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5-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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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款取庋姆从铩！保á�240）这里用的是推论而不是直接资料，以为“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话是陈西滢模仿“代表无耻的彭允彝”一语创作出来的，这就不对了。我重写的这条注中引用了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京报副刊》所载何曾亮（即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其中说“章（士钊）、刘（百昭）这些东西本是代表无耻者”。（华203）算是找到了陈源这句引语的来历。
《〈竖琴〉前记》说到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新经济政策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⑷437）
这条注文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上是可以的，但将其时限定在1921—1935年，却大错了。我即将它改为：“苏联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实施的经济政策。”并指出：“一九二九年开始的集体农庄运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三356）
《谁在没落？》一文中有这样几句：
“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⑸488）
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构成主义 也叫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流派之一。它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凭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后不久，它曾以“革新”面貌一度出现于苏联。（⑸488—489）
这条注文只是解释了构成主义即结构主义的意思。结语“一度出现于苏联”，不过是顺着正文说的一句想像之辞，并没有交代它在苏俄没落的情形。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另注如下：
构成主义 苏联一些艺术家的主张，代表人物有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英贝尔等。他们崇拜技术，突出人对大自然的斗争，对社会矛盾则有所忽视。他们在一九二四年组织了一个“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到一九三○年，这个“中心”解体，反映了构成主义的没落。（伪433）
这就把构成主义在苏联的兴起和没落都作了交代，也就同鲁迅的原文衔接起来了。
不算改错，而是改善，例如把旧注不够具体之处说具体一些，使它更准确，这就更多些了。这里举一点例。
义和团被称为拳匪，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称他们为‘拳匪’。”（⑻85）我将这一条注文改为：
拳匪 指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900年6月13日）的上谕称他们为“拳匪”，在这以前的上谕只称为“义和拳会”。（上155）
“义和团”以前注过多次，不必细说，此处只要指出“拳匪”指“义和团”就够了。我这样注，反映出了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由利用到镇压的转变，并且明确反映出了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
有人造谣攻击陈独秀，说陈“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人文版《鲁迅全集》作了一条注，在详细引述了这谣言的内容之后，加了一句：“陈独秀当时曾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⑴395）我即将最末这一句改为：“陈独秀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广东群报》上发表《辟谣》一文，指出这纯系谣言。”（坟333）
再说一条与陈独秀有关的。《马上支日记》中提到吴佩孚说的“蚩尤即赤化之祖”，人文版《全集》的注释中引用了当时媒体对吴氏此说的报道，注明：“（据《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⑶337）我将括号中的文字改为：“见《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所载陈独秀（署名实）作《赤化过激都是国粹》一文。”）（华276）
《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说，“虽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臀”（⑴244），人文版《全集》注“黑臀”，引《国语·周语》，指出这是春秋时晋成公的名字（⑴252）。我改定的注文则指出：“黑臀 春秋时有用作人名的。”表示不只一人。在保留旧注所说的晋成公之外，又引《史记·赵世家》：“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坟209）附带说一句，这晋成公、赵成公都做了国君，原文说他是公子，身份还说低了一点。
