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7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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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hilosophy”，严认为日人译“Philosophy”为“哲学”也不恰当，应译为“理学”或“爱智学”，他说：“理学，其西文本名，谓之出形气学，与格物诸形气学为对，故亦翻神学、智学、爱智学。日人谓之哲学。顾晚近科学，独有爱智以名其全，而一切性灵则归于心学，哲学之名似尚未安也。”（《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 4册，第1029页）
四，再如，译“sociology”为“群学”而不是“社会学”——因为在严复所习惯的语言环境中，“社”与“会”是各有其含义的，都与sociology、society无涉——唯“群”近之。就像“革命”在中文的固有表达“武王革命”中是“革”掉一个王朝的“天命”，是与“Revolution”全然无关的，因而“Revolution”应该译为“改革”或者“变革”更为恰当。从严复对这几个名词的推敲厘定来看，他所确定的译名更符合传统的汉语文言文的字义，因此更为可“信”，当属无疑。而我们今天所习惯的，却恰恰是外来的、后起的词义和用法。
严复对自己确定的译名是颇有自信的，他相信他的译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给张元济的信中，表白了他的这种自信：“《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1页）然而日久之后，他自认为“无以易”的用法，却完全被他认为不准确的日译所取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语言规范变了。
选词如此，谋篇亦然。故严译的“信”、“达”，是要把西文改铸为文言的表达范式——这是直接与后来风行一时的“硬译”完全不同的一种翻译观点。这是因为严复认为，“欧洲学术之盛”，但却与中国“古人之学”异曲同工，因此自己要翻译和转达西方学术，所应该看重和追随的，就是《易》《春秋》式的“一千众枝”的表达方式，即先订主旨命意，而后挥洒为文，枝叶扶陈，畅达其旨。而且，严复进而还认定，西方的归纳、推理方法与《易》《春秋》相通，可称之为“外籀”、“内籀”之学，甚至如牛顿力学、斯宾塞理论，甚至热寂说，也都能够在精神实质上与《易》相通。那么融会（而不是附会）两种思想资源，并以先秦文风表述之，这才是“信”、“达”。最体现严译这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文风的是严译《天演论》开篇的这一段话：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杯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蟓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遗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制造障碍的汉译
■ 雷立柏
1999年，世界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之一，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国际中文版”面世了。由徐惟诚先生担任总编辑的这部中文译本卷帙浩繁，共20卷，每卷约500页，共计约4350万字。作为一位曾经于北京大学获得中国传统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希腊语、拉丁语的奥地利人，我近年来从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英文版和“国际中文版”这两个版本查阅过许多有关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对于这部荣获中国国家辞书最高奖的“国际中文版”，有些感想如鲠在喉，不得不说。
先说说令我这个西方读者感到高兴的优点：英文版分为两大部分，即Mi… cropaedia（第1到12卷，收入比较短的词条释文）和Macropaedia（第13到29卷，收入篇幅较长的词条释文，比如“中国”、“莎士比亚”、“希腊文学”等等），而“国际中文版”很有序地按ABC排列诸词条，释文无论长短都放在一起，使用起来甚至比英文版更为方便。它的第19和20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汉—英索引，那些不知道ABC名称的读者可以在这里找到某一词条的英文拼写，进而能够在前面的第1到18卷中找出具体的资料。中文版的编者还增加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内容，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中西合璧”的百科全书。
