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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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理论上讲，重视理性在文学中的作用本身不一定不妥，但重要的是平等地对待理性与语言，使其达成和谐统一，而不能单独强调一方而贬斥另一方。然而，事实却是，认识论诗学尤其是黑格尔竭力膨胀理性的绝对权威，贬低语言的地位。这就必然引伸出如下危机：急切上升的理性日渐变得专横、强暴，终于遁入空气稀薄的高空，反而丧失其权威。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布 瓦洛：《诗的艺术》，据《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82、199页。
所说，它“如此高升到感性世界之上，以致我们忘掉了它的地上根源，它具卡有人性特点的根源”。对理性专权造成的这种灾难性后果，恩格斯从根本上
作了深刻评判：
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思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由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这幅“讽刺画”在文学领域的投影是：理性为中心而语言只是边缘；理性是绝对权威而语言为忠实仆从；只要知道万能的理性，就可以掌握文学的全部奥秘，无须正视个别、偶然或差异性；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它的作者的理性，而语言并无特别价值。
这样，由于片面强调理性而导致理性专权，认识论诗学必然丧失其权威性，走向断裂。
这种断裂鲜明地表现在；文学家们不再相信理性的引导，而是搬出了新的偶像——语言。
文学家向往语言
十九世纪后期的文学家（诗人和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地怀疑理性的权威，转而把拯救文学危机的希望投寄到语言上。
大约1870年，当时的中学生、后来的象征主义诗人兰波写下“话说我”的怪异诗句。通常的语序该是：“我说话”，这里的“我”是主词，“话”为宾词。一旦按“话说我”那样颠倒语序，主词变成“话”而宾词变成“我”了。这暗示，与其说我们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语言，不如说相反我们被语言操
纵，即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这么一来，语言就被奉为文学的新主宰了。
兰波的先师波德莱尔以及马拉美和魏尔伦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在西方率先发动脱离理性而投奔语言的文学运动。他们深信语言具有神奇的创造魔力：“给我粪土，我用它掘出黄金；给我地狱，我用它发现天堂。”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至上或直抒胸臆主张，强调以“象征”（即暗示）去间接表达诗人意图，全力追求语言的音乐美、绘画美。马拉美有句名言：“人们转不是用思想来写诗的，而是用词语来写的”。这等于直接向以理性 （思想）为中心的认识论诗学发出挑战。他还极端地说道：世界被创造出来，只是要达到一本美的书的境界！这意味着说，书的境界即语言世界昭示着现实世界的完美模型。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甚至极端地主张：“语言是思想的父母，而不是思想的产儿”。这道出了语言与理性在文学中的新关系：不是理性主宰语言，而是语言控制理性。由此他把语言当作“艺术的最高形式”，并断言：
王“形式都是万物的起点。……形式就是一切”。语言作为形式简直就是文学的“上帝”了。王尔德还进而提出与马拉美形成共鸣但更为激进的论断：与其说艺术摹仿生活，不如说生活摹仿艺术。艺术的语言世界是如此至美，以卡 西尔：《语言与艺术》，据《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136 页。思 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198 页。转 引自瓦莱里：《诗与抽象思维》，《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32 页。王 尔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据《唯美主义》，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58、155、174 页。致于它成为比现实生活更象现实生活的东西，它就是现实的完美归巢。
分析兰波的诗《元音字母》，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领会文学家们对语言的殷切向往和探测精神：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字母，有一天，我要说出你们秘密的身世。
A是闪闪发光的苍蝇绕着腐臭物
嗡鸣时紧裹着的毛茸茸的黑胸衣，阴暗的海湾；E是蒸气，帐蓬的白净，白帝，伞形花颤动，高傲的冰川枪矛；
I是紫，咳出的血，是美丽的嘴唇
在愤怒或忏悔入迷时迸发出的笑；
U是周期，绿色大海的神圣的震荡，放牧的草原的宁静，炼金术在学者宽阔的前额上留下的皱纹的宁静；
O是无上的喇叭，奏出怪叫的声音，它划破了人世和天使世界的沉寂：
——哦，俄梅加，她眼中射出的紫色的光！
这诗是兰波的名篇，也是象征主义诗的经典之作。它直接向语言本身的奥秘发起进军。作为法语发音音素的五个元音字母，本来毫无意义，但诗人却以其非凡的洞察力“瞥见”了它们的深长意味。A——黑，E——白，I——红，U——绿，O——蓝，它们竟合化出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同时，它们也构成了音乐的世界：苍蝇嗡鸣，人的笑声，大海震荡，草原的宁静，喇叭怪叫等。此外，它们还是气味的世界：苍蝇的腐臭、咳出的血、美丽的嘴唇等，这样，五个元音字母组成了富于色彩美、音乐美和气味美的生动世界。这使我们无法不认识到，语言本身看起来是“无”，其实是“有”；正是它在组织梳理或美化我们这大千世界。于是，这首诗不失为象征主义关于语言的意义的寓言。而且，诗中对语言的色彩、声音和气味的描写，也揭示了象征主义有关语言的音乐美、绘画美等基本主张。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