鲁迅文章里自己弄错的地方，我以为应该作注指出，这是符合他本人的意思的，像《阿Q正传》中写错了《博徒别传》的作者，《风波》里算错了补碗的钉子数目，他都主张加注指出。可是，我发现的一些他写错的地方，不论是人文版《全集》，还是这一回送请我修改的校样，都没有注出，我就不得不给注出来。这里也举一点例。
在《〈狭的笼〉译者附记》中，鲁迅说：“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⑽200）。
人文版《全集》的两条注文是这样的：
“撒提” 印度旧时的一种封建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即随同丈夫的尸体自焚。撒提（Sati梵文）的原义为“贞节的妇女”。
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英帝国主义统治下印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又具有泛神论者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气氛。一九一三年他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奖金。著有《新月》、《园丁》、《飞鸟》等诗集及《戈拉》、《沉船》等小说。（⑽200）
我在修改校样的时候，在“撒提”一注后面添上了两句话：“莫卧儿帝国皇帝胡马雍和他的儿子阿克巴曾着手取缔这种习俗，最终在一九二九年被英属印度政府废除。”在泰戈尔一注后面，添上了这样几句：“《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抒情诗集，写的是对神的挚爱，其中并没有赞美‘撒提’的内容。相反，他在不少小说作品中表示了对‘撒提’制度杀害的妇女的深切同情。鲁迅此说是误会他了。”（上209）
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提到杨妃，说：“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⑸425）人文版《全集》作注时对所引两句杜诗只作了这样的解释：“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⑸426—427）却没有指出，这里，鲁迅误解了杜甫的这两句诗。这注文我改为：“语出杜甫《北征》诗。两句包含三个典故：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因为没有主动除掉她们，导致三朝灭亡。杜甫这诗赞颂了处死杨妃的措施，并没有为杨妃辩白的意思。”（伪380）
《买〈小学大全〉记》中的“《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⑹56）这一句是有语病的。“疏辑”是两件事：“疏”指疏解，“辑”指编辑。按照现代标点符号用法，中间应加顿号。而《清代文字狱档》未用现代标点符号，鲁迅就把“疏辑”当作一个词看了。人文版《全集》在此处设注，说：“在当时的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小学大全》一书下注有‘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⑹60）这就更发展了正文中的错误。我将这一条注文改写如下：
乾隆皇帝《通行查禁尹嘉铨自著各书谕》：“此内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军机处在《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将《小学大全》列入，并在奏折中说明理由：“《小学》等书，虽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该犯疏解评注者，难以撤出，应一并全毁。”按：这个书单在“以上三种，系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这一项中，将所列三种分别注明了销毁理由，《仪礼探本》是“尹嘉铨疏”，《共学约》是“尹会一撰，尹嘉铨疏”，《小学大全》是“尹嘉铨辑”。可知文中“《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一语欠妥。因为“疏、辑”分别指两种不同的情况。“疏”指前二种，《小学大全》仅仅是“辑”而已。（且46）
除了改正误注，改善有缺点的注文以外，我还增补了不少新注。凡是人文版《全集》未注，拿给我看校样也没有注，而我认为应注的，就给它补注上去。像《忽然想到》（八）写到的张国淦、张嘉淦（⑶62），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48）。《纪念刘和珍君》提到了她的爱人（⑶277），他是谁呢？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238）。《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提到了亚东图书馆（⑶303），对这个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出版社，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259）。《关于〈三藏取经记〉等》提到了《四部丛刊》（⑶388），对这丛书原来无注，我即补上（华333）。《反“漫谈”》中，鲁迅说他在教育部“目睹一打以上总长”（⑶464），同一篇里，鲁迅说：“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司法、海军部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⑶464）这两条原来也无注，我查明注出了（华395）。只有原来也没有注的“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⑶464）这一句，我也想加注，查了些材料，还是没有注出来，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有一些，原注太简略，等于未注的，也给补上了不少。如张其锽，原来只注“吴佩孚的秘书长”七个字（⑶320），我于是将他的生卒年、籍贯、别字、经历、著作等等一一补注出来（华272）。
