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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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水平降低了的只有26。5％。在1991—1993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只有大约
20％ 的应答者把他们过去的一年评价为“好”，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45％。与此
相同，在1991—1993年，41％ 的人认为过去的一年是“坏”的，而在1997年这个
数字只有18％ （CBOS Bulletin No。 8/1998： 2）。向前看，50。1％ 的人认为未
来充满希望，而为未来担忧的人只有21。6％ （数据来源于我的研究）。这和全国
性的调查是一致的，它显示：在1993年只有18％ 的人预期下一年对他们自己来说
将会是“好”的，但是在199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30％ （CBOS Bulletin No。 8/1998
： 11 ）。当然这种评价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之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不论
是往后看还是往前看，乐观主义更多的表现在后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已经获得成
功的或看到了成功机会的人身上。所以与过去相比，79。4％ 的精英认为他们的生
活条件变得更好了，而在从事最下层职业和失业的人中，这个数字只有26。2％
13。与此相似，76。4％ 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声称他们的生活更好了，而在未
受教育的人中，只有36。1％ 的人认为是这样的。展望未来，60。4％ 的经济精英声
称充满希望，而只有30。1％ 的失业者和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分享这种希望。
58。5％ 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预期他们的状况会改善，而对于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
这个比例只有42。8％。
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存在一种特别一致的不断增加的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
倾向。如果我们还记得在1993年只有32％ 的应答者表达了对民主制度的支持（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 February 1993），而此时，转变是显著的。在
1995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当问及与其它所有的制度相比民主制度是否
是一种更好的体制时，有71％ 的应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持相反意见者只有12％
（CBOS Bulletin No。 152/1997： 1）。在1998年，支持民主制度的人增加到72％
，持反对意见者为11％（GW， July 2 ， 1998 ）。对于作为民主制度的最明
显象征的议会的信任程度也升高了。
对于公共机构的不断增加的信任倾向也出现了。仅仅1997年一年，支持政府
的人从40％ 增长到48％ ，支持议会（塞伊（Sejm））的人从40％ 增加到45％ ，支
持中央银行的人从68％ 增长到77％。
大众媒体也显示了信任的增长：信任电视的人从68％ 增加到77％ ，而信任波
兰广播电台的人则高达87％ （GW， February 28， 1998 ）。
尽管仍然有相当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它们常常是有根据的——对政治
精英的怀疑，有些政治家在信任程度的排序上似乎比以前变得更好了。最明显的
是对总统的信任持续增长，在1996年达到68％ （GW， February 21， 1996
： 5），1998年达到73％ （CBOS Bulletin No。 5/1998）14。
新任命的总理大约受到50％ 的公民的支持。对天主教会的信任在经历了一个
时期的跌落之后，也慢慢地开始重新提高。
人们似乎已经从命定论中摆脱出来，开始拥抱行动论。“生活的成功只依赖
于我们自己的努力”的论断在1994年得到68％ 的人的认可，在1996年得到了76％
的人的认可，而认为命运是决定成功或失败的惟一因素的人从1994年的13％ 降低
到1996年的11％ （CBOS Bulletin No。 7/1996： 98 ）。
人们认为忧虑的事情的次序也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好像忧虑的重点从转型的
外部威胁转向了更加普遍的个人危险。在1998年，失业不再排在名单的顶部，替
代它的是健康问题（受选率为66％ ），其下依次是与通货膨胀相关的经济生活水
平的降低（58％ ），不断增长的犯罪（53％ ），战争（50％ ），而只是在最后才
是失去工作（43％ ）（CBOS Bulletin No。 14/1998 ）。令人注目的是，在1991
年使44％ 的人感到担忧的来自外国力量的外部威胁在1997年的数字只有27％ （
GW， August 27， 1997 ： 2）15。对威胁和危险的感知显然与应答者
的个人资本水平，尤其是经济地位相关。富裕的人比穷人更少考虑它们的存在。
/* 82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民主的巩固和信任的复兴（2 ）
某些行为指标也反映出社会情绪的转变。移民国外的人数慢慢地回落了。从
1991—1995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8000 人回落到1995年的26344 人和1996年的21297
人（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111），而1997年则降到20000 人以下
