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问题的论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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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了解，有助于理解一些基本问题。例如，面对各种新旧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思想史的观照就有助于正本清源，弄清楚“主义”的由来、流变与言说对象，避免张冠李戴。再如，人们对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评价不一，或抬得很高，封为“大师”、“泰斗”；或贬得很低，以为不过是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注脚。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确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存在某些“误读”的现象。以我们的思维方式，习惯认为学术、理论必然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这就难免夸大米氏理论与美国政策的关联。但我以为，更大的误读不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误读，而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误读。如果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有选择地简化为少数几条命题（米氏本人就是如此），忽略甚至有意剔除其中的许多重要方面，那么“超越”自然很容易。如果认真研究一番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便不难发现，在现实主义本身的框架内，要实现重大的创新与超越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4、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
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这是许多人对研究现状的看法。从讨论中也不难看出，人们谈论较多的还是宏观问题。我们的宏观认识（而非宏观理论）的确有较高水平，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但忽略中观和微观研究，问题解决能力不强。泛泛而谈，“大题小做”，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东西还比较多，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也很明显。
所谓微观研究，强调的是方法的谨严和研究的精深，“小题大做”，旨在以小见大，并非眼界狭窄之谓。有学者指出，我们的思维方式多数还是宏观思维，研究的问题太宽泛而缺乏具体内容，例如时代主题、历史潮流、战略格局、美国全球战略，等等。而国外许多研究做的是具体而微的课题，把一个问题或一个局部搞深搞透，然后见微知著，推而广之。这样得到的普遍结论就有坚实的根据，不但对宏观战略而且对具体战术的制定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84事实上，几乎所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家，都曾在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地区研究、国别外交、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战略与安全或者国际金融、贸易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具体问题领域做过专门的实证研究，甚至是某些领域的行家。卡尔、巴特菲尔德、摩根索、华尔兹、多伊奇、金德尔伯格、吉尔平、基欧汉、福尔克、布赞，等等，莫不如此，更不要说基辛格、凯南等现实主义的思想家兼实干家了。
因此笔者认为，对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当务之急不是研究和构筑总体理论，而是借鉴、运用和发展中层和微观层次上的局部理论，运用现有理论去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既可印证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反过来也可丰富、深化理论的内容。尽管相对于“求真”而言，中国学者更强调“致用”。但正如周桂银所指出的，一些研究者耗费了毕生精力“跟踪国际时事”，从事“对策研究”，但这方面的大多数成就，不过是无数前后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时事综述、分析和杂谈，有的甚至沦为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原因之一，就是理论方法的缺失，即基本上不能自觉地将适切的理论范式或分析框架贯穿于案例分析。85相对于宏观理论而言，诸如博弈论、决策论、威慑论，以及强制外交、谈判、危机处理、军备竞赛等方面的较为成熟的局部或微观理论，恰恰比较“实”，更具问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解释力和预测力也相对较强，可以满足一些实际需要。其可验证与证伪性也表明它们其实更符合科学理论的标准。事实上，我国在外交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理论有相当一部分也属于这个层次，需要做的是使之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我们过去不大看得上这些“技术性”比较强的东西，总以为西方这类理论和借此所作的一些精细的个案分析是玩弄概念或数字游戏。过于迷信模型、量化的倾向确实存在，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很好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何况总体论与局部论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小理论”，何来“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如果只有几条干巴巴的原则，没有均势、地缘战略、体系结构、安全困境等不同层次的局部理论作为支撑，恐怕也称不上什么系统的理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真正的“中国化”，有赖于多元化发展基础上的相互交流与相互促进。要有整体意义上“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首先需要各个研究机构、研究群体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自身的“特色”甚或“学派”。不同层次的适度规划与政策协调是必要的。但学术研究有自身的规律，知识的生产说到底要靠发挥个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学者需要有“独立之精神”。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在“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有关研究“假如对当前政策有参考价值，应是其结果而不是出发点”。86因此，必须谨防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严重脱离实际的“计划学术”，谨防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学术大跃进”，力戒极端功利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经验早已证明，任何清一色、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和研究模式都不可能培养出充满活力的研究队伍，也不可能产生在学术史上站得住的“学派”。“中国特色”、“中国学派”只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它有赖于学术环境的民主与多元，有赖于具有自身特色与个性的学术群体与个体的创造性劳动。万丈高楼起于平地，归根结底，还是得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从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做起。只有这样，“中国特色”、“中国学派”才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注释】
1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作者力求忠实、客观地描述讨论的过程和学者们表达的主要观点，为此不惜用较大篇幅引述大家的见解，但由于论题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内容广泛，文献丰富，且有关讨论仍然处于“进行时”，个人的阅读范围、认识水平均有限，概括容有不周，理解未必准确，评价更未必中肯。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此外，本文涉及众多学术前辈和同行，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并为简洁起见，文中所提到的学者姓名一般不加任何头衔。
2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3
至于在“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绩，限于本文的主旨和篇幅在此无法详说，相信本书其他部分会涉及。
4王绳祖：“略论均势原则在近代欧洲史上的作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5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著《世纪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4页。
6有人指出，六十年代初就曾在小范围内提出过类似目标（见张历历、扬闯、周启朋：《现代国际关系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其结果当然是无疾而终。
