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2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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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岁左右开始，我就一直跟着村里的一个盲人，唱《柳荫记》《蟒蛇记》等唱本，到升了高中，进县城寄读才终止。盲人拉着二胡，我在旁边张着嘴，童音老调，满脸通红地大唱。读高中子，同学们都在为英语、数、理、化挑灯夜战，我却依然中了邪似的抄唱本，或收集民歌、俚谣。我天生没什么大志向，很少为自己的前程犯愁。别人都觉得生在农村，是农民的子女，一辈子都得与土地纠缠，这是绝不能忍受的，我尽管也不希望自己一生当农民，却抱着能上大学就上，不能上就回家种地的态度，没有一条道路是惟一的，考不上大学并非世界末日。
我对乡村生活始终充满迷恋。为此，我一直认为，我的诗歌创作无非是年少时那些唱本的延续，特别是唱本的叙事性、韵律和直白而又生动的文风，毋需纠正地为我设定了我自认为不错的创作框架。凡事都可以写得动听些，我所推崇的诗歌，是那些可以唱的，唱出来能让人的身体发生快感的诗歌。以至于在刚刚试探着写诗的那些年，我甚至把自己创作的一大批民歌当成诗歌，它们透明、单纯、直接，有限的修辞，出自本能。后来，我的写作显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本质没变，泥土还是泥土，不是大地；山峦还是山峦，不是高山；水还是水，不叫大水……
我知道变化一直在继续，也觉察到时光美学的一再提速，也目睹了圈内血沫乱飞的论战和一场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暴动，但我真的不感兴趣。也许，对一些诗人来说，诗歌的道路是不停地向外，每一眼毛孔上都安着一把锋利的刀，如万锥脱颖；可对我而言，如果是蚕，我更乐意把破了的茧一一补好。我有我的世界，我已经走得够远了，干得够离谱的了，到回去的时候了。云南的一位少数民族诗人对我说过这样一些话：作为汉族诗人，或许是该追求世界性，可作为一个拉祜族或怒族诗人，他的责任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歌唱，使用了这么多年的汉语，猛一转身，才发现自己没有一个听众。本民族的人觉得自己洋腔洋调，汉族人又觉得自己土得掉渣儿。
当然，用任何一种语言，或者用任何一种腔调，都不排除成为不朽诗人的可能，但有一点我一直很警惕——我使用的诗歌材料，是否适合我的嘴唇、舌头、喉咙和胸腔，我的声音是否是人的声音。如果一切都处于反面，我宁可闭上嘴巴，在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醉酒、游荡、发呆，决不把自己当诗人。我为自己是一个诗人而感到荣耀，不管在什么场合，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诗人身份。诗人是干什么的？写诗的。所以，在昆明，好多人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写诗。”我之所以如此，没有反抗什么的意思，纯粹是为了说真话，保持诗人的本质。
最后想说的是，关于诗歌传承，我觉得我的诗是记忆的产物，记忆的可靠性使其始终弥漫着乡愁与悲悯、敬畏与体温。与一棵树相爱，拥有飞鸟的地图，心存时光的邮票，或许这些已远非唱本和民歌的品质，却是一脉相承的想象元素，为我所挚爱。
请问我的诗歌家谱
■ 路 也
一吃馒头脑里定要蹦出那首诗里面的一个句子：“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于是惭愧感由然而生……
“我的诗歌传承”这个话题不好谈。如果每个人的诗歌创作都有一份家谱的话，那就好办了，翻开来很快就能查到鼻祖是谁，我又是第多少多少代贤孙。这个问题多少有些像让一个现代人来回答最早的祖先或者最初的那个老根在哪里，恐怕他只能有点戏谑地说：山西洪洞大槐树。那么就仅仅回答籍贯或者出生地吧，可是籍贯其实已经在不断迁徙的现代生活中变得遥远和模糊，即便回答出来也不会是科学的，看来只能回答一下出生地了，如今在人事部门下发的表格里一般只填“出生地”。
我爸爸是学数学的，我妈是会计，家里的书除了习题集就没有别的了，所以从家学上来讲真的是一点也没有诗的渊源。我小时候吃饭嘴巴漏，我在桌上吃，鸡在桌下吃，我妈说光我漏的饭就可以顺便养一只鸡了，我爸爸为了教育我爱惜粮食，就找出一首古诗来让我背诵，还仔细解释意思给我听，那是白居易的《观刈麦》。那时我好像还没上学或者刚刚上学，基本上就是个文盲，却闭着眼背下了这首长达一百三十字的五言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直背到“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是我一生中背下来的第一首诗。自从背了《观刈麦》，我就落下个小小毛病，并保持至今，就是一吃馒头脑子里必定要蹦出那首诗里面的一个句子：“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于是惭愧感油然而生，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有点不配吃那馒头——由此可见诗歌的力量之大。这就是我所受的最初的诗歌教育，被教育得过了头。
