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5-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线”的合法性的见证，并且用三个“就是”联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使得二者在“意见”、“方向”、“路线”三个维度上达到高度的统一，因为“就是”的语义在此表示“意志坚决，不容改变”，其语义指向是封闭性的，其语义开放是“零开放”。“就是”使得肯定的意向绝对化，没有其他阐释的可能。周恩来的演说无疑是延安政治高层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最后定位。
在延安政治高层对“毛泽东思想”表决的同时，延安还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起了批判。从７月到８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何思敬的《驳蒋介石的法律观》。毛泽东个人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除了在《解放日报》发动系统的攻势之外，还电告南方局的董必武如何宣传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说得很仔细，其目的就是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体系。
延安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在经过１９４２年的文艺整风运动之后，其言说达到了与政治社论的高度一致。艾青在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３日写的诗句中有：
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拥护中国共产党！保卫边区！
拥护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不让敌人触动我们的一根毫毛！〔３１〕
陈学昭写道：
共产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道理顶精通。
他理论联系实际宗宗好。
他政治军事样样成。
他文的武的都能行。
他实事求是好作风。
《新民主主义论》和《持久战》——
这才真正指出了《中国之命运》
不是什么神秘的神机妙算，
而是根据科学的唯物辩证。
他教党员们八个字：
“同心同德，
忧国忧民。”
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旗帜
是这样树起来的。〔３２〕
读艾青这样的诗句，仿佛听到了博古的声音，诗歌的分行与节奏，编制着政治社论的音符，不是政治的激情化为诗歌的表达，而是诗歌的表达等同了政治的诉求。在陈学昭的诗句中，“他”的远指功能树立了一个高于诗歌叙述者的“他者”，第三人称单数的“他”恰恰高高的站立在诗歌叙述者（“我”）——诗歌阅读者（“你”）的关系之上。但是，“宗宗好”、“样样成”、“都能行”、“好作风”等口语化的词汇，又把高高站立的“他”拉回到诗歌叙述者的近距离视域中，“他”似乎就行走在诗歌叙述者（“我”）——诗歌阅读者（“你”）的关系之中。“他”的远指意向与口语化词汇的近距离视域两厢叠合，最后归之于“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的旗帜”的表达，因为“我们”融合了诗歌叙述者（“我”／“我们”）与诗歌阅读者（“你”／“你们”），而“旗帜”则回应了远指的“他”。也就在陈学昭诗歌发表的第二天，何其芳发表了《全中国的人民都反对进攻边区》，文中写道：“他们知道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救星。”〔３３〕这里的“谁”指的是毛泽东。因此，艾青的“领袖”，陈学昭的“旗帜”，何其芳的“救星”，不论语词的意向有何不同，三个词语不仅言说着“毛泽东”作为政治生活和民族道路的方向引领者，而且也表明延安知识者已经自觉地把“毛泽东”作为自己生存意义的意向性存在物，作为自己言说的主词。
另外，“毛泽东”作为符号形式的主词功能，已经从政治高层的政治表达和知识者的诗歌叙述，向当时的工农兵的诉求渗透。如中央印刷厂的工人致函毛主席和党中央：“我们中央印刷厂的全体职工，坚决的向我们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中央宣誓。”〔３４〕在１９４３年底，边区劳动英雄向毛主席的献词中更是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无限赞美：“毛主席，你像一盏明灯发出亮来，在前面给我们指点着路，我们就永远跟你走。”〔３５〕他们把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劳动人民的救星”、“东方的革命导师”、“中华民族的舵师”，喊出了“毛主席万岁”〔３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作为符号借助歌曲的形式深入到大众的底层。在《东方红》诞生之前，景成作词作曲的《保卫边区》中唱到：“保卫咱们的好日子，保卫咱们的边区政府，保卫救命的共产党，保卫我们的毛主席。”〔３７〕李有源写下了如下歌词，并由他的侄儿李增正唱遍了陕北：
太阳升，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３８〕
由此作成的《东方红》从陕北唱向了全中国和全世界。
刘少奇、王稼祥、博古和周恩来的表决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合法性得以成立，从而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主体以“毛泽东”的符号形式被命名；“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就是”之类的绝对性语词绝对化、肯定化，作为符号形式的创立主体的“毛泽东”，在他人的言说和意识中，有意或者无意地就被推向话语权威的位置。尽管这种权威生产的方式，并不是韦伯意义上的方式，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文本中，这种政治高层表决的方式，自然就拥有了生产的合法性。这是无需怀疑也没有必要怀疑的。并且“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一旦由政治高层的表决通过，经媒体向外界宣告，知识者的诗歌叙述和工农兵的民间表达便应“告”而生，这种叙述和表达，不仅是在话语权威的意向中诞生，而且本身也构成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因素。
注释：
〔１〕〔２〕〔３〕毛泽东：《致黎锦熙》（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５、８９、８９页。
〔４〕〔５〕毛泽东：《〈湘江评论〉启事》（１９１７年７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缩印本，第１４１１页。
〔７〕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８１页。
〔８〕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Ｇｕｅｎｔｈｗｅ
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Ｗｉｔｔｉ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２１５．
〔９〕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８～３９页。
〔１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６２４页。
〔１１〕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１９２１年１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页。
〔１２〕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９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７页。
〔１３〕毛泽东：《实践论》（１９３７年７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２７３页。
〔１４〕毛泽东：《矛盾论》（１９３７年８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３１０页。
〔１５〕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１９４２年７月９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３５页。
〔１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８２０页。
