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2-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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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4月，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第二次往中国航行，次年7月抵达澳门。同行的二十余名传教士，其中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等人都是饱学之士，日后并成了传播西学的栋梁。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七千余部图书随船远航。旅途是艰苦的，有七名传教士染病死亡，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又有一个资料说，同行的传教士仅存五人。幸好图书完好无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中国大陆。
金尼阁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即使在欧洲，如此规模的书籍，也堪称大型图书馆。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准备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
如果这七千册书全被翻译过来，中国文化会呈现出什么面貌，超乎我们的想象。十七世纪的欧洲，正在奠定近代科学的基础，中国倘能加入这一运动，其历史必将完全改写。不幸的是，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过早病逝，“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1938年，北平天主教北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方豪先生《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援引北堂图书馆的早期法文目录说：这批藏书中“确知金氏携来教宗保禄五世所赠者合各种文字计之，凡二五七种，不能确定者，凡一五六种，两者共计四一三种”。1949年，由惠泽霖教士领导完成的北堂藏书目录，把教皇赠书的数目提高到了五百三十四种，计四百五十七册。
七千部西书来到中国后，只有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翻译成中文，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下落不明。在北堂图书馆沉睡了三百多年的，不仅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和《安哲罗全集》这样的哲学经典，还有当时极其时髦的科学名著，例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十七世纪初的欧洲人，刚刚暴富，也没有多少家当，他们恨不得把家底全掏出来，自己花钱运到中国。中国对此的反应十分冷淡。当时的情形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大多粗通中文，而中国的学者，几乎没有通拉丁文的。译书时，由传教士口授，中国学者记录大意，润色文字。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描述了翻译的艰苦。他说：“（徐光启）命余口传，自以笔受焉；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译稿。”几个世纪后，李善兰译数学、林纾译小说，还是采用这么笨拙的方法。
参与西书翻译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刊印书籍的费用，大多由译者承担。明末清初的译书，几乎完全是耶稣会这个宗教小团体孤军奋战。他们是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义的，却成了传播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先驱，多少显得有点不务正业。这时候，中国的一流学者，例如钱谦益、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虽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学的影响，可是没有介入翻译事业。持续两百年的西学东渐，《崇祯历书》、《几何原本》、《职方外记》、《远西奇器图说》介绍的崭新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知识，都没有召唤来一个教外大学者，抛弃传统作业，学习拉丁文，悉心探究异域文明。
许多人对明末清初的翻译事业做过研究，对于耶稣会译书的成绩，整理出不同的统计结果。美籍学者钱存训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裴化行《欧洲著作汉译书目》两书，统计耶稣会士共翻译西书四百三十七部，其中宗教书籍二百五十一种；人文科学五十五种，包括哲学、伦理、教育、语言文字、地理等；自然科学一百三十一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地质、生物、医学、军事等。
中国第一个有远见的学者是徐光启，因为他说了十二个字：“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将翻译置于会通之前，认为我们不了解西方文明，就谈不上会通中西，超胜西方。他生活的年代，中西两种文明的差距不大，日心说虽然提出，然而只是一个假说；牛顿还没有出生。这时候讲会通还是可行的。
清初士人也讲会通。被称为“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学术界一致公认他已经会通了中西。但他仅见过西方传教士两次，没有深交，其西学知识都是从译成中文的西书中得到的。在天文学方面，他提出了一种旨在调和托勒密和第谷体系的新理论，从《崇祯历书》中的片言只语里，引用开普勒的磁引力说，来解释行星轨迹。他不知道，在西方，牛顿已经提出万有引力，哥白尼体系获得了决定性的支持。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只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没有包括立体几何的内容，梅文鼎根据西书《测量大义》、《大测》等书透露的线索，独立探索了立体几何学的一些方面，只写成《几何补篇》。其实，西方早有现成的体系，只要把《几何原本》后九卷翻译出来就行了。事实上，从科学进步的角度看，梅文鼎并没发明什么，他的大多数研究均已过时，毫无价值。
梅文鼎完全明白西学的价值，而没去翻译西书。如果他提出要求，以他的学术声誉，在华的耶稣会士一定会乐意合作的。可惜他想都没想过要先翻译，再会通。西学不只是传教士介绍来的那些东西，在它的诞生地，西学充满生命，正在迅猛发展。以今日之中学与往日之西学融会贯通，怎么可能超胜？清人不解天下大势，夜郎自大，过高地估计了梅文鼎的学术成就。刘献廷说：“我友梅定九，中华算学，无有过之者。”李光第说：“从来历学，须以梅定九为第一。”既然他的数学和天文学都是中华第一，那么我们把他和同时代的西学第一人相比，就很公道了。你觉得，梅文鼎（1633～1721）和牛顿（1642～1727）相比，如何？