7
倪世雄等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主要依据就是研究重点和目标的变化。此处参考了这种划分。见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486…489页。
8
例如，王建伟等：“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6年第9期；林志敏：“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优先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8年第8期；石林：“关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基点看法”，《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9年第5期；李石生：“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外交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李石生：“关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想”；袁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章亚航：“如何创建我国的国际政治学”，均见梁守德主编：《国际政治论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9
李石生：“关于国际关系学教研的思考：《国际关系学探索文集》前言”，《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10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引论，第4页。
11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65…67页。
12 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著《世纪纪风云的产儿》，第172…174页。
13
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18…19页。
14
渡边昭夫：“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在东亚：日本的经验”，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第241…242页。
15 何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期。
16 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前言，第7、10页。
17 “国际关系讨论会纪要”（非雨供稿），《欧洲》1993年第4期，第86页。
18 王逸舟：“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欧洲》1993年第5期，第6页。
19 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年第4期。
20 王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术讨论会综述”，《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3期。
21
朱峰：“‘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国际政治研究》1995年第1期；还可参见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1997年第1期。
22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
23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98页；另见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6页。
24
梁守德：“关于在国外交学的中国特色的探讨”，《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试论中国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6。
25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特色创新：理论的内在规律性”，《国际政治》2005年第2期。
26 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505页。
27 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11…12。
28
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
29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孙君建、孙逊：“创建中国理论；突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30同上。
31
郭树勇：“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交大隆重举行”。irchina。/news/view。asp？id=706。
32
孙君建、孙逊：“创建中国理论；突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陈岳：“对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4 期。
33
任羽中、吴浩：“有了‘规范’和‘深奥研究’，才有学科的‘成熟’”，《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
34 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著《世纪纪风云的产儿》，第228…230页。
35
沐刃（大概是梁守德先生的笔名）：“关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和研究对象的探讨”，《国际政治研究》1991年第4期。另见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36
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6页；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1997年第1期。
37 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89－490页。
38 冯特君、宋新宁：《国际政治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36…37页。
39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40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41 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0页。
42何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1期；何方：“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第14…21页。
43 袁明：“‘全球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44任羽中、吴浩：“有了‘规范’和‘深奥研究’，才有学科的‘成熟’”，《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袁明、张小明、李巍：“穿行在理论、历史与现实之间——一个学生与两位老师的电子通信”，《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45
“加强理论研究、繁荣学科建设——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研讨会”，《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46孙君建、孙逊：“创建中国理论；突出中国特色——‘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47王勇：“试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方法——兼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4期；
48 李石生：“关于国际关系教研的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49较早的讨论见王勇：“试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方法”，《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4期；此外还可参见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最近一组专题讨论见秦亚青、阎学通、张文木、时殷弘、冯绍雷：“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此外任东来还从研究论文的写作这个具体问题入手讨论了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问题，见任东来：“国际问题研究论文的内在形式与外在要求”，《国际观察》2004年第3期。
50袁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第260页。
51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年第4期。
52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我看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53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54阎学通：“科学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