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56年5月底，我在海南岛外调时遭遇了一起抢劫事件。一天夜里，我住在海口市的一家旅店里，在朦胧之中，我似乎感觉到有一个人已拉开了我的蚊帐，等我睁开眼后，他右手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左手已经拿到了我放在枕头边上的挂包。我一骨碌爬起来，大声喊道：“抓强盗，抓强盗！”那人听到我的呼喊，夺门而逃。我也立即跳下床，光着脚追了出去，心想：那挂包里除了旅费以外，最重要的是外调材料和学校党委的空白介绍信，这是机密呀，绝不能丢失！于是，我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一条街的尽头，在巡夜的士兵的帮助下，制服了抢劫者，我索回了挂包，没有遭到损失。经初步审讯，那人是一名正在被追寻的逃兵，后来由巡夜士兵带回去处理了。
在脱产肃反期间，我是尽职的，特别是在外调中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好评。
于是，1956年3月8日，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肃反运动结束时，我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肃反积极分子，受到湖北省高校工委的嘉奖。
脱产肃反，虽说耽误了一年的学习，但我受到了锻炼，特别是从事社会调查和独立工作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在肃反期间，学校每月发给我们36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实习期工资的85％。那时大学生没有任何打工的机会，如果有劳动的话，那也是义务性的。对于完全没有经济来源的我来说，这一点微薄的收入是很珍贵的，我在武汉展览馆花30元买了一块苏制“胜利”牌手表，买了一双皮鞋和一件布棉袄，这是当时奢侈的“三大件”。此外，节余下来的钱，是我未来两年学习期间的零用钱，一直维系到我大学毕业。
1956年暑假以后，我和绝大多数肃反干部归队学习，我被新编到化学系852班。大约归队半年，我们刚刚安定下来学习，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已经箭在弦上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批示》的通知，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所谓整风，是号召党外人士用“和风细雨”
的方式，批评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以端正共产党干部的作风。但很快，整风运动就转向了对群众中的右派分子的大揭发、大批判，从而揭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 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我作为一个党员，自然地成了左派，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武汉大学的反右斗争从6月到11月底共6个月，分为群众发动、揭发批判和甄别定案三个阶段。那时，全校的重点是揭发批判中文系的“右派司令”、“右派元帅”和法律系的“山中宰相”。此外，每个系有自己的批斗重点，每个班也有对象。全校共划定右派分子429人，在全国高校中是划得比较多的学校之一。我所在的852班，通过排队，初步列出了右派和“中右”共5人，最后正式定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一个是调干的女生，她自己参加过三青团，其丈夫是江西某高校的画家，“鸣放”时对肃反发表了一些看法。另一个男同学，平时比较自由散漫，在思想上同情北京民主人士鸣放的观点。 那时我的思想状况是：一方面对反右斗争是很积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右派没那么多，我们班上另外3个同学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力争把他们保了下来，其中一名是香港回内地求学的。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政治运动中的角色行为（2）
在反右斗争中，我作为党员承担了班上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工作，对反右斗争是很积极的，对于我们班上两名同学被划为右派分子，我负有重要的责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这时我已担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出于对历史负责，为了把当年受到伤害的所谓右派分子从不平等的待遇下解脱出来，我亲自抓为右派平反工作。我要求做到：哪怕是踏遍千山万水，也要找到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的下落，一定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同时还要协助当地组织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凡是工作无着落而又有一技之长的，一律调回学校统一安排工作。在这次平反中，我也十分关心受到伤害的两位同班同学，也为他们彻底地平了反，向他们表示了我的歉疚，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大学期间我所经历的最后一个政治运动，是“大跃进”，无论是规模上还是破坏程度上，它都超过以往的任何运动。
那的确是个缺乏理性的年代，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盛极一时！