〔１７〕〔２２〕毛泽东：《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２、８２页。
〔１８〕王力认为，“主义”并不是词尾，因为“主义”可以独立成为意义，和西洋的－ｉｓｍ不同。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９页。
〔１９〕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０１页。
〔２０〕《严济慈旅法情书里的科学情怀》，《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２１〕雷蒙德·怀利：《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氛围》，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３页。
〔２３〕毛泽东：《给何凯丰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页。
〔２４〕〔２５〕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６日。
〔２６〕〔２７〕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８日。
〔２８〕〔２９〕博古：《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８日。
〔３０〕周恩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８月６日。
〔３１〕艾青：《起来，保卫边区！》，《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７日。
〔３２〕陈学昭：《消灭臭虫——中国式的法西斯蒂》，《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８日。
〔３３〕何其芳：《全中国的人民都反对进攻边区》，《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９日。
〔３４〕《致函毛主席和党中央，誓死保卫党保卫边区》，《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５日。
〔３５〕《向毛主席献词》，《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日。
〔３６〕《劳动英雄献词一束》，《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３日。
〔３７〕景成：《保卫边区》，《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３日。
〔３８〕陈伯林：《移民歌手》，《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１日。
新诗应该怎样读？
？ 马俊华
一
新诗应该怎样读﹖我先说说自己的阅读经验。我觉得，随着人的成长，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参加工作，对诗歌的阅读都是不一样的。高中以前比较朴实，大学时期比较盲目。大学时流行的很多诗歌，我都读过，像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等。记得读《杜伊诺哀歌》时，我是看台湾李魁贤的译本，还复印了英德双语版里尔克诗集。说实话，我其实并没读懂，也从心里不喜欢这样的诗。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西方现代诗的热衷和崇尚，一方面是受风潮的蛊惑，一方面是出于虚荣心，出自一种知识上的虚荣心，即觉得活在西方文化思潮走俏的时代，不会念几句西洋经就不够先锋和前卫，就有落伍之嫌。现在，我认为那些玩意不是诗，而是一堆由新奇观念拼凑出来的怪胎，是诗歌写作的邪路。
有了这样的转变，我对诗歌的理解就又回到朴实的、传统的看法上。在我看来，从理想状态说，诗歌就是用最凝炼的语言和最优美的语言组合形式，表达和抒发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从这一点上看，古今诗歌本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古文和白话文毕竟不同。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中都潜含着不同的最佳语言组织形式，这也可以说成是诗歌的体式或格律，不同的是，古代诗歌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古典诗歌体式，现代汉语诗歌的理想体式则仍在探索之中。但我们相信，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工艺，任何一种语言中都蕴涵着一种最佳的诗歌体式，通过不懈的写作实践，终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现代汉语诗歌的最佳体式。
阅读诗歌是一种交流方式，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与作者产生共鸣，复原一种生活情境，激活一种基本的生活经验，深化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这样的诗歌自然有一种抒情和认知的品格，具有经验性和直接性的特点。因此，我们读诗歌的时候要放松，要抱着一颗平常心。从我的阅读经验来说，能直接让你感动、让你产生共鸣的诗歌就是好诗。这个标准只能说到这里，它看似模糊、漂浮、片面，其实非常清楚、准确、周全。我认为，入道的人听了这话自然明白。要是想把这个标准说得绝对准确，愿望固然很好，但无法做到。一旦实行起来，还很容易掉进学术的纠缠中，越纠缠越混乱。大家很清楚，在诗歌之外说诗，最终是说不清的。
在这里，我以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具体谈谈新诗的阅读。《再别康桥》是徐志摩一生写下的最好的诗。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只讲第一段。我们先应该对这首诗的背景有个了解。徐志摩在英国剑桥读过书，毕业后回国工作。这是他重返母校时写的。大家不妨也想想，假如你离开母校后工作很多年，有一天重返母校时是怎样的心情﹖校园物是人非，可能也并不在意你的到来。只是因为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所以你特别珍惜这里，特别在意这种旧地重游。走在校园里的时候，看着熟悉的景物，肯定非常激动。如果你混得人微身轻，这种激动里可能还会夹杂着孤单、忧伤的感情。如果此行非常难得，你还会倍加珍惜自己与母校的短暂相聚。你是这样，徐志摩也是这样。与你不同的是，他当时还多了一层中西国家地位上的差距。因此，他此行可以说是轻轻而来，轻轻而去。“轻轻”二字在这里用得特别传神。有人微身轻的意思，也有不惊动周围的意思，也有没引起别人注意的意思，也有惜别的意思，也有孤单忧伤的意思。可以说，他完全抓住了此行的情感基调：“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临别的时候，身后自然没有热烈的欢送。据说，他是在船上写出这首诗的，可能当时眼前也确实是西天的景象。于是，就接上了“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样一来，那种“轻轻”的情绪就愈加浓厚了。这首诗的形式也齐整，语言也直接凝炼，是一首好诗。我就是这样读诗的，很自然，很放松，没有其他的胡思乱想，故弄玄虚。
这二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写作和研究受西方诗歌写作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大。今天看来，这种影响确实到了应该清理的时候。我对西方诗歌没有太多的研究，只能凭印象说话。我觉得，西方的诗歌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主流，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诗歌是浪漫主义诗歌，十九世纪末直到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诗歌是观念诗歌。我们把它奉为圭臬，顶礼膜拜，实在是一种自我迷失。这些诗歌都是一些观念谜语，是一些专门制造文化事件或文化新闻的抽象观念符号。他们在诗歌中附加了很多不属于诗歌的东西，使诗歌的直接性、抒情性乃至整个诗性都大大减淡，甚至丧失殆尽。比如，艾略特的《荒原》这首诗，就是从类似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样的西方文化经典中，翻找了很多富有寓意的典故拼贴而成，目的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观念批判，可以说，从诗名里就可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