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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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要加以追究，要批评。
1983年8月20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一、文化系统有几位演员表演得很不像样，要适当批评，还应重一些。有奖无惩难以治天下。
二、文物部门外行领导，急功近利，考古界甚为不满。挖掘草率，保管不善。
三、出版方领导太弱，对西方现代派思想横流，负有很大责任。
1983年月27日，胡乔木在《李大维：祖国统一三点建议》材料上批示：建议切中时弊。
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建议中央加以控制（不是封锁，现在是泛滥成灾）。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宣传（与其让美国文艺传播，不如让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教育了我们好几代人）。
胡乔木在1983关于文艺的谈话、批示、信件，火药味很浓，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一些政治敏感的人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新闻界：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斗争胡木一手抓文艺界，另一手抓新闻界。他在新闻界抓的是“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批评“不听话”的报人，极力保证党委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中国新闻界一直把党性看作最高原则。什么叫党性？理论上的回答是，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对于办报人来说，党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严格按各级党委的要求办报。发什么，不发什么，包括版面安排，完全听党委的。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翻开１９５５年的报纸，可以看到连篇累牍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史证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纯系冤案；翻开１９５７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势如洪水的反右内容，史证明，６０多万“右派分子”全是错案；翻开１９５８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对“大跃进”的齐声赞扬和放高产“卫星”的连连喜讯，实际上，“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人饥饿而死；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更是不堪入目。可以说，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报纸，真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有良心的报人回头翻阅报纸，无不感到羞愧难当。
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几十年，过去一直很听话。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想到几十年来《人民日报》种种有损人民利益的宣传，开始独立思考。从１９７９年开始，他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他说：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报呢？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如果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就失去了党性。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
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历史上也有不统一的时期。
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个凡是”阶段《人民日报》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的实例以后说：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共产党是不是革命党，不能决定于自己认为如何，而决定于人民群众承认不承认。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期，尽管他们把自己吹上了天，吹成世界上最革命的党，但人民不承认；那个时期他们把持的中央党报，自己也吹上了天，认为办得最好，最有党性，但人民不承认。事实说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分不开，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帮下台》，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胡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活中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有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的羞耻。”中宣部向各单位传达了胡乔木这个讲话。胡绩伟对胡乔木的批评不服。２月８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作了一番辩解以后说：“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把它列入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自由化’之内，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信发出去以后没有回音，胡绩伟又写了一篇题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表述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１９８２年２月４日，将此文寄给胡乔木，并附一封信。３月２６日，胡乔木回信。否定了胡绩伟这篇文章，说“不要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没有完。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材料。“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是批判的靶子。这个材料的按语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胡绩伟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大批判对象，时年已到６６岁，也是出于是拥护中央６５岁退职的号召，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的请求。他想，与其受批判后下台，不如主动退下来。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胡乔木受书记处的委托召开会议，正式宣布胡绩伟的错误。胡乔木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原则问题。……绩伟同志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这个口号的，而且被大力宣传，这点，我没有夸大。因为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已经散布到全国，不能说每个省报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
这是对党的性质发生动摇。
胡木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表述是否科学上做文章，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实质的问题是，办报人听不听党委的话，“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是个星期天，胡木和邓力群到了人民日报社，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胡木首先宣布了中央书记处１０月２０日上午的会上关于人民日报的一项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并决定将他调离人民日报社。因为胡绩伟已经是人大常委了。原总编秦川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庄任总编辑。决定将副总编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社，暂时不安排工作。他们二人仍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活动。
接着，胡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他简单而抽象地肯定了两人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作出的贡献，严厉而详尽地揭露批判他们二人的“错误”。他说：“人民日报工作里面的缺点，或者包括错误，同他们两位的思想与工作也有重要的关系。”“关于胡绩伟和王若水同志他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希望在整党过程里面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他指出这两人的主要问题是“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和中央没有保持一致”。他说：我想应该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比方说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积极的。