具体到大学来说，重点是开展教育大革命。从1958年4月开始，武汉大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口号和措施，如“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破除教学中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大办校办工厂，“红”与“专”的大辩论……霎时间，武汉大学成了教育革命的一面红旗，其经验迅速地通过媒体传遍了全国。
因此，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他于当年9月12日亲临学校视察，接见了武汉大学等校两万多名师生，发表了被称作“9
12指示”的重要讲话。这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是对那时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教育革命的肯定。
正当学校的教育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我却像一只蜗牛，蜗居在科学院研究所这座象牙塔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毕业论文。但是，通过报纸和同学们的通信，我对学校发生的事还是大体上知道的。我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对媒体不断介绍学校教改的经验感到高兴，这无疑扩大了学校的名气；另一方面，对“大跃进”和学校教改中的某些做法又有些怀疑，如湖北省某县放出了亩产7万多斤的高产“卫星”，武汉大学的某些系提出要批判牛顿三大力学定律，破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等。那时的湖北省和武汉大学，在“大跃进”中左得出奇，犹如一对“母子卫星”，在全国很是耀眼。
从大连回到学校以后，虽说毕业论文受到了表扬，但党组织认为我脱离了学校的革命形势，需要“补课”。所谓补课，就是“务虚”，在党支部的会议上，要我亮出对“大跃进”和教育革命的“活思想”。本着对组织忠诚老实的态度，我表明了对“大跃进”浮夸的看法，表明不同意一些违反科学的口号，也谈了对“又红又专”的困惑。针对这些“活思想”，组织上认为我跟不上形势，存在单纯业务观点的右倾思想，受科学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影响太深，要求我立即转变立场，并要在以后的行动中接受考验。
学校教育革命最后一个战役是“擂台比武”，我正好赶上了。学校认为，教育革命到了开花结果的阶段，号召过一个革命的暑假，通过学生与老师“擂台比武”
的办法，编出革命化的教材。化学系确定编写《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四门新教材，以毕业班的学生为主体，成立四门课程编写战斗司令部，挑战担任这四门课程的教研室的教师。我被分配在无机化学战斗司令部，任司令员，与无机化学教研室的老师打擂台，双方各编出一本教材，通过辩论以定输赢。我们仗着革命气盛，人多势众，联系实际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其实，教师对我们的胜利并不服气，只是在高压下不敢明言罢了。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教材。
回忆大学时所经历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总为我那时矛盾的心态而感到一种苦涩的隐痛。我本立志要当一个科学家，但又拼命地紧跟各项政治运动，生怕成为落后分子；我本惜时如金，但又义无反顾地参加防汛抢险队，脱产参加肃反；我虽赞成“鸣放”，反对“三风”（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又积极参加反右斗争，把自己的同学打成了右派分子；我虽崇尚尊师重道，但在教育革命中又批判过自己的老师；我虽怀疑高产“卫星”，但也高呼“三面红旗”万岁！我虽不知“又红又专”的标准是什么，但我却表示坚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等等。 上述种种矛盾的心态，曾困扰着我，使我痛苦过，但也有沾沾自喜的时候。它们的产生，既有时代的特征又有性格内在的原因。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独立行为的我和角色行为的我所组成，在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年代，独立行为是难于表达的，仅仅只能履行角色行为而已。
我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诺贝尔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神箭
大学生青年男女谈恋爱，果真会影响学习，会出现麻烦吗？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大学领导管理部门，要不然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大学明文规定大学生不准谈恋爱呢！
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开明的时代，既没有限制大学生谈恋爱的硬性规定，又没有专职政治辅导员的监管。那时，大学生恋爱完全是自由的，有的一进校就确定恋爱关系，成双成对地出入教室、图书馆；有的在毕业前敲定终身；有的表示先立业后成家；但也有的还可以申请结婚，甚至个别女生可以休学生孩子。那的确是一个宽松的时代，大学生们基本上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这是一种超前的符合现代精神的办学理念。历史经验表明，在对待大学生谈恋爱这个问题上，宜疏不宜堵，隐蔽的地下活动比公开的活动更具危险性。
其实，大学生的学习与谈恋爱，就犹如音乐上的协奏曲，如果协调好了，不仅可以对学习产生一种“核动力”，而且还会营造快乐和幸福的人生。
