幕之修”，就要“出于官禄”了，聘请十个八个幕友，把全部“官禄”拿出，还嫌不够。至于县太爷与百姓之间，往往是靠一批乡绅做着承上启下的联系。他们这些人虽不从州县直接索取报酬，却显然会因此开一请托包庇之门，而间接成为小百姓的无形的无限的负担。在州县如此，在总督衙门亦系如此。田文镜为河东总督时，曾自述其衙门中书役人数说：“臣衙门经制（政府定额）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现今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事务殷繁，尚苦赶办不及。”（以上参见王栻著《籍俸与陋规》，载《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一、二期）这些额外人员的报酬该如何打发呢？那在事实上，不但不会增加主管人员的负担，且还可能变为他们的一个“财源”。道光时曾有这样一道上谕：
“直省大小官员，自雍正年间，议设养廉，由督抚以至州县藉以为办公之资。迄今将届百年，督抚司道廉俸较厚者尚敷公用，至府厅州县养廉止此定额，而差务之费，捐摊之款，日益增加，往往有全行坐扣，禄入毫无者。虽在清洁自爱之吏，一经履任，公事丛集，难为无米之炊，势不得取给陋规以资挹注。而不肖者则以少取与多与均干吏议，转恣意征求，除办公之外悉以肥其私橐。上司心知通省官吏莫不皆然，岂能拟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有司之脆削，民生闲敝，职此之由。”
在地方官吏如此，京官则另有“陋规”可以借以中饱。一般的讲来，京官发财机会本没有直接临驭老百姓的地方官吏那么多，但因为六部是各省的顶头上司，各省州县对六部有何请求，均得孝敬孝敬。比如为了奏销地丁，就有“奏销部费”；报销钱粮，就有“报销部费”；调一缺，提一官，请一议叙，及办理刑名案件，皆非拿出“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的手续费不可。若京官出差到地方或外放，在一般人心目中，就公认他是找到了扒钱的好机会。地方官吏，除了以“公帮银”，或“盘费”，或“程仪”等名色，提供其路上开支外，又有“支应”二类名色，提供其到后开支；更于供应以外，多送“规礼”，复致赠“赆仪”。然此系就案差而言，若职司文教权衡的学差，虽然其使命非常神圣清高，对于录取士子的需索，却颇不客气。从所谓“红案银”，所谓“做了一任乡试主考，可过十年舒服生活”的传说，就可想见利用职权发财的事，即使是身临“圣域贤关”，日以纲常大义或名教自矢的人，也并无例外。
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们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个贪污大局面，对于这局面，用少数认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会成功，就是用再严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不济事。
四
要之，中国士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混财，那就会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统治，既然如前面所说，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更又一定要造出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互影响的，它们连同作用起来，很快就使社会经济导向孟轲所预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
中国历史上是不止一次经历了这种大破局的．其中因果关键，我们将在后面（第十二篇）交代清楚。
第十一篇 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一
在由秦汉以至清代末造这一长期官僚统治过程中，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当然有不少的变化。比如，汉代的农民生活不但与清代农民生活有许多不同，就是对于唐宋时代的农民生活来说，亦不难从社会文化经济诸方面指出其差异。然而，就社会的角度看，由于那些农民同是生活在官僚的封建的统治之下，所以其生活内容虽有怎样的变化或差异，仍不会妨碍我们指出其共同的若干特征，并且我们还不难由其变化与差异中，把握其一般的演变趋势。
我在前面已一再讲明了官僚的封建社会就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官僚或士宦的政治经济生活形态，已充分地从相反的方面显示出其对极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形态的轮廓。中国传统的官僚生活，既如前篇所述，把经营商业、高利贷业及地产业作为其并非不雅驯，且并非不合法的勾当；而由是在许多场合，甚至视贪污为“当然”，于是，在其对极，农民方面，就不可能把他们的生活形态拘束在欧洲中世及其以后相当长期间的农奴生活形态上。换言之，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由中国官僚封建社会形态限定它具有较包容得多，较复杂得多的内容。因此之故，一般肤浅的历史学家，就断定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不但早就是自由的，并且一直是自由的了。
我想针对这个论点，先考察中国农民所受社会束缚的特殊性，进而检讨他们由此必然受到的经济榨取的深度，最后再附带说明他们在那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动态。
二
否认中国社会具有封建性的人，往往拿欧洲中世黑暗时代或其前后相当时期的农奴对于领主的隶属关系来作为反证，认为当时欧洲领主对于农奴的支配，不仅表现在他们享有的经济榨取特权上，还表现在他们的社会政治权力如初夜权、裁判权及移住、婚姻干涉权等等上面。这里姑且把经济榨取的问题放在一边，先看中国的农民是否在这些方面真正享有“自由”。