可是，在购买“国际中文版”的第一天，我就发现，编者不仅仅“增”，同时也大量地“减”和“删”。进一步阅读之后，我越发觉得奇怪，因为我不明白编者进行“减”和“删”的原则。比如，像维吉尔（Vergilius）这样的古罗马诗人没有任何删减，但对于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一些人物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很多重要人物的释文减少到了原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英文版的Britannica包括很多非常精彩的文章，比如欧洲历史上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系的人士的传记，为学习历史、宗教和思想史的读者提供了很详尽的资料，但在“国际中文版”中，这些文章似乎都被压缩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因此不能帮助国内读者全面理解西方传统。记得一位北京大学的学者曾经说过：“中国人知道不少西方的antithesis（‘反’的一面），但不了解西方传统的thesis（‘正’的一面）。”这句话说得太对了，那些反传统、后现代主义的东西都早已在国内大行其道，但从索福克勒斯（Sophokles）到西塞罗（Cicero）和从奥古斯丁（Augustinus）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传统文献仍然未被充分地介绍和研究。
更可怕的在于，“国际中文版”企图用中文完全代替原文，在所有词条的释文里都不使用ABC，虽然这些释文大多涉及到外来的人名、地名、书名和思想概念——对翻译稍微有所了解的人想必都明白这一点：谈论世界历史、世界文学或世界思想史的时候不能完全抛弃ABC，不能脱离原文，不能仅仅用汉字来代替原文，否则很多重要的知识就无法保存。
比如，美国的佐治亚（Georgia）州、位于俄罗斯南面的格鲁吉亚（Georgia）和西方世界常见的人名George（乔治）有什么关系？它们在“国际中文版”为什么排列在一起？从汉字的字面来看，这三个名称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它们都来自希腊文的ge（“大地”、“土地”）和ergon（“工作”），“在地里工作的人”自然就是“农夫”，所以“George”的本义是“农民”，“佐治亚”和“格鲁吉亚”都来自同样的古希腊词源——问题是，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些名称共同的“偏旁部首”呢？从汉语译名中也许永远不会发现这些内在关系，永远闻不出这些名称的原来“味道”和文化底蕴。还有，有谁知道，汉语里的“那布勒斯”译自英文的Naples，而英文的 Naples是来自希腊文的Nea…polis（意为“新城”）？“拿破仑”不也是一个从“那布勒斯”来的人吗？这些微妙的关系在经过中文翻译的过滤之后都丧失殆尽。
“国际中文版”对于外国人名的翻译也有很大的问题。倘若用ABC标示出外国人的名称，还可以让读者意识到其中的关系，比如John、Jean、Jan、Johann和 Ivan都来自一个共同的词源，即希伯来语的Jo…hanan（“神是仁慈的”），但在汉语译名中，“约翰”、“让”、“杨”、“若望”（例如明末清初的传教士Johann Adam Schall“汤若望”）和“伊凡”完全失去这种联系，根本无法找回原来的味道。对于“让·保罗·萨特”和“汤若望”这两个汉语译名，你能否意识到两者的内在关系？
其实类似的“洋相”在国内翻译界比比皆是。举一个例子，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赋宁先生总编的《欧洲文学史》算是一部权威的著作了，它在第60页把Caius Iulius Caesar译成“盖尤斯·裘力斯·恺撒”；在62页提到，“埃涅阿斯”（Aeneas）是“茹利安族”之始祖，而在63页又说，“埃涅阿斯”的儿子“尤鲁斯” （Iulus）是“凯撒”（Caesar）和“屋大维”（Octavianus）的祖先。在一个没有深入了解古罗马历史和文学的读者看来，“裘力斯”、“茹利安”和“尤鲁斯”三个名称似乎相去甚远，其实对照ABC的西方文字看起来便昭然若揭：它们属于一个大家族 （Iulia家族），而这一家族的共同祖先名叫Iulus。
试想一想，当“国际中文版”告诉读者，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出生于“特拉迪拉瓦罗阿奎诺附近的罗卡塞卡”并在“拉丁姆泰拉奇纳附近的福萨诺瓦”去世（见第17卷第27页），它究竟提供了什么有效信息？任何人都无法在互联网或是任何一种外文百科全书里查出这些地方的原名。“罗卡塞卡”是Luokasaika、Luccasicca、Ruocaseca还是Rocasaica？“福萨诺瓦”是 Fusanuowa、Fussanuova、Foussanuva还是Fossanova？这些小地方的原名当然也无法从第19和20卷的索引中查到，而如果拼音不对，最好的“宽带”也没有用。