《〈一天的工作〉后记》中提到绥拉菲摩维支早年曾在《亚佐夫海边报》上发表作品。人文版《全集》对这一张报纸的注释只有八个字：“亚佐夫海，即亚速海。”（⑽377）对于一个报纸的名称，这样注和不注差不多。我查明另注为：“即《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一九年顿河畔罗斯托夫出版。”（下368）这才符合了注释报刊名称的体例。
想在每个注释的人名后面添上生卒年，也是件颇为费力的事情。人文版《全集》颇缺漏了一些（我是指1981年版《全集》出版时已经去世的那些人），我尽力查明补上了一些，例如孙美瑶（⑴219，坟183）、彭允彝（⑶159，华133）、冯史丹堡（⑹626，下625）等，都查明补上了。有些人，如刘百昭，就没有能查出来。李秉中的卒年人文版《全集》是注出来了的，生年一直空着，后来我从《黄埔军校同学录》查到了。在这本《同学录》里，同时还查明了他的籍贯是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而不是人文版原注的彭山（⑷142，三109）。
订正籍贯的还有。如毕磊，旧注为湖南长沙人（⑷26），订正为湖南澧县人（三16）。
裴多菲，在《鲁迅全集》中多处有注，卒年原来注的都是1849年，说他“在与协助奥国侵略的沙皇军队的战斗中牺牲”。（⑴113）我根据最新资料将注文改为：他“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战役中失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现的档案材料表明，当时他是在一批匈牙利战俘中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就在那里死于肺结核”，而将其卒年改为“约1856年”。（坟90）
再一件事，将旧注没有注明的一些人的原名补上去。例如，“扑满”是汪精卫的笔名（坟190），“达伍”是廖沫沙的笔名（伪206），“郭明”是邵洵美的笔名（且12），胡绳本名项之迪（伪489），艾思奇本名李生萱（且24）等等。
我这样辛辛苦苦地改好，急急忙忙的寄还，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全部照改，以致让有的误注漏网，出现在书上。这里可以举一例证。元朝八合思巴的生卒年，人文版《全集》照抄《辞源》，注为1235—1280（⑸461）。这两个年份都是错的。我据《元史》本传查明，应该是1239—1279。我在《举一点例》一文中把这一发现发布了出来（见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朱正著《鲁迅论集》第111页）。而拿给我看的校样中，其生卒年还是写的1235—1280。我看到这里，还在致出版社的信中提到：这样抄人家的误注，就是留下抄袭的铁证。我当时就给改正了。这是我自己很得意的发现，当然要郑重其事的用上去。可是这次看到印成的书，赫然在目的竟还是那两个错了的数字。我只有连声叫苦了。因为这一修改我印象太深，可以作为漏改校样的铁证。是不是还有其他例证，我不能确说，但愿没有了才好。
前面我说过，因为只给我一份校样，我改过退去之后手边即无校样可以查对比较，这样，造成的遗憾就太多了。各册之间，同一个注头的注条无法比较、协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书里，生卒年都不统一。随手举几个例吧。张学良，有的注了卒年（伪25），有的未注卒年（三344）。牛兰，一本说他的生卒年是1894—1963，出生于乌克兰（且13），另一本说他的生卒年是1897—？，是波兰籍犹太人。（三406）他的经历两本说的也颇有出入。同一部书出现这样的矛盾，真太遗憾了。我也曾预料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不止一次向他们提出：在开印以前让我看一遍，寄到长沙给我看，或者我到杭州去看都可以，由他们决定。同时我声明看最后的这一次样不另收费，再干十天半月的义务劳动。给我的答复是没有必要。我想，当然并不一定非我看不可，社里如果抽一个经验多一点的编辑，将各本放在一起检查一遍，大部分毛病是可以消除，不致出现在书上的。可惜我的这个希望落空了。
上面我说的许多，都是说我为这书做了些什么工作，似乎这书所有的成绩，较前所有的进步，都是我做出来的。这显然不是事实。集体项目就是集体项目。尽管各人交出的稿子有高下之分，还是每人有每人的贡献，至少，在主观愿望上，每人都还是愿意竭力做好的。这里，我愿意说一下老友得后兄的工作，他早年就出版过《两地书研究》、《两地书全编》等书籍，深受学术界的推重，他对《两地书》的研究，据我蠡见在国内无人可及。他做的这本《两地书》是整个这部书中最好的一本，我看校样时，根本不必大动，只作了极少技术性的修整。陈琼芝做的《三闲集》、《二心集》也很好，校注两个方面明显比1981年版有不小的进步。而且她特别认真，像藏原惟人的生卒年，她是写信到日本去查明的。姚锡佩做的《南腔北调集》也是很不错的，她利用了鲁迅博物馆藏书这个大优势，做出了别人作不出的成绩。只看那一篇《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的注释，就比1981年版高出许多。与鲁迅无直接关系的注条，她偶然也出点小错，例如关于北宁路（三392）原稿没有注对，这不过是小毛病，改起来很容易。总之，各有各的成绩，就不各各分说了。
文章做到此处，要说的事都说了，本来可以就此完篇。最后再来一点余兴，讲一下“审读”一说的由来。
这工作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甲乙双方对我工作的质与量应该有一点共识了，于是向黄育海先生提出：原先我拒当主编，是不想太劳累了，现在我实际上做了主编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主编过别的几种书，没有这样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