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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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心中珍藏了多年的关于清华园的梦想破了。”苦难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莫砺锋先生的爱好，以后他去长江边的赵浜村插队务农，便绝缘于原本迷恋的数理，专心自学文科。正如在回忆录散文《浮生琐忆》中所述，插队十年，生活相当艰苦，最苦恼的是没有书读。一本薄薄的《唐诗三百首》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霜晨月夕。古典诗歌深深打动了莫砺锋先生的心灵，诗人们与他朝夕相伴，敞开心扉向他细诉衷肠，自已有时简直是与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多少个秋雨绵绵的黄昏，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赵浜对岸的竹树，直到一切都淹没在暮色之中。又有多少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我在汴河农具厂的宿舍里裹着棉被，望着一片黑暗发呆。寂寞就像那无边的夜色，吞没了整个的我，连同身体和灵魂。此时此刻，我就默默地背诵苏轼的《卜算子》或李清照的《声声慢》，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此举虽然不能完全驱散胸中的寂寞之感，但我既然听到了古人自伤寂寞的心声，便有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父亲的去世更犹如晴天霹雳，带来不可抚平的伤痛，他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从悲痛的泥潭里自拔出来，只能通过反复吟诵古人的诗词来汲取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力量。古典诗歌带给莫砺锋先生的不仅是心灵的慰藉，也是苦难中充满了希望的源泉，甚至是信念的支撑。即使在后来平静安定的教书育人的日子里，也会因偶然读到了元好问的两句诗“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檠灯”而大为感动，决定寒假不回家，留在韩国安安静静地读点书，正因此而体会到了“一年将近夜，万里未归人”的浓重孤独感。
《莫砺锋诗话》中常用不乏诙谐的言语来嘲讽“文革”中全民狂欢似的愚昧，解构那个粗糙年代中滑稽的场景，可见他内心幽默的一面。如《黄昏》篇说“满地的社员顷刻之间便作鸟兽散，急匆匆地赶回家，哪里有人来跟你‘相见语依依’？人人都惦记这家里养的猪，它们早就饿得呼天抢地了”。“至于‘穷巷牛羊归’的景象，我当了十年农民也没有见过。公社领导规定每家只准养一头羊，还必须关在家里，那些羊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相见语依依”、“养在深闺人未识”这样带有温婉气息的古典诗句，用在此处，令人捧腹。
古典诗歌在那个动荡喧嚣的年代中给予了莫先生细腻的感受来体会人情之美，因此书中常常有祈祷语，这是他历经劫难后的心声，企望来引导今人的生活。如《父母》篇中每逢除夕之夜，凝望着那两把空空如也的椅子，“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两句名言便涌上心头，潸然泪下。发出“我希望读者朋友把赡养父母视为人生的一大幸福，并永远珍惜这种幸福，这是一个已经失去这种幸福的人对你们的衷心祝福。”他还渴望有朝一日我们都能拆掉家中的防盗门和窗户上的铁栅栏，让牢房般的住宅恢复家的原貌，让“远亲不如近邻”的谚语重返人间；希望我们都热爱读书，“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读书可以使心灵如同一方清清的水塘。
《莫砺锋诗话》因内容横亘古今，莫砺锋先生历尽世事沧桑，不免会有些议论，颇有意思。如对当前国人于西洋节日的亲昵，而于传统节日的疏远，读着古人歌咏佳节的好诗，越发地怀念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传统节日，发出“环观世界，似乎没有哪个民族象我们这样轻易地抛弃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反倒对舶来品的外国节日趋之若鹜”的叹息；由高蟾的《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而联想到如今的高考对地域生源的不公，企盼“天上碧桃”、“秋江芙蓉”能同一线而起。
古人的诗话，大多以作者的斋名或别号来命名，莫砺锋先生两者皆无，好在也有以自己的姓名来命名的，如《王直方诗话》，便承古人先例，径自取名为《莫砺锋诗话》。书中莫先生将古典诗歌与现实生活相融合、学术与人生相融合，“披文以人情”（《文心雕龙·知音》），人乎其内，感知诗中的意趣，进而出乎其外，结合自身经历，予以评析，古为今用，搭起了古典诗歌与现实人生间的桥梁，愿读者能细心体会莫砺锋先生赋予其间的温情。
（《莫砺锋诗话》，莫砺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25．00元）
浅谈畅销书的运作
■ 翟士钧 陆 浩
图书出版市场作为传媒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品被关注和分析得不多。成功的图书创意很容易被克隆，形成常见的跟风现象。一本书的畅销可能引发一系列从命名到内容都相似乃至雷同的产品。跟风多半模仿形式，而一本书是否畅销，涉及社会心理和市场营销等不同方面的因素。