我讲这个绝不是为了表示我拥有一个背古诗的童年，实际上我在我的童年时代也就 只背诵了这么一首诗，除此便没背过别的任何诗了，连“鹅，鹅，鹅”也不曾背诵过。直到 到了以文学为专业的时候，我开始喜欢上汉乐府民歌，对那些句子我几乎是看一眼就再 也忘不了：“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战城南，死郭北”、“心思 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出亦愁，人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露唏明朝更复落，人 死一去何时归”，当然还有“上邪……”，我喜欢它们那些华茂的质朴、赤裸裸的单纯，还 有一往无前的激烈。我性情里的某些东西一定是与它们相通着的。
在学生时代将要结束时，我忽然迷上了伊蕾，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写的她。我至今还能 背得出她的很多句子。作为一个诗人，她的质地那么好，我没有读到过比她更纯真的诗 人，纯真得让许多人汗颜。那一阵子我还把《邓肯自传》和《第二性——女人》放在枕头 边上，现在想来，那个时期当是一个人青春期的末尾吧？
我永远读不厌的书是安徒生童话，它总是出现在我给学生列的书目的最前面。我永 远看不烦的电影是《罗马假日》，已经看过十一遍了，正准备看第十二遍（说到这个，感 到有点不好意思）。另外，不知何时还养成了翻看植物书的习惯，当然得是插图本才行， 只要在什么地方遇见某种植物不认识，请教身边的人也叫不上名字来，我就会着急，恨不 得立即回家翻书。
现在我正在准备下学期给学生开的《外国诗歌赏析》选修课。我纯粹根据个人偏好 列出了一些诗人的名字：狄金森、惠特曼、里尔克、艾略特、埃利蒂斯、希尔维亚·普拉斯、 加·米斯特拉尔、索德格朗、布罗斯基、奥登……我想再配上一些我喜欢的音乐和一些 画，制作出很漂亮的课件来。我在列这些诗人的名字时，感觉他们是我的一些外国亲 戚。
我但愿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贴上标签的现代派，拥有“现代”的出生证明或“后现代” 的验尸报告。荣格说过，那些真正的现代人，看上去很可能像是老古董——我倒希望自己 就是他说的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诗人吧。
虽然拉拉扯扯地讲了上面不少的话，但还是不知道对于“我的诗歌传承”这个问题 回答了没有。
—个人的微型地图
■ 哑 石
作为形、音、意熔于一身的汉字，其内蕴的词与物的关系、人珉 界的关系，是我开始诗歌写作以来一直悉心体证的。
即使将“我的诗歌传承”这样的字眼放在副标题中，我还是无法抑止自己的惶恐。艺术的传承，总让我想起王维之于陶渊明；想起阿氏贝利之于史蒂文斯，梅利尔之于阿氏贝利；想起里尔克之于罗丹……这些“事件”，至今仍让人激动莫名。对传统、经典，乃至发生在个人命运洪流中的那些遭遇的亲近，我都是以“误读”开始的。如果这些偏离、篡改，这些围绕某个隐秘中心的相互纠缠可以称之为“传承”，那我庶几可以指认出个人写作地图上的几个乡村据点，作为“认识自我”这一古老规训的见证。
1．王维——汉文化词语的纯正发声
一个诗人对词语的选择、使用，潜在地裸露着他对本民族语言的血肉见证，也只有通 过与优秀诗人的秘密相约，一种语言，才可能在词语中完好地传承它始源性的文化基因。 作为形、音、意融于一身的汉字，其内蕴的词与物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我开始诗歌 写作以来一直悉心体证的。90年代中期，我认真、反复阅读王维的作品，“明月松间照，清 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诗句深深地触动着我，我觉得自己听到 了汉文化词语那纯正、伟大的发声。唐代诗人中，王维不是最有才华的，也不是思想最为 深刻的。但我觉得他是语言上贡献最大的诗人，他的诗，完好地保留、清澈着汉语词语的 本真面貌，敞亮了汉语词素涌动的源泉——能指和所指不是割裂，而是处于浑然一体的 平衡中（也许，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不能完全适合对汉语的分析）——正是在这里，我 感到西方拉丁语系诗歌与汉语诗歌的差异。只要还在用汉语写作，只要诗歌还承载着语 言的过去、未来，承载着文化的根基和良知，我们的诗歌写作，就应该努力靠近这种源泉， 并在某种新的可能性中，敞亮、丰盈它。我努力这样做，比如在《青城诗章》中，尽量让代 表自然物象的词语不变形，尽量让这些词语保持在对事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共生性命名 状态中。
2．《诗歌的三种声音》
