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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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三、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几番风雨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立群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北京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本禹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这封信是许自己写的,我记不起来是自然的。但是,上海方面提出戚本禹的书的问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许立群告诉过我,并且要我去查一查戚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我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上海方面把这本书提出来是什么意思。许立群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方求的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是分头摘录的。我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许为送这个材料,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四、提纲的准备:关于郭沫若的辞职信
“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北京六报刊座谈简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示,现在郭老的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紧急。
“七个材料”的第五个,是《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第六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第七个,是《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这几个材料,我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都记得不差,只是对《海瑞上疏》等材料的回忆,说它是要说明“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得批判”,不确切。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还有,关于演员检讨的材料,《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只提到谭元寿,其实还讲到马连良,并且讲到都是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的。
后面三个材料,是一月三十一日送上去的,是连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五、提纲的雏形: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长信
汇总为七个材料上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一九六二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一九五九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一九五九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讨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此信写于一月三十一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六、“不传达”:五人小组会和中央常委会
彭真于二月一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五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三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六日,许告诉林,向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八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七、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
八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致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
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
一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六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的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二月八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五十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