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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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邓小平退休。在一次小会上，邓小平自己提出退下来的愿望，在场的其他人都挽留，唯独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这个“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们的众矢之的。这大概是陈丕显在天津大讲邓小平是我党领袖的原因。老人们不让邓小平退休，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在他们心目中有地位，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１９８６年《深圳青年报》发了一篇《欢迎小平同志退休》的文章，曾引起了北京高层的强烈不满。1986年12月，新华社社长穆青在国内工作会议上还说过这么一段话：“这次中央讲到，学生闹事很值得反思。原来没想到闹得这么大。为什么？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还发了这篇文章的反应消息。……”后来，《深圳青年报》被查封了。
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这只是赵紫阳的个人看法。到底胡耀邦下台与他赞成邓退休有没有关系？１９８６年５月，邓小平同胡耀邦谈十三大人事安排（就是赵紫阳说的那一次：即邓想通过缓和方式把胡换下来的那一次谈话），耀邦说：我已过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要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耀邦由衷地赞成。（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注５，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４５页）在那次“生活会”上，有人说胡耀邦“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为此，胡耀邦多次辩解：“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这是小平同我的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胡耀邦是老人政治的牺牲品。他虽然名义上是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实际上他必须听命于一批老人。这批老人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这批老人中最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还有陈云、李先念。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这批老人的核心。一些重大事情，只要邓小平、陈云看法一致，就定下来了。李先念的发言权仅次于陈云。其他老人可以和邓、陈交换意见，沟通信息，他们的意志以影响邓小平、陈云的方式来体现。身处第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是名义上的，他们是为这些老人办事的（赵紫阳称自己这个总书记是“大秘书长”）。如果他们使老人们称心如意，他们的位子就可以坐稳。如果老人们不喜欢他们，随时可以换下来。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人在改革问题上一个比较保守，一个比较开放，二人的意见经常不一致，这使第一线的领导人更难了。这两位老人都不能得罪，他们的意见都不能轻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处于“一仆二主”的困境。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谈到在老人政治下他的困难处境，他说：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开。”陈云听后自言自语地重复我的话说：“大秘书长一个。”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紫阳只听邓的，不听我的。”两个人难办，三个人更难办了。
胡耀邦也对李锐说过：“常委会很少开。（李锐问：为什么不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我一年去一次陈家。”（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７页）可见，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和赵紫阳说的情况差不多。从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老人政治的情况。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外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我宁可让李鹏当总理也不让万里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有一个由我牵头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托“六人小组”（（另有资料说，由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组成的七人小组――本书作者注），六人小组由薄一波同志牵头。六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组”在征求老同志意见时，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万里如果进常委，国家一旦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常委。剩下田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什么问题。邓小平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但时间很紧了，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这一段情况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有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传说万里当总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下一届总理必须比我年轻。万不能进常委后，邓曾和我交换过意见，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邓把这个想法告诉薄一波。“六人小组”也不赞成。这时邓就找万里谈话，批评他：“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问，做自我批评。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他说还去过宋任穷家。人事安排邓委托“六人小组”搞，不是邓一个人定的。“六人小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赵紫阳还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二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这一层次的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赵紫阳说，老人政治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国家，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马上得天下”造就一批“开国元勋”。建国以后，“开国元勋”就转化为“镇国公”、“护国公”，就会有“元老院”。“元老院”里的“镇国公”、“护国公”们，真正掌握着国家实际权力。他们中的多数人只会打仗，不会建设。所以还是“马上治天下”，即靠镇压手段维持稳定。只要这些“镇国公”、“护国公”健在，老人政治的状况就不能改变，“革命党”也就不可能转变为“建设党”。老人政治使得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分离，潜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在第一线工作的名义领导人就是牺牲品。胡耀邦牺牲了，下一个该是赵紫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多年了。老人们不可能长命百岁，老人政治总是要结束的。江泽民恰好赶上了老人政治结束的开端。他是幸运的。
第3节胡耀邦下台与胡赵关系
国内外有一种舆论认为，赵紫阳对胡耀邦下台起了推动作用。吴江在《十年的路》中写道：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这就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罪名的由来），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后。这就是把两个严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头上。然而，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的道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和确有的历史教训。因此，事实是，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恰恰为别人“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香港，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０页）
吴江在他的这本书中说，赵紫阳向邓小平、陈云亲自写信，责怪胡耀邦对国务院工作干涉过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现在两老还健在，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件极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说这封信后来在胡耀邦下台时在批评胡和“生活会”上由薄一波宣读了。还说，胡耀邦不仅面对来自左的方面的挑战，也面对来自赵紫阳方面的挑战。（同上书，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阮铭在他的《邓小平帝国》一书中也谈了和吴江类似的看法。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６日，我在赵紫阳家中采访他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１９８３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我们各方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敬礼！
赵紫阳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６日访欧前夕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帮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二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本书作者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本书者谈话的内容。
他说：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乎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有一条缝，下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二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