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我批评-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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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三、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几番风雨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立群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北京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本禹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这封信是许自己写的，我记不起来是自然的。但是，上海方面提出戚本禹的书的问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许立群告诉过我，并且要我去查一查戚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我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上海方面把这本书提出来是什么意思。许立群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方求的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是分头摘录的。我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许为送这个材料，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四、提纲的准备：关于郭沫若的辞职信

　　　　“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北京六报刊座谈简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示，现在郭老的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紧急。

　　　　“七个材料”的第五个，是《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第六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第七个，是《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这几个材料，我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都记得不差，只是对《海瑞上疏》等材料的回忆，说它是要说明“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得批判”，不确切。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还有，关于演员检讨的材料，《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只提到谭元寿，其实还讲到马连良，并且讲到都是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的。

　　　　后面三个材料，是一月三十一日送上去的，是连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五、提纲的雏形：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长信

　　　　汇总为七个材料上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一九六二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一九五九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一九五九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讨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此信写于一月三十一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六、“不传达”：五人小组会和中央常委会

　　　　彭真于二月一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五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三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六日，许告诉林，向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八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七、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

　　　　八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致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

　　　　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

　　　　一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六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的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二月八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五十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