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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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幽默”另一个恶劣的导向作用是败坏学风，使学术腐败现象呈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尽管不善学术幽默者往往都是真正的崇学、实学者，但在这种泡沫学术的导向下，基于“适者生存”的本能，他们可能只能面临两个尴尬的现实选择，要么学术地位边缘化，要么调整思路掌握玩“学术幽默”的技巧。同时，学术幽默也使得一些教授逐渐丧失依靠专业能力介入公共领域的理性思辨角度，使其的社会权威认可度大幅下降，难以扮演或实践过去教授的社会角色定位。道理很简单，教授专业研究能力的缺失，便会诱发其萌生专业学术权威地位是否合法的情绪体验；显然，这种由学术贫困引出的学者自信心一旦流失，建立在学术自信基础上的教授独立人格就没有生存的可能，而独立人格的衍生品质，如社会道德感、批判精神等也就烟消云散了。
学仕一体导致学官与教授身份混同。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仕“一体化”已呈高度融合的状态了。这种融合的突出“成果”是：高校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科级教授、处级教授、厅级教授直到顶级的副部级教授（院士）；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估计是为方便无官的纯教授与“某级”对应，高校还流行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当然，这种换算仅仅只是一种比较参照，主要用途是在诸如学校要分配某类福利、尤其是需要捐款赈济灾民要确定教授个人出资的具体份额时，才在校园内的一些相关文件、通知上常见，官本位意识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的现象，说明我们对教授的价值系统认定已呈倒错态势。大学教授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取决于其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虽然于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学、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教授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似乎是看重他们的价值，但若从理性角度推敲，这恰恰是学问没有地位的证明。正因为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的价值不被承认，所以才把他们“提拔”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里价值才被承认。一些在学术上极富才干，颇有造诣的年轻教授，为摆脱寂寞和受冷落的窘况，为享受“某级待遇”，只得调整“研究方向”跻身于官场。这种将教授纳入行政体制的人事安排，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使他们首先渐渐失去专业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同时也自然相应失去了建立在专业能力基础上对于学校乃至社会问题的诊断能力及热情，变成只会说围绕行政组织原则大白话的“社会贤达”〔１８〕。
学术理念的物欲化导致教授与文人雅士的品质渐行渐远且几近世俗。语言学家姜亮夫先生在一篇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文章中说：“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的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１９〕这样的“雅景观”，眼下的校园不太常见了。相反，社会上、官场上流行的庸俗风气不同程度地在一些教授、尤其是那些“双身份”教授们身上发散开来，其中不少人的思维方式、举止言行严肃自省不足，随意甚至轻佻有余；吃喝风、裙带风、关系风、送礼风等均能在这些与时俱进的教授们身上找到佐证。
教授学术理念的物欲化，也使得高尚的学术研究于一些教授眼里，不再是钱锺书先生谓“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的地方了，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异化成赚取金钱和名利的手段，教授办公司、学者变商人成为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为避免市场法则对大学机体的伤害，国外知名大学一般不允许教授下海经商，若教授想办公司，则要解除其在学校的教授资格。估计是基于中国的大学需要用市场竞争的原理来进行自我改造以提高办学水平的考虑，作为一种中国特色，前几年七部委联合发文允许高校办企业，对鼓励教授下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国外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下海却往往以依赖学校的资源为主，且多是脚踏两只船，既是教授又当“老板”（不少学生习惯统称导师为“老板”），而研究生则成为他们的打工者。上海《社会科学报》今年３月１８以“博导缘何变商人”为题，指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之所以联名向学校提出更换导师的要求，并“取得了艰苦卓绝的胜利”，是因为这位博导长期把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以每月五百到八百元不等的“补助”，让这些博士生给其夫人开办的公司打工，使他们的毕业论文准备“一塌糊涂”。无疑，教授兼商人、学术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把昔日庄重圣洁的学府变成钟情于开公司及举办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凭班”之类轻浮的“学店”，也是导引当下学术腐败“蔚然成风”的原因之一。
结 语
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１９０１年废除八股文，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已过了百多年。将这段历史粗分为两半，亦能清晰地看到，前半段尽管办大学的历史不长，条件也不好，但由于办学理念起点高，得益于遵循了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等国际上通用的大学办学惯例，因而造就培养了许多世界级的大师、大家，并在较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起了一批当时在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如清华、北大、南开、交大、西南联大等。杨振宁认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西南联大六年的学习生涯影响最大〔２０〕。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办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遗产最具珍贵性。遗憾的是，中国大学后来的遭际正是抛弃了这笔珍贵的教育遗产，过去的学术本位被现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１９９８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２００２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据《亚洲周刊》２０００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１９５１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２１〕。当然，这些官方眼里的“民间机构”评估是否具有权威性、公正性，以及这些境外组织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姑且不论，可结果本身至少说明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事实：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倘追究目前中国大学整体学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尴尬地位的责任，大学教授们难辞其咎。