（Polityka， February 14， 1998 ： 6）。有一种不断增长的移民回国的
浪潮——经常回家做买卖并发展私营商务，以及有相当多的外国人希望在波兰定
居。1997年他们的数目达到8300人（Polityka， February 14， 1998 ： 6）。
选举的参与程度有了一点增长，但是仍然相当低：在议会选举中参与率从1991年
的43％ 增加到1997年的48％。
不断增长的信任的更加明确的证据可以在抗议事件数量的急剧下降中发现。
罢工次数从1992年的6351次和1993年的7443次，参加的工人为752472人，到1996
年，罢工次数只有21次，参加的工人只有44250 人（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137）。对把罢工作为保卫自己利益的合法武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问
及波兰医院中的麻醉师的罢工，76％ 的人把它们看成是有害的，35％ 的人强烈地
谴责它们（CBOS Bulletin No。 12/1997 ： 1）。
不断增长的信任的非常重要的信号出现在教育领域。首先，存在一种朝向高
等教育的空前的推动力，在显著增长的学生人数的意义上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教育
繁荣：学生人数从1990年的403824人到1997年的927480人，增加了一倍多，同它
一起差不多有了同样大增长的还有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数量，从1990年的112 所
增加到1997年的213 所（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240）。在国家管
理的学校——在那里，教育原则上是免费的——之外，也有作为新现象出现的私
立高等教育机构——尽管学费很高，它还是吸收了大量的学生。1992年，这样的
学校有18所，而1997年达到了114 所（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244）。
同样重要的是教育选择的分布图的显著变化，人们的选择明显地面向对未来有利
的职业的机会。所以在大学里最受欢迎的系科是法律、商务经营、管理与金融、
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欧洲研究。在私立学校最成功的是
那些提供管理、经济和公共政策等实用教育取向的学校。所有这些领域显然都与
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而出现的雇佣机会有关。
投机似乎不像以前那么普遍了。那些购买某种形式彩票的人从1990年的26％
下降到1996年的16％ （CBOS Bulletin No。 81/1998 ： 8）。人们比以前储蓄更
多的钱。银行存款从1993年的298。51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879。55亿元（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464）。人们已经从储存外币转向储存波兰兹罗提
（zloty ），外币存款的比例从1991年的占储蓄总额的36％ 下降到1997年的不到
6％（CBOS Bulletin No。 145/1997： 4）。个体的、非官办的人寿保险机构以前
是不存在的，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变得为大众所接受：在1997年进行的一
项调查中，13％ 的应答者说他们以人寿保险的形式储存他们的钱（CBOS Bulletin
No。 145/1997： 4）。不断增加的对政府担保的信任的一个好的迹象是公众对迅
速增长的政府公债，尤其是长期公债的接受程度，仅仅在1998年5 、6 两个月，
波兰公民就购买了700 万三年期的公债（GW， July 10， 1998 ： 2）。最
近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是消费信贷的繁荣。在1997年，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
家使用某种形式的消费信贷，而调查他们的动机表明了一种与一般的经济乐观主
义情绪相关的对未来偿还贷款能力的信心（CBOS Bulletin No。 150/1997： 6）。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消费行为上的一些变化。更多的人获得了贷款或用他们的存款
建造了房子。投资在私人住房上的钱从1993年到1996年几乎翻了一番（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 404…405）16。在一项调查中，问及如果买彩
票赢得了很高的奖金他们会如何使用时，68％ 的应答者表示要建房子。也有其它
的我们可以看作是信任指标不断增长的倾向。更多的人愿意化这么一大笔钱在教
育上（从1996年的24％ 到1997年的32％ ）和健康保护上（从1996年的25％ 到1997
年的36％ ），更少的人表示会用它来购买轿车（从1996年的43％ 下降到1997年的
30％ ）。有四分之一的应答者表示将用它启动某种形式的私营生意。
/* 83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为什么趋势会逆转（1 ）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最困难的问题：趋势的逆转为什么发生，以及它为什么能
够持续？是否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事件为不信任的恶性循环的破裂并把它转向启动
信任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负责？或者它是多种因素的侥幸的结果？或者两者都是？
带着后见之明的好处，我们可以冒险提出如下的假设。
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对于民主和市场改革的连续性和成功的广泛知觉。从共
产主义体系在波兰崩溃和激进改革开始的那一刻起，在很多人脑子里的困惑性问
题是：它是真的吗？毕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兰历史是以不断重复的短暂的