2006年3月3日，三联书店重点推出了由师永刚等编著的《雷锋：1940…1962》（以下简称《雷锋》）一书。《新京报》于3月9日公布了该报图书排行榜（由三联书店、万圣书园及卓越网等渠道提供的数据组成）（3月6日…3月9日），上市一周时间的《雷锋》一书总榜排名第六，是进入当期排行榜的唯一新书。
《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畅销书”所下的定义是：“一个时期内，在同类书的销售量中居领先地位的书”。这个定义当中有两个关键指标：一定的时间范围和预期的销量。显然，从市场营销的原则看来，短时期、大销量的图书才可称之为畅销书，畅销书区别于长销书的最大特点，即畅销书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等量的资金周转过程，因而也最为出版机构所青睐。
就目前国内的图书市场而言，无论是出版方还是发行方也都没有就畅销书的销售期和销售量达成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五万册的销售量是被广泛视为畅销数字，即如果一本书在前期被定位为畅销书，并按照畅销书的模式进行市场营销，那么预期的销售量应该是不低于五万册的。《雷锋》一书首印四万册。（见版权页）这是否可视为畅销书？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产品在市场上取得良好的销售表现，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一产品能够满足目标消费者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个层次的需求。如果将这种需求的满足假设为一个平衡局面，那么这个平衡的支点就是由产品本身的特征（对图书而言，是书的特殊内容、叙述的风格、作者的名气等），目p销售良好的可能性以及产品的营销过程共同构筑的。落实到图书市场，即图书要取得“畅销’’的成绩，需要的是图书本身具备畅销的特征——畅销的可能性以及有意识地进行“畅销书”的营销策划。
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层次后，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会有变化。人们不但需要一个物质财富充沛的社会，还需要一个法治健全，道德高尚的社会，而现实情况却不尽人意，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存在差距。在这样一个社会时代的背景下，年纪大一些的人们会怀念过去，怀念过去的精神的象征。年轻人也迫切需要一个具有道德力量的偶像。这种局面正好成为《雷锋》这类书籍作为畅销书营销的契机。因为在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物欲充斥的条件下，今天的众多青年人根本无法理解雷锋时代的那种追求政治崇高的清教精神。在雷锋看来，学习革命领袖的著作、舍己为人、做好事等是天经地义的。而今天的一些青年如果不嗤之以鼻的话，也差不多会认为遥不可及近乎神话，不能理解甚至不可相信。1998年4月；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专题节目中，有学生就提出雷锋白天打着手电看“毛选”的照片太假了。他们需要了解真实的雷锋，这个雷锋不应该只是一个“红色的符号”，而应当是有血有肉、真实丰满的“人”。可以想见，出版雷锋的图书如果仍然走传统的宣传道德英雄的路线，就等于是放弃市场。这显然是作者、出版商，甚至宣传主管部门不愿意看见的。
商品畅销的一个根本特性是它的市场覆盖面越宽越好，而作为商品的图书则以能吸引不同层次的阅读。在形形色色的读者面前，出版商的营销策划如果以英雄的道德感召力来拓求市场，其成效可能远输于描述英雄的日常生活。更何况该书的确有重新诠释英雄的新材料，即使不用什么“揭秘”、“婚恋”一类的宣传噱头，也足以引起不同背景读者的兴趣。
正是基于一般老百姓阅读心理的分析和市场考虑，各色读者的不同需要似乎因《雷锋》一书大量推出雷锋的生活照片而被同时满足了。《华东新闻》的报道说，三百多张照片“在熟知雷锋故事的中老年人眼睛里，则透出了无穷多的新信息”；《文汇报》评论，“《雷锋》，从新的角度诠释了雷锋形象”，“在这本传记中，雷锋其实也和现在的青年人一样是时尚潮流的追求者”。
这本书选用了雷锋照片共计三百余张。在照片的选取上，有意突破了以前的“红色”取向，除了十九张经典摆拍照片以外，还选取了大量真实的生活照，其中一百四十多张生活照更是首次面世。在这些图片中，有雷锋骑着摩托车在天安门广场飙车的留影，还有雷锋拎着一个编织袋做的篮子（当时的时尚装扮）在天安门前的留影。
相对文字而言，图片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具有直观、形象、对信息接受者的“解码”能力要求较低的特点，精美的图片同时还能够带来审美的愉悦。而纪实照片在信息传达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上，要高于文字和一般的图片。大量的纪实照片和简略文字的结合使得读者能够更轻松、直观地了解雷锋的生活，了解真实的雷锋。
此外，为了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看得见的，生活化、平民化的雷锋，而不是抽象地赋予了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所以该书的编选一开始就没有那种传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的“宣传性”的思路，而是以重新解读雷锋为重点，其实质就是商品的市场定位。大量生活化的雷锋照片拉近了读者与雷锋的距离，使读者通过自己熟悉的经历重新认识雷锋成为可能。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由于展现了原来被遮蔽的信息，放大了大信息量，并对历史信息进行了重新编排，导致今天的社会对往日的英雄进行重新解读，使往日英雄尽可能以符合当下人群心理想象的样貌而被重新接受。英雄还是英雄，英雄作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面，使之成为传统与今天社会联系的稳固纽带。《雷锋》一书的营销策划虽然是以图片为主打内容，是对“读图时代”的呼应和深入，实质上是用市场之手重新诠释英雄，这是类似的跟风出版不容易模仿的策划。