还有，研究外国思想家必须要知道他们的著作，必须有书名的原文。当我们读到，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除了《神学大全》以外还编了一部《反异教大全》，我们也许会就此推测，他是一位反对“异教”（或“邪教”、“教派”、“异端”？）的人——到底这本书的原名是什么？是Summa conga haereticos或Sum－ ma contra infideles？我们无法从汉语译名找回原来的书名，所以只能对Thomas Aquinas的思想产生一些（必然是）错误的“联想”和“推测”。这究竟是会提高读者的理解，还是会系统地阻碍读者掌握真正的知识呢？学习外来知识的钥匙是“原文”，是ABC，而放弃这个钥匙就等于不愿意面对真相。一部缺少了ABC“钥匙”的“国际中文版”，其实是在系统地制造障碍，这样不仅降低了这部百科全书的学术价值，也在事实上系统地阻碍了汉语学术界“更上一层楼”，所谓“国际”二字又从何谈起呢？
作者简介：雷立柏（Leopold Leeb）：奥地利人，1967年生。199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东汉思想家、科学家张衡。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
读赵复三译
复三兄以十余年之功、于逆旅万里之遥，每怀乡土之念，在执教鞭的同时，精心选译世界名著，如《欧洲思想史》《文化史》等；并将在各国流传数十年的冯友兰先生早年在美国授课的《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稿重译为中文（后者早有中译本，此类传世名著不惮有多种译本）。复兄兼通中西，年届八十有此创获以嘉惠来者，思前想后能不令人感怀、欣慰！
我得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的《欧洲思想史》的中译本时是在2003年甫出之时。译者在译此书期间的来信中，即极言此书不同一般的特点，后得见译书，更觉其言不虚。两年来，时时披阅，有些章节一读再读，此时我已写了二三本有关欧洲文明的小书，其浅薄自不必说，然因而对这本到手的巨著中的许多卓见，油然而生会心之感却是自然的。读书之乐，亦在乎此。译此书大不易，盖其中既博且约地涵盖了哲学、社会、文艺，特别是基督教等等。若不深通其奥妙，而只凭一本字典、一个电脑，照葫芦画瓢是绝对办不到的。
对此书，我不敢官“评”，只能写一些读后的“琐记”。
弗里德里希·希尔，此间知其人者谅不多。我至今仍缺少足够的资料以详其人。他曾两次入狱。一次在奥地利被希特勒占领时期因其反纳粹的立场被捕，著作被毁；再一次是在战后被苏联占领军“错捕”关进苏占区的监狱。这本书写成于1953年，1966年被译为英文。中译本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面世已在出书的半个世纪之后了。
作史必依“时序”，但又不能全依“时序”；尤其是“思想史”中在某地、某时比较突出的集中出现的某种思想，不能圈限在某时某地某人；欧洲，各民族比邻而居，思想之纵（时）的承续和横（空）的流走传递，是一种常态，同时各民族各地区各个人的思想又必定有其独特之处。希尔在书中的每一章都细致地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交织和冲突。读时既感到各民族各有特色而又声息相袭，别而不隔。
希尔把欧洲思想史列出了若干个有代表性的“题目”，每个“题目”把它们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不只是写一个个的思想家的生平、著述，而是把这些“精英”放在社会的大环境里。希尔全书都注意“精英”（上层）和“低层”社会，使读者感觉到其间有许许多多可感而不可见的“线”把“上”和“下”联通起来。这些“线”有一种相同的“感应”，这种“感应”在宗教改革以后到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社会历史，几乎是一种自然天成的现象，“上层”精英，“低层”社会都卷在里面了。普通民众“跟着感觉”走，希尔经常用“属灵派”、“热诚派”、“虔敬主义派”等“细别”来区别他们的在同一信仰下面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心态以及生活方式。读到这些地方自然感觉到时代在前进，不着痕迹地向前迈进。而思想家们则站在“高处”，俯察这一切，抽象这一切。这种上下“沟通”，希尔的书里比比皆是。这在中国的思想史是似乎不易做到，“四书五经”代表了中国的传统上层文化，人们常讲“儒”家文明，姑且不论“儒学”的内涵及其变迁，以中国人口之多、疆土之广、史俗之异，究竟有百分之几的人可称之为“儒文化”的属民呢？孔孟说的话恐怕几乎很难找到它们与社会低层的芸芸众生的联系。希尔把1601～1800时期的德意志称作“内心的王国”，“内心”二字深可考究，此即上面所说的，承宗教改革而萌生出的“内心”信仰及其震荡和变迁，在大小德意志邦国的大小君主和民众的心底，藏得极深但也最突出。法兰西的“启蒙运动”表现为爆发式的形态：民众因积怨既久而“启蒙”，思想家们恰恰先为此做了思想舆论的批判准备，这种“结合”促发了猛烈的行动。希尔区别为“上层启蒙”和“低层启蒙”；“上层”见之于思想的、言论的；而“低层”则见之于冲动的、情绪的。而德意志人则是心中的静中之动。这一章，我以为是希尔写的最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章里，不仅“知识精英”同“社会低层”是声气相应的，而且破碎的、没有“国家”边界的德意志也不是一片孤立的、隔绝的土地，荷兰的、英国的“自由空气”和法国的智慧，通过各自的渠道流进了德意志。作者形象地说，当时的伦敦是“欧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