文学内部理论界和创作界对语言的热烈迷醉本身，还不足以引发文学向语言学的实质性靠拢。它还只是“内因”。这“内因”有赖于与某些“外因”的结合才能成事。哲学的“语言论转向”有力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因为，在西方传统上，文学理论 （诗学）总是从哲学寻求基本理论支点的。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大约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哲学家们在厌恶了理性的专横后，转而“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 （柏格曼），相信凭借“改革”和“理解”语言可以解决“哲学上的种种问题”（罗蒂）。这就导致了作为“认识论转向”和“认识论哲学”的反动的“语言论转向”和“语言论哲学”的出现。“语言论转向”意味着：其一，不是通过叙述“理性”、而是通过叙述那借以叙述理性的叙述方式本身即“语言”，才能开辟叙述“世界”之路；其二，相应地，“语言论哲学”取代“认识论哲学”而成为“第一哲学”。“语言论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即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哲学，这与以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哲学”不同。它虽然只在“分析哲学”中才形成集中和典范的形态，但实际上具有涵盖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宽泛和全面意义。德国阐释学家加达默尔正确地指出：“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在本世加纪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英国意识形态批评家伊格尔顿也对此
确信无疑：“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伊这就是说，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都可以大约归结为以语言为中心的广义的语言论哲学 （或语言学哲学）。这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去理解；
第一，在最基本的本质与现象问题上，反对本质先于现象，主张否定本质在先甚至拒斥本质问题 （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重要的不在“说什么”，而在“说”本身，即在语言。
第二，不是理性内容决定语言形式，而是语言形式决定理性内容（分析哲学、卡西尔、心理分析学和结构主义）。
第三，从而不再把自身奉为万能的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而是自动“降格”为具体、专门的学问或知识体系。这样，全部哲学问题就似乎只是语言问题或
者它的扩展了。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必然会带动诗学的“语言论转向”。在此过程中，哲学的新语言观提供了强大的启示。
哲学的新语言观
有三位哲学巨人对这种新的语言观的确立作出了特殊贡献。
首先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在西方较早集中深思语言、符号问题，作出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从而提出建立统一的“符号学”（semiotics）的伟大梦想，这极大地影响了后人的语言学或符号学旨趣。这一主张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semiology）设想不谋而合，更有力地搅动着二十世纪语言论大潮。
德国哲学家弗雷格首次规定了心理与逻辑、主观与客观、概念与客体的区分，强调从命题的语境中追问词义，从而把哲学的焦点从理性转向语言逻辑。这种语言观直接成为维特根斯坦等的分析哲学的理论来源，也由于与胡塞尔的“亲缘”关系而影响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并由此波及二十世纪哲学的各个领域。难怪有人会把它视为与“笛卡尔的同类革命规模相当”的一场哲学“革命”（达美特）。
另一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宗师胡塞尔也对语言作了深入探索。他早期从逻辑角度研究语言与意向活动，主张语言与逻辑的同一，寻求绝对意义；晚期则转而从“生活世界”追问语言的实际的、多变的意义，强调语言与丰富、复杂的实际生活的联系。这种语言观及其演变可以在海德格尔前后期语言观的演进中找到回声，并由此扩散到加达默尔和德里达，甚至助成现象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和分析美学等当代几种语言论诗学的汇流态势。
这三位哲人 （当然还有其他人）的语言观自然并不完全一致，但确实显示了一些共同的方向，从而使我们可以感受到新的语言观的新气象：语言是加 达默尔： 《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公司1988 年版，第3 页。伊 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 年版，第121 页。探究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主要通道，是唯一真正可靠的、确定的东西，因而应是哲学和其它各种学问研究的中心；相应地，语言学或符号学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哲学”、“第一科学”，而其它各种学问只是由此而派生的。这种新的语言观自有其空想色彩，却给予人们以无比的鼓舞。