胡木认为，胡绩伟的错误思想表现得最完整的是他在１９７９年在高党校的三次讲话。他用很长的时间批判了这三次讲话。他说：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他的回答是人民伟大。党有时候伟大，有时候不伟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党的纪律。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也是全党所认同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央服从谁？”……这就是说，党报不能仅仅地服从党，因为党是会犯错误的，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那么怎样保证党中央不犯错误呢？就是要保证党中央经常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为着使党中央能够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党报。党中央要办好一个党报，这个党报能够代表人民对党中央实行监督。……党报是要代表党中央的，党中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是不错的，但是绩伟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摆颠倒了。……这样不妥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来呢？这就是表示了他对于党中央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对于党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接着，胡木的批评转向了王若水，转向了“异化”问题。他引经据典，认为“异化”在马克思学说里不占重要地位，他引用一些事例证明，王若水宣传“异化”，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青年人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接着他谈到民主，他说：“党中央服从谁？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这样一个问题所包含的错误思想，必然同时包含着对于民主的一种片的错误的了解。……所以，不能随便地滥用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煽起一种盲目的不满情绪，以至被一些社会上的坏人所利用。……讲民主的权威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是不够的，还要加上科学的权威，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条船在大海上出了危险，是听船长的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片地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一个短时间的倾向，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倾向，纠正一次改变一下，可是过了不久，原来的倾向又表现出来了。……我坚决地反对进行这种片的民主宣传，这样的宣传使得群众走到一种斜路上去，引导群众思想完全走到错误的路上去。
胡绩伟对胡乔木宣布中央决定时又大加批判的作法十分不满。他愤愤地说：我辞职，中央批准，这是正常的。我在人民日报工作３０多年，人老了，响应中央号召，是自动提出辞职的。在中央批准的时候，人民日报的两位顶头上司，两位中央领导人，到人民日报来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不是欢送我而是宣布上我的“错误”，发动报社同志来批判我。
这种作法，合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吗？合乎共产主义道德吗？现在很多机关有成千上万的老同志辞职，有哪一个机关采取“批一通，赶出门”的办法呢？既然把我调出人民日报，偏偏又规定要我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既然要我留在人民日报整党，又迫不及待地把我调出人民日报。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胡乔木想在人民日报和新闻界发起一场对胡绩伟的大批判。但批判会开不起来，开起来的会也稀稀拉拉，批判只好虎头蛇尾。这次安排的以秦川为首的新班子还是“不听话”。胡乔木决定从根本上对人民日报大换血，调王忍之、卢之超等四人到人民日报接收权力。但是，他这一企图被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等人抵制了。李锐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次抵制情况：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中组部有的领导准备批准。这时听说王忍之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激昂慷慨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全复辟了。于是我同陈野苹（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合适。１月７日，在习仲勋处谈及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野苹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１２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来催此事；野苹告诉我，他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１９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好几位同志说到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过左，决不能去管报纸，耀邦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这个名单不合适，报纸是对着现实情况的，重担压着，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耀邦加了一句：书生要相引号。邓力群在座，一言未发。这个名单就被否决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只搞了28天的清污运动胡乔木在文艺界、新闻界点上了大批判之火，该把“异化论”的斗争引向深入了。“清除精神污染”是异化论风波的发展和深入。
当时，把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不一致的思想称为“精神污染”。1983年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文艺、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秦川回忆，在中央上层，对清除精神污染有不同看法。8月间，他列席了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会上书记处农村改革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谈农业问题。他谈到有人主张在农村清除精神污染。万里习惯地甩着钥匙链说：“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材料上的那些事，如果让我找，我可以找一百个例子。”邓力群说：“我没有发。”万里说：“我这里有一份。”胡耀邦、赵紫阳也先后说：“我这里也有一份。”邓力群生气地说：“作为研究室主任，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研。材料内部发得很少。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说过，有8个以上的雇工就是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激动地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赵紫阳细声慢语地说：“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关系。”万里说：“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方毅也接着说：“我们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但是，“清污”运动还是在发展。１９８３年９月２２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社论：《教育工作者必须反对精神污染》。９月２４日，邓力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上讲话，强调要“努力清除各个思想领域的精神污染”，把这场斗争从教育界推向各个思想领域。
周扬对关于异化的批评不服。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为自己在党校讲话辩护，并附上马克思讲异化的18条论述。
据邓力群说，这封信是通过薄一波送上去的。当时，邓力群等正在为邓小平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９月３０日，邓小平就周扬的信向报告草者邓力群等谈了一些话：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经的18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