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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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和马蒂亚斯与分属不同组织的反佛朗哥活动分子接触密切，这些组织活跃于反抗独裁的斗争。在我们的寓所里，可以看到列队而过的巴斯克人、卡塔卢尼亚人，还有全国劳动同盟（CNT）的人。尽管他有可疑的出身，有与摩洛哥独裁者的所谓家族关系，有作为办公室抢劫者和偷自行车的人的名声，西蒙还是非常快地成了我们的来访者惟一的对话者。我们说西班牙语要比他好得多，我们关于政治文化的了解更为广泛，然而，是他赢得了信任，扮演了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的典型。有不少时候，那些来访者甚至宁愿单独与他在一起，到他的卧室里去讨论。我们把这些时刻当作一种侮辱来忍受。而在一个夜晚，我们的嫉妒达到了顶点，在晚餐当中，西蒙对我们宣布：
“它今天夜里要炸了。”
“是什么要炸了？”
“领事馆。”
“怎么回事，领事馆吗？”
“我跟你说，领事馆要炸了。就这些。”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知道。”
在凌晨两点，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整个城区。无疑被一种同样的感情驱使，马蒂亚斯、埃克托尔和我急促地跑出我们的房间。我们发现西蒙坐在一把扶手椅中，带着典型的度假中的英国人的轻松姿态抽着一枝雪茄烟。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以其诈骗者的和善面孔看着我，把烟蒂放在他的嘴边，放出的几个烟圈儿旋转着飞向了天花板。然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深莫测，他穿上外套，一边走出去，一边没有回头地赏给我们简单的一句：“晚安，小伙子们。”
那时，我的工作是在位于远郊的玛丽居里普通中学作走读的学监。那所有四百多学生的机构是由一个从人性的观点来看可怜，从智力方面来看不足，从职业方面来看则是罪恶的人物领导的。在他面部的生硬中有一种东西使人想起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变形的特征。埃德蒙·卡斯当布伊兹管理他的学校就像在操纵一艘装甲舰。他自己本人，惟一的管理大师，几个人所共知的懦弱而驯服的下属，排列在舰船的第一个纵向通道，而所有的其他人，学徒们，乱七八糟的工头，则堆在机械舱。换句话说，卡斯当布伊兹是一个发冷光的笨蛋，一根充满自负的、由1968年的失败提了神的天香菜。
我是在1970年到的这里，就是在那一年，他决定重新把形势控制在手中，强迫老师和学生接受一种完全从他的树脂脑袋产生的过分夸张的新内部规章。
玛丽居里中学是那些教育机构之一，它们的行情在接受了主要是农村人口的生源之后下降了，而这些学生直到那时之前都是分配在当地的小学校的。玛丽居里的孩子中很大一部分是种田人的儿子或女儿，来自那些分布在城市周边的廉租土地上聚集的收入微薄的家庭。卡斯当布伊兹讨厌这些他叫做“不好对付的客户”的人。他不明白为什么校长的任期已经把他，一个规章制度的赞美者和美德的卫士，指派到了一个聚鼠洞一样的地方。以他的才干，他的抵抗活动的过去——被他的诽谤者大大地怀疑，他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熟练使用——根据专家纯属牛皮，他完全配得上领导一所著名的高中。没能如此，而是到了这儿，照他说，到了一群怀有敌意的、粗野的、甚至是未开化的人当中，由一队无能的、关心组织工会和通奸远甚于关心尊重中等教育基本法则的人来辅助。
“我设想，您不打算让您的头发老留这么长吧？”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懂得权利微妙关系的教育（1）
这就是埃德蒙·卡斯当布伊兹在我去向他报到时，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他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从哪儿来，学什么专业，是否我哥哥死了或父母还活着，但是他已开始解决我的面貌的根本问题。
在我到玛丽居里工作的全部时间里，他不得不与这一见到就令他无法忍受的蓬乱毛发共处。单单是我的在场就使他不能忍受到了这种程度，在他办公室的安静中，由于他两腮剧烈的收缩提示，我甚至能听到他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在他的门上，他叫人安上了两块彩釉标牌，一块写着：“校长室”，下边一块则是：“公立中学校长先生”，用的是哥特字体。人们很容易想像，这种字体的选择不过是为了吓唬乡下人，威慑年轻的教师，并树立他不可改变的本区独裁者之气势。