《雷锋》一书所选择的上市日期是3月5日。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雷锋从一个“从未打过仗的士兵”变成“全中国最著名的战士”。这个日期意味着新闻媒体的例行关注。新书出版的事件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全国上下的新闻媒体上，三联旗下发行量巨大的生活周刊就动用了10个页码来预告此事。随后，《新民晚报》《文汇报》等媒体转述了新书的内容简介。这些媒体在通稿中的内容简介不仅仅符合媒体对新闻的需要，也有助于新书的推介，如《新民晚报》的报道：在《雷锋》一书中，该书搜集了雷锋“生前七位摄影师的作品”；“完整公开雷锋的三百余张照片，其中近一百四十余幅是首次公开”；“在记叙雷锋生平事迹的同时，书中还展示了作为新中国文艺青年的雷锋在当兵之前写的爱情小说、诗歌，包括日记”；“详细介绍了成为全国人民学习榜样后，雷锋的十九张经典‘摆拍’照片背后的故事；雷锋如何成长为全国瞩目的人物；由雷锋的同事、战友等口述的雷锋生活和去世细节”；“整理统计了雷锋所有做过的好人好事，以及雷锋因公殉职后在中国兴起的学习雷锋热潮中出现的各种纪念物、纪念作品。该书还收录了近年来雷锋FLASH、潮流T恤等具有波普倾向的文化现象”。
表面上看，新闻报道只是例行的应景，但出版商选择在这一天发行《雷锋》目的非常清楚，这就是把新闻报道作为该书发行的软广告，其市场的意识、政治正确的考量、社会习惯的利用等算计都比较到位。
《雷锋》一书畅销可能性的分析让人思考。在这个产品的实际操作中，制作方选择了品牌美誉度高的专业渠道，与新闻媒体有相当良好的互动。但是，仍然有不足。我们认为这体现在参与合作的各方优势在该书的出版发行上没有形成合力。从该书的运作看，其策划、三联出品以及传媒的合力，能够在不同领域为《雷锋》一书做出品质担保，以三方组合构成的产品印象，却散发着三联旗下各种媒介的气息，以精致和时尚为主打特征在召唤目标人群。
这或许也同样体现了该书市场营销的策略，符合所选定“七十、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群”这个目标消费群，也许更适应当下细分市场的趋势。但对于“雷锋”一词来说——这个全中国最为知名、最被符号化的名字——其市场潜能大约并非四万这一数字能够探底的。而且在“学习雷锋”这一广泛需求上，还存在可以与图书联动的其他方式和其他市场空间。
相关的问题恐怕出在该书虽有市场意识，但做畅销书的意识仍然缺乏。图书畅销的前提是不以某个特定的人群为对象。就《雷锋》而言，在政治阅读、道德阅读之后，青春阅读、生活阅读并不能涵盖一切方面，“雷锋”作为近五十年来新中国最有名的士兵，他所蕴涵的时代符号之意义远没有被挖掘完，雷锋照片选择标准变化本身就是我们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涉及的人群也远超出了七十、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群。策划、出版商只针对道德怀旧者和青春人群，是在根本上缺乏做畅销的意识。
尽管图书销量受到各种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从这本书的操作过程中发现，在图书市场上，营销技法的应用还并不充足。，眼界狭小，市场也就狭小。在期待文化产品市场出现本土化的全营销成功案例之前，分析、总结、尝试都还相当必要。
（《雷锋：1940～1962》，师永刚、刘琼雄著，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29．00元）
新书过眼
■ 黄 湘
《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南非＇西利亚斯著，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版，21．00元
1996年，一个恶意的玩笑造成了一场世界级的学术地震。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论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声称后现代主义哲学已经被后现代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后现代发展所“证实”。结果5位堪称后现代主义大腕的主编都未能发现这是一篇作文，未能识别出作者故意捏造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一致通过把它发表，此即著名的“索卡尔事件”。1998年，索卡尔以这一事件为铁证，与人合著了一本《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代表科学界“大多数人”的立场，对后现代主义反攻倒算。
然而，同是1998年，一位南非科学哲学家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也出版了一本书，（plexity and Postmodernism：Understanding plex Systems），书中充分肯定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当今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仅是某一分支研究——的巨大启示意义。在此先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