首先就最“不雅驯”的初夜校来说。这在欧洲，尽管铁一般的史实证示其在某一历史阶段曾施行得非常普遍，但正统的历史家仍觉承认那种事实的存在就无异否定他们以极大气力来描述的当时社会上下的“善良”风习。而在一向强调礼义廉耻的中国社会，当然是根本不允许这种恶习存在的。然而一切伦理的教义毕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即使在这方面给予了农民更大的宽容与面子，同时它也在这同一方面给予了士宦阶层或地主阶层以更大的便利和纵容。“窃见江南富户，只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为婢奴，成为妻妄。” （见《元典章》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奏议）也许农民子女充当主人的奴婢是当然，而充当主人的妻妾还是“高升”。但我们更当注意的，却毋宁是一般普行于农村的以次这类辛酸的事实，即凡属农村小民间稍有姿色一点的将婚甚或已婚妇女，几乎是很少例外地要注定成为那些土豪劣绅乃至他们老爷辈或少爷辈淫虐污辱的对象．由于这种破廉耻的罪行的普遍，以致许多有名的小说和戏剧都把它作为演义的题材。
其次，就裁判权来说。在法律上，中国地主阶级对于他们的隶农是没有裁判权的（虽然我们的历史上仍不乏地主自建城堡，自备守卫，自设裁判所、牢狱，以虐待佃农的非法事实的记载）。反之，农民如其受了地主的不当迫害，还有权诉之于官府。但实际的情形怎样呢？ 无论是贫农、佃农乃至辛苦起家的小自耕农，甚至小地主，他们对于土豪劣绅的隶属程度，单用欧洲中世农奴屈服于领主的裁判权来测量，是颇嫌不够的。豪绅土劣们上通官府，下结地痞流氓，他们的语言，经常成为善良小民的命令。善良小民简直是他们经常准备找机会去剥削敲诈干涉压制的俘虏。我们已经了解官僚社会的政治法律的一般目的，就在树立并维护官绅对人民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要想像一个无知无识而且孤立无助的农民，去控诉绅豪所加于他们的罪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实在不只直接受着其“顶头上司”或庄主辈的裁判，同时还得忍声吞气的去接受社会上一切豪绅土劣辈不利于他们的任意决定。
此外，关于农民的移住与婚姻的干涉权，中国地主或庄主亦像是不曾取得法律根据的。然而事实却并不因为没有法律规定便不许存在。我们已明了中国任何朝代都有农民由土地游离出来变为官奴或私人奴隶，而与那些尚保有或租有土地的所谓“自由农民”显然并存的事实。把十足的奴隶丢开不讲，如果是一个地客、一个隶农，他要向强豪“贷其种食，赁其田庐”，“依托强豪，以为私属”，他在实际上就已经不可能为他自己所有，而成为强豪财富势力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了。他的行动，特别是他的移住转业的“自由”，事实上绝不可能存在。连带着，他的婚姻等问题也决无法自己作主。所谓“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需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同上），不已表现得非常明白么？ 然而，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倒还不是个别佃农受制于其直接庄主或地主的情形，而是整个善良农民受制于其所在社会一切豪绅土劣的情形。他们的魔手随时可以伸展到农民生活的孔隙。农民的婚丧、买卖、迁徙乃至由死亡引起的遗产争执，都将成为他们有隙可乘、无孔不入的敛财作恶机会。
从上面几点说明，我们已不难窥知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上的“自由”为何物，大别言之，这种“自由”具有以次的一般属性：
第一，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比较，中国农民在法律上所享有的“自由”也许较多较大，而在现实上所遭受的压制实在更为苛刻。一切官僚社会都是讲形式的，许多法律往往不是为了实行，而是为了装饰或掩饰。这奥秘很早就为人道出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前汉书》食货志）历史上所有关心农民生活的皇皇文告，差不多都可从反面去得到理解。
第二，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比较，中国的一般佃农即使在其耕种的土地上有较多较大的自由，但他们和贫农、小自耕农乃至勤劳起家的小地主受所在社会官绅土劣的压制，却又更为苛刻。这即是说，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就一般佃农讲，简直是二重的隶属：一方面，他得听其“衣食父母”——地主或庄主的摆布，但在另一方面，那种摆布，却并不能保护他，使他不受所在社会官绅土劣的侵凌与损害。
我们如其能洞察中国官僚封建社会进步里面的退步，隐在形式自由后面的压制，假使允许农民自己选择所属封建体制，他们也许不会怎样热心于我们国粹学者所渲染的“国粹形态”罢。
三
任何经济榨取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中国农民的上述社会地位与社会生活当然会影响他们所受经济榨取的深度。在前述租税关系上，在官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关联上，我们已间接地指出了农民的经济负担。然而，我在这里所要特别注意的，却还不是他们直接的租税负担，而主要是由他们所处不利社会地位招致的无形的、不确定的、无限制的、随时可以遭遇到的各种无情的剥削。
本来，中国历代的专制封建王朝在开国之初，由于承当丧乱之后，例皆实行安辑流亡、务农劝工、省刑薄敛等一套办法，有多少朝代，就曾重复过多少次数。在这种场合，一般农民，特别是那些自耕农，还多少有一点喘息的机会。但此后不久，一般自耕农就开始佃农化，一般勉强独立的贫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