“……此外，我将要求您不要和学生不拘礼节，他们大多数，没有受到使他们能懂得权利微妙关系的教育。所以您要满足于严格地执行内部规章，而且向我报告任何细小的违规。还有……您的头发……当然，尽早。”
说着这些，他用中指和食指做出一对剪刀的形象，以一种邪恶的贪婪姿态在已经很是有些秃顶的头侧面比划着。
玛丽居里的生活是一种有三维空间的地狱。在第一级，我必须忍受学生们的起哄，他们已完全了解我不是一只把门狗，而更可能是一个对他们无恶意的可以做伴的动物。在最高级，那德国皇帝经常指责我的左翼分子观念，我的缺少权威，还有我茂盛的毛发。至于那些教师们，滞塞在我的烦恼的夹层，他们的某些人，把给卡斯当布伊兹捧场当作职责与快乐，有时甚至走到了以其言论竞相献媚的地步。
在这个书生气的污水坑里，只有两个小部落羞答答地给予我支持和鼓励。首先存在的是那些共产党员教师，有三个人，是全国小学和中学教师联合会（SNI）会员，为了对付他们，卡斯当布伊兹在许多年里进行着殊死搏斗。在私下里或和他的同党们一起，他把这三个教师叫做“布尔烧”或是“俄国阵线”。就这样，我的到来，刚好减缓了这个所谓阵线承受的痛苦。凝聚了校长新的仇恨，我使这些苏维埃得以喘过一点儿气来，得以重新组织，去进行以反对那个此后不得不两面受敌的公立中学校长为目标的行动。在每次学校管理委员会选举之前，这几个当时被人叫做“斯大林”的人，总是努力笨拙地奉承我，哄骗我，比如，对我反复地说，我是他们的“客观上的联盟”。
第二组不打算反对我的人是那些有婚外恋的情人们。他们代表了教师之不可忽略的比例，是一种有趣的职业亚品种。他们对我表现好感是很容易解释的： 由于卷入夫妻之外的不正当关系，他们都有一种做了不可挽回之事，冒犯了至高无上的内部法规，永远在挑逗惩戒委员会的感觉。作为患幼稚症的成年人，对他们细小的卑劣行径既感觉恐惧，又感觉兴奋，他们暗中体会到自己从此是那个“对现状不满的”世界的同谋，而我在他们的眼里，是那个世界的代表。他们努力让自己相信，对配偶说谎，在教师休息室里眉来眼去，在课间休息时手淫，每两个星期三法国中小学星期三下午休息。——译者注做爱一次，都体现为解放和自由的标志。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在一个服从的、标准的、被阉割的社会里新的两性关系方面反秩序的先锋。每两个星期三中的一个我借给他们叹息街套房的钥匙，在那儿他们可以不慌不忙地哼哼两个小时的光景。他们不太有时间去致力于什么其他细节，他们各自的配偶，也同样是有学衔的教师，且对纪律吹毛求疵，可不习惯拿吃晚饭的时间开玩笑。
有时候，在我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星期好几次，早晨搭载这些伴侣中的这一对或那一对去学校。快到七点半的时候，他们过我这儿来找我，爬上大众车的后座，而且在整个行程中拥抱在一起。他们有时候甚至使自己处于让人难以忍受的状态，而我就像一个纵容的出租车司机，不得不在就要到学校之前停车，以便给他们时间去恢复发型、整理衣服。不过他们纯属徒劳，他们涨红的脸颊和鲜艳得夸张的嘴唇都泄露出刚才血液流动的强度。
几个月之后，我成为他们私生活的一部分已到这种程度，他们在我面前不再有起码的克制。我尤其想到那个英语女教师，傍晚下课出来，爬上了大众车，在那儿已有她的情夫等着，她轻轻地掀起她的短裙，一边对他说：“我已全湿透了。”她以发育迟缓的青少年的天真声音说出这个，没有起码的顾忌，好像我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量，一个模糊的抽象概念，一个旧制度下又聋、又瞎、又哑的仆人。但是，第二天上午，在第一节课，这个湿淋淋的圣母就能冷漠地把一个学生赶到门外，惟一原因是他在上课时嚼口香糖。不论他们在性方面不值一提的琐事达到什么等级，这些教师们壮观的伪善，令人惊讶的前后言行不一致，行使严厉判决的可怕需求才更使我惊愕不已。
我在这个使人消沉的平庸环境中呆了差不多四年，而最糟糕的是总得再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人物在我看来都在他们各自的角色中成了化石，卑鄙无耻的卡斯当布伊兹有条理地折磨着这个小型劳改营，对此，他赞美自己同时是它的“首领”和保护者。有一天，在来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发现一个“Heil！”德文。问候语。“Heil Hitler！”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其拥护者见面时的招呼语。用黑粗墨水笔写在了他的门上。这一事件，刚好发生在一场有关他的伪抵抗者历史的几乎是政治性的争论之后。我不知道卡斯当布伊兹在战争期间都干了什么，但是所干的已无法比他在和平时期操纵的卑劣斗争更加可耻。
在1974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离开了玛丽居里中学，这一次是再也不回去了。我出发的那一天，卡斯当布伊兹在我的最后一课结束时出现：
