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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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
其实，外公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日伪汉奸齐燮元送的，其中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我外公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外公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我外公除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房子住。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外公，开始算细账。
人们不会相信，外公当官二十来年，一直租房住，倒也有过所谓的房产，怎么回事哪？我外婆是袁世凯的干女儿，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公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说我舅舅、姨父什么的总要捞个有实权的一官半职吧。
偏偏我的外公不在此列。母亲说，大舅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外公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外公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外公都不答应。我外公是根据他自身经历考虑的：他小时候受的是儒学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因段家遭受劫难，家里人无奈，给他极少的钱让他独自离家，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堂兄参军入伍。当兵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常人无法想象。所以，外公认为，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低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
乃惠笑笑说：“段祺瑞的后代，就像我这样的，平常人，没出息！”
乃惠一直生活在北京，知道北京张自忠路三号（当年执政府，段祺瑞办公的地方），很长时间都作为东城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当然，有人会认为，政客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愤怒，有时也会做秀，这，我不好说什么。
乃惠说，我向活到102岁的母亲发过誓，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世人，特别是晚年的赎罪补过之情。我希望他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听了乃惠的一席话。我陷入了沉思。特别是这一长跪不起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段祺瑞迥然是两个人。
我不会忘记：三一八惨案，死了47人，伤了150余人。当时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连国外媒体都有反映。国内有良知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凌叔华等，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北洋时期的报刊很多，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现代评论》、《清华特刊》等全都加入批评谴责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连续发表了133篇各式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社会媒体轰轰烈烈的阵势，使段祺瑞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段政府最终以内阁总辞职下台，民间抗议声才渐渐平静下来。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按照多年的思维定势，总觉得段的长跪和吃紊咱是一种“作秀”。尽管如此，又觉得，即便是“作秀”，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多少有利于缓和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局面，总比警特密布，紧盯捂紧要强一些。
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了？！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
——公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批示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马懋如 字数：1799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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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为人，他的所为，有口皆碑。
此时，此刻，回忆起了和我有关，使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容我从头说起：
在那三十年前，拨乱反正之中，全国各地受“文革”之害的群众纷纷来京上诉，出现了一个上访大潮。信访是党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耀邦同志极为重视，他说，他没有批过条子，批了很多信。确实如此。
1978年底耀邦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后，中宣部收到的来信（来访）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写给耀邦同志的。据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一千五百多件，一至六月份共受理来信九千三百三十四件，是上年同期的三点六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里的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来访者，不少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他们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负责接待的同志怀着很大同情，热情、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十几个小时，还要作安抚工作，为他们解决食宿，还常常拿出粮票、衣物和钱等，解囊相助。他们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吃饭、休息，日以继夜，急来者之所急，办来者之所需，毫无怨言。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耀邦同志对这里的人和事极为关注，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9年8月17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信访处写的《信访处今年一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小结》上作了重要批示。全文如下：
退成绩卓著的信访工作同志
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疥限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
“文革”结束后，我从中宣部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到哪里工作，一时还定不下来。已在中宣部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庞达同志把我找去，问我愿不愿意到部的信访处工作。说那里接待信访十分繁忙，要我去担任信访处的副处长。开始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原是在宣传处工作，信访不是我的本行。庞达同志拿出耀邦的批示给我看。我看到耀邦的亲笔批示，立即被批示的话深深感动。我决定改行，加入了信访工作的行列之中，和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们并肩，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一点事情。几年来我从中得益不少。
耀邦同志的这一批示不仅仅是针对信访工作的，也不仅仅是批给中宣部的信访工作同志的，含义很深。从中看到了耀邦同志的为人、做事；看到了他所敬重和鄙视的；他所提倡的和反对的……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要提倡的和应该反对的。耀邦同志是在教我们做人、做事。他要求我们、希望我们：做人，不要当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的老爷或少爷；做事，要甘愿去做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对人民有利的事。耀邦同志的批示是我的座右铭，我复印珍藏到如今。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昨天不是少爷，今天没有当老爷，明天也决不会当那被人鄙视的人！
耀邦同志离世20年，批示时隔30年，虽时过境迁，批文没有过时，没有退色，依然（更加）切中时弊，有益当今。可惜，这一批示鲜为人知，在这纪念耀邦同志的时刻，特公之于众，愿与新老朋友共勉！
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批示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
2009年2月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缅怀萧克老将军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黎 白 字数：3188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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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老将军是我的老首长、老师，如果高攀些的话，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可以倾吐、交心的老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萧老是一位谦虚、直爽、不计职务高低，很主动地与一些同志倾吐心声，而且言之有物，议论深刻，和他交谈，受益良多。
我从解放战争时期接触萧老——我们的司令员以来，这个感触有增无减。后来，与萧老交谈多了，这种感触就更加深刻了。
萧老是有文化、肯思索、有勇有谋的红军高级将领，也是炎黄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首先发表了对陈独秀的公正评价，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有很大影响，也是开天下先的、十分严肃的对党史的贡献。
他坚持不懈几十年创作的文学作品《浴血罗霄》用他在《后记》中所写：“《浴血罗霄》经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出版了。此刻，虽然了却了一件心事，但过去的那些艰苦岁月常浮现在眼前。”
我在2002年10月20日有一段记载是：“当年曾拜读萧克同志送来的打印稿，几十年后重读此书，深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实为真理。此书最大的特色是有真实生活气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人物思想……”
我和我的老首长萧老的往来也是从《浴血罗霄》发展起来的。我们交谈最多的时期是1963年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的两年中。那时，党中央决定编写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战史。毛主席签发了组成三个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命令。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主持人是贺龙元帅，副组长是许光达大将。原红六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也是编委会领导成员。我奉调参加编委会对战史的编写工作，分工执笔的主要是红二军团创建发展的历史，对红六军团的历史也必需了解。为此，我多次到萧老家里访问。萧老都是热情接待，更主要的是，他有惊人的记忆力。红六军团的创建、发展、战斗，讲得十分准确、具体、生动，使我受益极大，也更进一步对萧克同志的才华、儒将风格有了深入的了解，也更增加了对他的敬佩。
与萧克同志交往多了，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督促之下，我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南天一柱》。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于1934年10月在四川、贵州两省边界会师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辉煌斗争历史在几十年来文学作品中极少涉及，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必去讲。实际上，这段历史是应该以浓墨着力去书写的。它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也有其很显著的历史意义。
1989年11月13日，《红二方面军战史》修改完成，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及主持战史修改的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位健在的老同志杨秀山、廖汉生、王恩茂、黄新廷、谭善和、谭友林等和我们几位执笔修史的成员，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会前，萧克、王震同志向我说：应该将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写成文学作品，希望我承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应该以文艺形式反映这一段历史的提法。而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写好的把握，所以，当时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因为那时我已接受了参加编写和修改《贺龙传》的任务，时间至少要两三年。即使接受萧克、王震同志提出的建议，也只能待《贺龙传》完成以后才能开始落实。不过，萧克、王震同志的建议，却使我萌发了尽责的想法。我认为我是应该写的，为了中青年了解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文学形式反映，作为党和部队培养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者，我是责无旁贷的。
1990年3月6日，在军委办公厅审查影片时，我又见到了萧克、王震等同志。萧克同志把我拉到稍后边的沙发上，对我说：“我想了很久，一直想见到你时再更详细地向你提一下，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这一年是很应该写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小说……都是可以表现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