于是，深受理性专权折磨而渴求救渡的文学理论家们竞相为新的“语言乌托邦”而沉醉！
物质生产发展中的语言奇迹
上述新的语言观的确立表明，语言已从次要的表达工具而急剧上升到最基本模型这一高位。这一认识的获得，还不能仅仅从文学内部运动和哲学的变革去说明，而需要到更根本的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求解。因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恩格斯）。具体讲，应当关注物质生产的发展如何导致了语言奇迹的出现。
人类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随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原始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限制，人们还只能运用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去表情达意，信息相对封闭。
2、印刷语言。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印刷术得以发明和普及，这就使语言可以成批“印制”和传播，让更多的人去接触、使用，从而令语言的信息交流功能大大增强，甚至导致“革命”性变化。例如，《圣经》原来只以少量手抄本传世，阐释权握于少数人之手。但当它的大量印刷本问世后，普通人也能拥有它，从而可以打破少数人的集权垄断。正是借助这场印刷语言的“革命”，十六世纪欧洲的路德新教革命获得成功。
3、大众传媒语言。尤其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仅印刷术持续发展，而且无线电通讯、摄影和电影也相继问世，加之石印和照相排版术、铜板印刷术、电话、打字机、排字机等的发明，这就极大拓展了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为报纸、电台、出版等通用的大众传播媒介语言。这种语言的表达能力空前高涨：交流便捷，信息量爆炸，提供新的时空体验，乃至创造出新的“现实”。
此外，在今天，电脑语言代表了人类语言表达能力的新高度，它同已有的大众传媒语言一起，已经和正在创制新的神话般奇迹。看来，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类的语言能力还会有新的飞跃。
总之，从口头和手写语言经过印刷语言而进展到大众传媒语言，语言的作用不断增强，地位不断上升，从而逐渐改换掉次要表达工具这一初始印象，而体现出人们生存现实的构成方式这一新面貌。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表达工具，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本身！这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所造成的语言的奇迹的集中体现。
这种物质性的语言奇迹，比其它任何方式都能真切地使人们，尤其是文学界的人们感受到语言的重要性，它的无穷力量。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也等于是说：语言就是力量！
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语言论诗学的兴起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暂且归纳说：文学内部认识论诗学的理性专权危机和文学家的语言渴望作为“内因”，与共时语言学、语言论哲学及物质生产推动的语言奇迹等“外因”一道，共同促成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的建立。
这种新关系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文学把传统认识论哲学扫地出门，虚上位以待，躬身请入语言学（即现代共时语言学和语言论哲学）作为新救主。
因为，既然语言已取代理性而成为文学的中心，那么，也就只有语言学才能统领文学理论——诗学了。
于是，作为以语言为中心、以语言学为基本研究模型的文学理论，语言论诗学兴起了！以二十世纪初为起点，形形色色的语言论诗学流派相继勃兴。
主要有：结构语言学诗学、象征语言学诗学、无意识语言学诗学、存在语言学诗学等。除此之外，还有作为对立面出现的超语言学诗学，如巴赫金、洛
特曼、巴尔特、克里丝蒂娃、新历史主义等。这些诗学诚然彼此各有其理论背景和特点，但都一致地把语言问题置于中心地位，由语言进入文学的堂奥，强调语言创造意义。正如伊格尔顿所说：
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20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即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伊不过，同样是以语言为中心，语言学与超语言学具有颇为不同的立场和方法。
二十世纪语言概念
二十世纪“语言”概念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的。语言是什么？人们普遍赞同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给出的著名定义：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用任意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非本能的方法。转这个定义强调语言是供人类交流的符号系统。但事实上，在实际运用中，语言往往具有更丰富的含义。这主要有两层：（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