但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板子不能全打在他们身上。教授的主流意识还是恪守学术本位理念的，都是“官本位”惹的祸。因为，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评价认定及“官大学问大”等的诱惑，不可能让并非圣贤的教授们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处，而“抱定以求学为毕生追求”（蔡元培先生语），去专事寂寞艰苦的学术研究。所以，讨论现在的教授和过去教授之间总体学识水平和精神气质的差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类比，要旨是探讨导致这种差异的体制性原因。而恢复现在的大学教授建立在专业自信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营造学术本位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以保证对教授学术成就的绝对尊敬要高于权力意志；其次则寄希望于教授们的道德自律。当然，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真正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本身，它还依附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一点观察，重树现在大学教授的社会“权威”身份，也许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注释：
〔１〕苗体君：《教授贬值为哪般》，《瞭望》２００１年第２１期。
〔２〕〔５〕〔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９〕引自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５１、３４、３７７、３７８、３７８、３８、３７页。
〔３〕姚国华：《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０５页。
〔４〕〔１８〕任剑涛：《转型社会知识分子的志业抉择》，《东方》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６〕商子雍：《官是几等人才》，ｗｗｗ．ｂｏｏｋｅｒ．ｃｏｍ．ｃｎ。
〔７〕高墨：《清华思想讲座》，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１页。
〔８〕胡银根：《论大学教授的特征》，《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１３〕〔１５〕杨东平：《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３、２０２页。
〔１６〕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１０期。
〔１７〕眭依凡：《大学庸俗化批判》，《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２０〕闵维方：《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２１〕《世界经理人》，周刊〔ＥＢ〕，ｗｗｗ．ｉｃｘｏ．ｃｏｍ。
用“无可奉告”博弈
——媒介策略与媒介形象札记
？ 赵 维
（一）
西人性情幽默，评奖也不忘开心。除了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等一脸正经的奖项以外，还有一些搞笑、开心奖项。风光无限的奥斯卡大奖算严肃认真的，“奥斯卡十大罪恶奖”就有点玩笑的意味了。但把它看做“评委走眼奖”或“评委混蛋奖”，却也合乎主办者的“笑闹的外衣下面，自有其严肃的主题”的意旨。英国简明英语组织主办一年一度的“驴唇不对马嘴奖”，闻其名，就让人开心。
《中华读书报》报道说，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日，Ｐｌａ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英国简明英语组织）颁发的本年度“驴唇不对马嘴奖”，摘取桂冠的竟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获奖作品是２００３年２月他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发表的那番“知道不知道”的言论。拉姆斯菲尔德讲话原文如下：
就我们所知，有些事情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早已是已知的未知。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些事情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但也有一些事情是未知的未知——这些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ＢＢＣ的报道说，这些话反复读了几遍之后，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拉姆斯菲尔德到底是在说什么。
简明英语组织的宗旨是要确保向大众提供的信息使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该组织的发言人约翰·李斯特说，拉姆斯菲尔德式的语言正是他们力争取缔的。李斯特还诙谐地告诉路透社：“我们觉得自己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知道他在说什么”〔１〕。
中国人喜欢以“愚”与“智”月旦人物，拉姆菲尔德的语言表达能力真是“愚不可及”。在中国，不打小抄连四级英语通考都过不了关。
阅读西方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传记，常常感叹那些人活得真不轻松，其中之一就是说话得谨慎小心，“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失言的恐惧，非当事者不足以体味于万一。撒切尔夫人当了首相后，首相府通知撒切尔先生说，今后公开发表演讲，稿子要先交官方审阅。“我尽量照办。”撒切尔先生说，“我草拟的演讲稿，自觉千锤百炼，考究极了，还拼命引用莎士比亚、利维等大师的原著。我呈上去给他们审阅；不久他们下评语说：‘通篇含含糊糊又东拼西凑。请仅限于含含糊糊而非东拼西凑。’”〔２〕脑子里装了那么多的事，有的事关家国，有的事关隐私，说出来还是咽回去，套用莎士比亚的说法，还真是个问题。面对记者追问，“仅限于含含糊糊”，走的是“化骨绵掌”的套路。
所以，我疑心英国简明英语组织书生气太足，把拉姆斯菲尔德的政治伎俩看得太简单了。中国人常说的“愚不可及”还有上半句，索兴说全了吧——“其智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某个人的聪明劲你或许能赶得上，但装傻那个水平你还真就差挺大一截子。傻瓜式的聪明，才是聪明中的极品。拉姆斯菲尔德庶几近焉！
对付记者，西方要人的水平远非那些金玉其外的影视明星可比，段位之高、手法之巧，人们在看得瞠目结舌、如痴如呆之后，只有佩服。常在电视上露面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是美国经济晴雨表一样的人物。有一次，那边总统选战正酣，报纸却说：“哪个笨蛋当选都不要紧，只要格林斯潘还当联储主席就行。”自然，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惹人注目。每季度当美联储开会时，一大早各大电视网就派了专人跟踪这个七十多岁的瘦老头子，看他怎么样从自己的车上走下来，怎样走上台阶，怎样迈进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大门。他们甚至研究出一个“皮包现象”：如果格林斯潘来开会时带的手提包鼓鼓囊囊，就一定会要提高利率；如果他的手提包很瘪，那么联邦的贷款利率就不会再次提高〔３〕。
身当重任，格林斯潘的公开讲话不仅极其小心谨慎，更充满了含义不明的暗示，躲躲绕绕，闪烁其词。这是他对付记者的拿手好戏。据说，格林斯潘刚刚上任五周，便自嘲道：“自从我成为中央银行家以来，我已经学会了不连惯地、嘟嘟哝哝地讲话。”〔４〕美国政治语系里就有“美联储语言”，指的就是格林斯潘的这种语言风格。他还有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