这是艾略特的一篇著名诗学论文，虽然它不像《传统与个人才能》那样被大量引用， 但它对我写作的“影响”并不比其诗歌和别的论文小。通过误读他对玄学派诗人的解读： 我开始在自己的写作中使用一种既不是作者，也不是文本当事人，更不是传统形而上全 知训戒者的“声音”来参与文本组织，参与同其它力量的对话——它常常被我放在文本 加引号的区位里。这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引用、强调，也不应该形成对其它“声音”的挤 压、排斥；它只是几种声音中的一种，最好的状况下，它参与构成复调，并提示出生命和文 本的有限陛及其反抗。我想，这是我回应时代复杂性的一个小小手段：既要对称于我们置 身的广阔和混乱，更要忠贞于自己深切感知到的神秘精神谱系对自我当下的修正。在 《十首诗及其副本》和许多短诗中，我较频繁地使用了这种手法。
我所理解的诗歌传承
■ 王夫刚
在时光的流淌和命运的变迁中，诗意不是提纯，而是渗透，它蕴含着沧海桑田般的从容和释然。我们对天生的诗人心存爱戴，因为他们创造了诗歌的尺度。除了他们，其他的诗人似乎都要面临诗歌传承这个问题。阿根廷作家安东尼奥·波契亚说，你的口渴止于一杯水，而非一片海洋。但诗歌传承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且，很多时候它的面孔并不清晰，也不需要清晰。这有点近似生活中的大地，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过是大地上的一条条细小血管。我们离不开大地，但它不属于哪一个人。
20多年前，我的小学老师喜欢把课本中的古诗当作故事讲，两岸猿声，独钓寒江，飞流直下三千尺，诸如此类的情节（意境）画面般打开了我的诗歌之窗。感谢古代的诗篇，它们像记忆带我回到了我未曾经历过的年代，然后，遭遇语焉不详的诗意——在时光的流淌和命运的变迁中，诗意不是提纯，而是渗透，它蕴含着沧海桑田般的从容和释然。从妇孺皆知的古代诗篇中汲取营养，中国诗歌在大多数人身上烙下的痕迹同样在我这里得以重复。我想提及的家族事件是，1633年，我的七世祖先王钟仙去世，留下一部《钟仙遗稿》和一块墓碑，上面刻着：明末诗人王公钟仙之墓。我的这位诗人祖先帮助少年时期的我找到了“诗人”相对应的现实位置，并使我的诗歌梦想在一块墓碑的沉默中怀着对飞翔的渴望展开了奔跑。
生存的压力虽非写作的必然障碍，却曾经长时间地命令我置身于写作的边缘状态。这让我倍感苦恼、遗憾，同时也意识到，个体的一厢情愿是多么不经推敲。我写乡村、现实、爱情、命运，我知道这些毫无新意的词汇很难在我的笔下焕发出与众不同的光彩，但对朴素事物的眷恋和歌唱修正了生活在我内心世界的既有秩序，并使我有勇气从真诚、谦逊中获得适当的自信和有价值的判断力。我向继承的诗人表示敬意，向创造的诗人表示同样多的敬意，向在继承中创造的诗人表示全部的敬意，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诗人表示不成敬意——当自由被视为随心所欲的时候，我将不加犹豫地去追赶戴着镣铐跳舞的队伍。
在我有限的不期而遇的阅读中，令我受益的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很多，我所喜欢的当代中国诗人，也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我钟爱的西方诗人则有彭斯、华兹华斯、惠特曼、弗罗斯特、聂鲁达、叶赛宁、米沃什等。具体地谈论从哪位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了什么并非我的初衷，很多时候，浮现在我脑海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委婉的、间接的轮廓，或者某种各取所需的秘密。但这已经足够了。他们的巨大身影构成了我写作道路上遥不可及的诗歌坐标。
在我看来，寻常诗人的健康境界，无非是读喜欢读的，写喜欢写的；寻常诗人的诗歌传承，可能是水到渠成，也可能是润物无声。如果您据此认为我对诗歌传承的理解是不可谈，不必谈，我不反对。因为个体的诗歌传承既不重要，也缺少广泛交流的必要。诗歌自有诗歌的命运，恢复一个时代的诗意，从来也永远不会仅由一首诗、一个诗人完成一隋况就是这样，过分自信的诗人不比自暴自弃的诗人好到哪里去，过分自信的诗篇，大抵一样。我们渴望被理解，先要学会理解；我们渴望被继承，先要学会继承，在这里我愿意用叶赛宁的诗句阐释一个被我们忽略已久的常识：这些年来我们都曾付出过爱／这就意味着／也有人爱过我们。
我的师承
■ 桑 克
这是幻象的水泉，汨汨喷涌，化身大千……我流连其中，不知归处。
我。只能面对我的世界。这个包括我的世界。我穷尽一生，是抵达它边缘的边缘还是抵达它核心的边缘？
我的老师，不止一个，仿佛我的生命。
我的老师是无限的，仿佛我的前一个生命，或者后一个。
它有时被称作星空，有时被称作水流，在夜晚的时候，它又被称作迷梦。
而在尘世之中，它有人的形容。我的三哥，我的先生。
那些活在纸页之中的人，那些悬浮在我七楼窗户之外的影子，那些和我交谈的披着墨色长衣的影子，它们有时化身为沉静的树木。
我可以罗列人类曲折而神奇的历史，那些在图书馆的灰尘中因咒语而沉睡的名字，那些在显示器的灰白荧光中闪烁的名字。
那些汉语中的名字，那些拉丁字母背后的生活。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我的生命的见证，仿佛上帝给予我的，而我给予的，比最渺小的还要渺小。
那么请让我显示这些人的痕迹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