大众反抗政府并带来悲惨结果的失败的改革为标志的。众所周知的“波兰日历
（Poland calendar ）”已经变得几乎全部充满了值得纪念的日子——反抗共产
主义政权和生命短暂的自由化的象征：它们是1956年10月、1968年3 月、1970年
12月、1976年9 月、1980年8 月、1989年6 月。这么多这样的日子可以唤起忧伤
并且有时是悲惨的记忆。这已经导致人们无法相信1989年将是不同的。
这种基本不信任的慢慢根除是六组因素联合压力的结果。第一组也是最重要
的一组，包括所有那些使人们意识到转变已经是连续的、持久的，而且使其势头
真的不可逆转的因素。我冒险猜测：有两个事件——它对于很多人来说，事实上
是相当自相矛盾的——为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这种不可逆转性提供了最后的证明。
第一个是选举一位前共产主义激进分子，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 ）担任总统，而这是在他战胜了团结工会的传奇式领袖——莱赫。
瓦文萨获得的。第二个是共产主义出身的左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与由前共
产党员领导的政府的建立。两次选举的成功，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不信任综合症
和为转换寻找慰藉物。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它们导致了信任的重建。这是如何产
生的？这个似非而是的机制似乎是以下列方式起作用的。由于比例选举法原则与
右派和中派政党的多样化和不团结，共产党在实际的选举中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
支持。没有投票给他们的人中的大部分表现出了对改革将会被阻碍，民主化和市
场化将会被终止，甚至共产主义政权制度的某些元素将会被恢复的深深焦虑。这
样的事一件都没有发生。总统采取了一致的和有效的行动支持民主和市场改革，
表现了强烈的亲西方倾向，在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谈判中扮演了
一个重要角色。政府继续进行所有体制的转型，通过主持制定新宪法赋予它们合
法的标志，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17。对于反对派与毁灭的预言家
（prophets of doom）来说，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即使是共产主义者也不
能“破坏游戏规则”和倒转变革的势头。对于后共产党的支持者来说，它表明了
即使是“我们的人民”也不愿意改变转型的进程。通过这两种情形，它增强了关
于未来的必然性、确定性和可预言性的感觉。而据我们所知，这是信任的基本前
提条件。
确保转变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强劲起飞。依照“巴尔采洛维奇计
划”，在1990年实施的早期“休克疗法”所造成的延迟性后果，经由从1993年到
1997年由执政的后共产党所进行的一个时期的合理的和专业的管理改革，最终开
始表现它们自己。波兰走到了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前头。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
的增长达到了6。1％，1997年达到6。0％，并且预计1998年将达到5。2％18。同
时通货膨胀从1996年的20。1％ 下降到1997年的16％ ，1998年预计只有12％。外国投
资者对这些事实做出了反应，这本身又成为造成这些事实的部分原因。波兰在外
国直接投资的累计数量上走到了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前面。到1997年12月它达到
了203 亿美元（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4， 1998 ： 12 ）。
改革的收益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它的代价。大部分人开始体验到工资上升、增长的
繁荣、舒适，并且有时体验到真正的富裕19。乐观和轻快的情绪由于前面
一个时期的沮丧而增强了。经济的成功甚至更令人珍爱，因为它非常出人意料的
来到人们面前。就像佩里所观察的那样：“政权制度不断改善的表现对于建立对
它的信心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Parry 1976： 142）。
影响每个人对转变的印象的第三个因素是日常生活的新品质：一个更安乐、
更有吸引力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在经历了单调而灰暗的社会主义城市景
象、“排队社会”的悲惨境遇、经济短缺的剥夺和生产者的市场暴政之后，大多
数人比对消费社会司空见惯的西方同仁在更大的程度上喜欢消费社会的有利环境。
购物、外出吃饭、开快速轿车、出国旅行、丰富的娱乐和闲暇是新发现的乐趣，
它们提高了一般的满意和乐观情绪。而这些为信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组因素与政治民主制度和宪政的巩固有关。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是紧接着
1989年演变开始的改革的最早焦点。“律师时代”——就像达伦多夫所说的——
开始来临了（Dahrendorf 1990 ）。但是在正式的、法律的规定变成有效率的、
起作用的政治生活框架之前，它花了很长时间。“建立一个市民社会就像培育一
个花园……它是一个只有通过在几代人播种不信任的共产主义的土地上耐心地培
养制度才能带来收获的过程”（Rose 1994 ： 29 ）。但是一旦新的制度开始起
作用并变得根植于市民社会，它们就对于信任施加强烈的教育性压力。我们在前
文已经论证了制度性的民主如何通过似非而是的“预防性不信任”机制引起信任
文化。在波兰的情形中，三个方面的发展标志着民主制度的巩固取得了相当大的
进步。第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模仿西方立宪主义者的经典解决方案的
新宪法的制定。第二个是通过选举且多次成功的权力交替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