“是今天您要离开我们，布利科先生？您知道我对您的看法，那么我也就省去那种‘我们将会非常想念您’的套话。这里，没有人将会想念您，除非，也许吧，所有的那些大喊大叫的小脏孩子们，他们，我希望下一年，将面对一个更加负责而较少通融的学监。您吸毒吗，布利科先生？”
“吸过。”
“我就知道。没错。您有时候眼睛里有这种典型的瞳孔扩大。”
“我现在必须走了，布依兹先生。”
“是卡斯当布依兹，劳驾，您还在我的学校里。而且不要用这种高傲的语调和我说话，我请求您。”
这个人的念台词式的顿挫使我想起了我的祖母玛丽·布利科尖利和断然的语调。和她一样，我感觉他极难控制那只憎恨的高大牧羊犬，它在他身上永远地挣紧它的皮圈。
“一个最后的问题： 是您，不是吗，写了这个德国词，去年，在我的门上？”
“您是想说那个‘Heil’？”
“是它。”
我最后一次看了一眼这个卑鄙的纳粹德国时期的区长，他注意仪表，不论冬夏都紧裹在他全套的西装里，脸总是刮得很光。尽管有这种永恒地表现其男子气概的强烈愿望，他身上却散发着一种暧昧不清的、甚至是女性化的东西。人们可以不费力地想像他经常造访芬兰蒸汽浴室和男盥洗室。
“不。我什么也没有在您的门上写过。”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懂得权利微妙关系的教育（2）
“好好听我说，布利科。我知道是您。我知道这一点如同我知道您吸毒。所以关于这一切我已送交了一份报告给学区办。一份详尽的报告。我希望这份档案将跟着您，到一切您要去的地方，而且它将阻止您进入教育部管理机构，如果有那么一天您打算想要进去的话。从这里滚开吧。”
在这一年里，在西南地区，夏天的天气例外地炎热和干旱。我的父亲，已经把汽车行转让给了他的年轻代理人，经常留在家里，而且以照管他的已成为博物馆和真正的绿色画廊的很具规模花园来度过一天的大部分时光。在几年里，他已经成功地把一个患了关节炎的老迈花园改造成了绿色的瀑布，那里混杂着品种极其繁多的植物。一些灌木丛顺着小径延伸，如同绿色的溪流，而另一些则缠绕在榆树和雪松的周围，好像深长的皮毛筒。经过修剪、整枝，还给它们去除枯枝，棕榈、梧桐、板栗、刺槐，还有桑葚都尽展风姿。而且，在这些树和常绿灌木之间到处都有定期地由英国品牌的剪草机修理的低矮、浓密而旺盛的草地，天长日久，剪草机留下了其切割线条的痕迹。
这个花园对于我的父亲远远不止是一个消遣，它对他的心脏病是一种治疗，还是他人生最后的理由。总是在这样的时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人们相信终于接近了幸福与终极目标，而意外事件的突如其来将要把我们打倒在地，粉碎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劳动。
就是干旱摧毁了我父亲人生的最后田地。一种其强度和长度都难以忍受的干旱。这一年，春天的降雨已经非常罕见。4月和5月雨水踪迹全无，到了6月，还是没有一点降水。7月在令人绝望的蓝天下简直就是一个持续的大火炉，以至至于从月中旬开始省政府就采取了紧缩措施。在农村，农作物的浇灌受到限制，任何人也不能再从南运河抽水。在图卢兹，禁止洗车，禁止给游泳池注水，尤其禁止浇灌花园，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我父亲，作为诚实的公民，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他严格地遵守禁令，任他的苏格兰草坪渐渐地枯黄下去。接着，轮到那些最为暴露的灌木渐渐地被太阳烤焦。然后，是那些大树。樱桃树干枯了，一点一点地落尽树叶，好像在11月里那样。一天又一天，整个自然界都窒息了。土地干得裂开，植物的根脉徒然地在土壤中寻找湿润的踪迹。
晚上，我有时会和父亲喝一杯咖啡。我们安顿在花园里，可以听到树叶在凋落。当它们接触地面时，会发出一种轻微的金属般的声响，这使我的父亲无法忍受。
“全都干了。整个园子都在死掉。”
到了8月初，他终于决定触犯法规，开始每天夜里给他的树木的根部浇水。他接通了好几根管子，每一刻钟移动一次。他行动迅速，好像一个偷自行车的人，害怕被人撞到正在侵吞公共财产。他试图压下他的愧疚，解释说他所以在夜里浇灌是为了避免水分蒸发，尽量利用水资源。他这样自己欺骗自己地过了那么整整一个星期，然后他的心理问题永久地解决了： 水泵再也抽不上水，干了。
接下去的日子，父亲把他的时光用来听气象预报，期待着一次降雨气旋的通告。晚上，他走到凉台上看着天空，而炎热的光焰仍然在远处环绕。
猛烈的暴风雨快到8月末的时候突然爆发。第一场骤雨落下时，我和父亲在一起。我们走出去，呼吸那湿润的土地如此独特的气息。喧腾的空气带来了被突然而至的雨水解救了的植物的所有气味。在园子里，硕大的雨滴如同钢弹，噼噼啪啪地敲打在干叶子的地毯上。
“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一切是以这样的方式了结。一星期里，草地就会重新绿起来。但对其他的，是太晚了。天上全部的水也永远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