刚刚进大学的时候，我的确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决心排除一切杂念，集中全部精力搞好学习。同时，我非常崇拜发明大王诺贝尔，也决心效仿他终生不娶。这是我真实的想法，那时在同学们当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违反常理的想法呢？是不成熟，是无知，抑或是受到禁欲主义的影响？原因比较复杂，可能各种因素都有一点。那么，什么时候我开始转变对恋爱的态度，产生爱恋之思的呢？那是大四上学期开始的，一般规律是大学毕业那一年是恋爱的高峰期，因为如果确定了恋爱关系，毕业分配时可以要求组织上照顾分配在一起。存在决定着思想意识，内在的需要是行为的驱动力。正是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刺激下，我对待恋爱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年轻人不知深浅乱发誓”回归到理性的心态。凡是有男女的地方，如果有着“亲密的接触”，就可能会产生爱情，即使不是相互的爱慕，那也会是单相思。我的恋爱就是在这种长期的共同学习中产生的。
我和高伟的恋情似乎是天意安排的。1953年进大学后，我俩同时被编入752班，我是班长，她是校团委委员、团支部书记；1955年肃反时，我俩同时脱产做肃反干部，她在材料组，我在外调组；肃反结束归队时，我俩又同时被编入852班，我们虽然不再当班干部，但我俩作为班中仅有的两名党员，共同参加班上各项工作的研究决策；大四分专业时，事前我们虽未交换过意见，但我们不约而同地都填报了高分子化学专业；大学毕业分配时，尽管我们各有追求，但我俩又同时留校当教师。这一切都似乎是月老在为我们牵线，天公为我们作美！
从进大学开始，我对高伟就有着极好的印象。她扎着一对一尺多长的乌黑的辫子，脸上两个甜甜的小酒窝，穿着阴丹士林的工装裤，一双带襻的黑布鞋和白色的短袜，充分展示出女性青春活力的美。特别是她开朗的性格，积极向上的热情，良好的群众关系，善于做社会工作的能力，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爱笑，笑得很甜、很爽朗，往往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笑声，因此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诨名叫“鸦雀”。正是由于她的这些优点，所以引起了许多男生的爱慕。据我所知，无论是系内或者系外，有不少男生向她求爱，她似乎没有什么回应。
我对她产生爱恋是从大四开始的，说实话那时我完全没有自信，心想，她是大城市的小姐，而我是个土得掉渣的乡巴佬；她算得上是书香世家的闺秀，而我是农民的儿子，差距实在太大了。更何况已有那么多的求爱者都未能得到她的芳心，岂能轮到我？尽管我们在学习与工作上有过频繁的接触，但是在儿女情长这个问题上，那时我根本没有勇气单独约她敞开自己的心扉。
在大连毕业论文实习期间，我有机会给她写信，试放出我对她爱恋的气球，幸好她没有拒绝。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我们多年同窗情谊为基础的。在那一段时间内，我们鸿雁传情，我去她来，每两周我要给她写一封长信，让我们的爱情达到高潮。毕业论文结束回校后，我也就大胆地约她散步，她也邀我到她家里去玩，很快我们的关系公开了。
苏小妹曾以吟诗三试她未来的夫君秦少游，有趣的是，我也接受过高伟类似的“考验”。
那是一个清风明月夏日的夜晚，我们相约来到东湖湖畔的一个叫做“元宝山”的小山上，相依而坐，相互倾诉着对未来的憧憬。她突然推开我，问道：
“唉，还有一个问题你要说清楚，你到底是效仿诺贝尔当和尚还是要结婚？”
“我崇拜诺贝尔，但我要结婚。”
“那是为什么？”
“因为诺贝尔是阳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诺贝尔的奖牌挡不住丘比特的箭呀！”
“左说右说都是你，我不与你狡辩。”她说。
我们又相互偎依在一起了。自那以后，我们相互关心，互相支持，共同经历了42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结婚40周年“宝石婚”纪念时，没作任何声张，既没有鲜花也没有珠宝相赠，是在非常平淡中度过的。为了纪念这个不平常的日子，回忆40多年的恩爱，我填词一首以示感念：
长相思（东湖水）东湖水，东湖亭，十个春秋炼爱情，恩爱情意深。
文革风，改革云，患难与共心连心，甘苦伴终生。
九、“白手起家”搞科研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当教师，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室，专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个研究室是根据曾昭抡先生的倡议而成立的，他原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国家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被错划为全国大右派分子，经李达校长同意，被下放到当时被称为最革命的武汉大学接受改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件好事，对曾先生来说，他可以进行作为一个学者想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对于我和一些他的助手来说，我们可以受业于名师，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
解放初，徐懋庸被派到武汉大学担任校务委员秘书长，实际上他掌握了武汉大学的党政大权。由于他推行了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过火的斗争，虽然他于1953年被撤职，但却使武汉大学伤了元气，其不良影响是深远的。当时武汉大学的科学研究是很落后的，教师只搞教学而不敢搞科研，以至于绝大多数教师心甘情愿地当个教书匠。因此，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