晚清另一个数学家的命运也令人感慨。海宁人李善兰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十岁读《九章算术》，十五岁读《几何原本》，都是不烦师授，自修而成。他能够接触的数学知识，除了中国古代算术，就是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的西方初等数学。1852年，四十二岁的李善兰带上自己的研究著作，来到上海的墨海书馆向传教士打听，西方是否有他研究的那些学问。正在主持西书中译计划的伟烈亚力阅读后大惊，认为他的研究近于微积分，可是微积分还没有传入中国呢。他独立完成的对数研究，按伟烈亚力的话说：“倘若李善兰生于纳皮尔、布里格斯之时，则只此一端即可名闻于世。”我们要明白，此时已是纳皮尔和布里格斯这两位对数创始人死后两百多年。原来，李善兰辛苦研究的一切，不过是重复劳动。
伟烈亚力邀请李善兰合作译书，他们续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介绍牛顿力学的《重学》，介绍哥白尼体系的《谈天》，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入门书《代微积拾级》等。李善兰认为，《代微积拾级》一出，不但中国传统数学全部可以废弃，连明清之际传来的西法也过时了。李善兰从事的翻译事业，不但葬送了梅文鼎的天算成就，也亲手埋葬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1859年，他对朋友说：“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善兰不去吹嘘自己的数学独创，而是为翻译并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而自豪。他十分清醒，中西科技文明相差如此之远，没有什么好会通的。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翻译和学习。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梁启超开始发表他的长篇政论《变法通议》，其中有谈《论译书》的一章。他主张：“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在另一篇文章，他提出：“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他的观点，和三百年前的徐光启何其一致。
除了西学中译外，还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1793年的英国使团来华。使团由马戛尔尼率领，除了庞大的人员阵容，还携带了可观的礼品，他们来中国寻求通商。
中国总督的报告中写到：“贡物起拨进口者连前共有五百九十余件。”这近六百箱的礼品可不是一般货色，按英国人的礼品介绍所说：“如果赠送一些只能满足一时好奇心的时髦小玩意儿，那是有失礼貌的。因此，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它们包括英国最新的工业产品、机械模型和科学仪器等。表演天体运动的天象仪，就装了十五箱，安装起来五米高，即使在西方也寥寥无几。礼品里包括日后打败中华帝国的世上最先进的火器：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和连发手枪；还有英国最大的、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口径最大的“君主号”战舰模型。
乾隆皇帝收下了礼品，然而他辜负了英王的一片苦心，心底里依然认为它们只是“西洋奇器”，锁进皇宫。中国知识界根本无缘见识它们，更谈不上研究。
历史也会厌倦抄袭自己，天下不会天天有这等好事。无数个欧洲使团徒劳往返中国，终于明白这个国度对他们洋洋自得的先进文明不感兴趣。过了几十年，英国人就送来了鸦片，没想到这回大获成功，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市场。你要英国人如何尊重这个莫名其妙的文明古国？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鸦片吸食者，按林则徐的估计，超过了四亿人口的百分之一，其中以各级官员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当鸦片贩子受到人们谴责时，他们辩解道：中国人热烈地需要这种商品，没有人逼迫他们购买鸦片；我们没有义务帮助大清帝国禁烟。在1840年4月的英国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对华开战的议案，英国政府于是有了“法律依据”，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
从“正月剃头死舅舅”谈起
？ 小 朋
“正月里，不剃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这首民谣，传唱了三百六十多年，岁月早已朦胧了原来的意思，倒给九州大地上的剃头师傅们，每年一个月的“年休假”。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依然恪守着正月不进理发馆的习俗。其实，这首民谣根本不是对人们正月剃头就一定会死舅舅的预言，而是在用“正月不剃头——思旧”这一无奈，去咒骂满清政府用钢刀硬弩强行推广的“薙发令”。
满洲人早在入关以前，就使用了大量的汉人。且不说原先就生活在辽东大地上的汉人宁完我、范文程、鲍承先等人都是清代基本国策的草创者，就是明朝的兵部尚书洪承畴，明代的守边悍将、后被清王朝裂地封王的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哪一个不都是替满洲人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元勋，连清朝皇帝顺治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都自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犹得一导者，吾安得不乐？”这时的清王朝，虽然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但西北的李自成，西南的张献忠，江南的朱明皇裔福王、鲁王、唐王、桂王，台湾的郑成功等都在称王称帝志在问鼎，清朝还须依靠这些归降的汉人去争夺天下。所以，顺治元年，小皇帝坐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时，颁发的一系列诏书中就有一道明确宣布“文臣衣冠暂从明制”
但仅一年之后，随着清兵势如破竹般击溃李自成、横扫江南消灭了明王朝的主要抵抗力量之后，由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颁发了《薙发诏书》。诏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为惜发争留，决不轻贷。
这是经朝廷文人粉墨整理后的诏书，实际上的“薙发令”比这血淋淋得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几乎一夜之间，全国的剃头挑子上都挂上了这样的警句。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剃头师傅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上，有一头还高高竖着根木棒，谁都知道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家什，剃头时挂上面镜子供顾客使用，游走时就是悬挂满洲人那张“薙头诏书”的旗杆。故此，在旧社会的游方手艺人中，理发匠常常被人们称为待诏，他们真的曾经“奉旨剃头”。
“薙发令”是清顺治二年六月颁发的。如果说这年六月前，江南各地对清军的抵抗，还大都是朱明王朝的正规部队，那么自这年六月之后，江浙一带有如星星之火的民军起义，就几乎全是人民群众对剃头梳辫的殊死抗争了。
嘉定，现属上海市，明清之际是江南的一大重镇。“薙发令”颁发后，明朝的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纠集了数万军民，誓死留发与城共存亡。清世袭罔替王爷勒克德浑亲自督战攻城，义军面对强敌死守孤城数日，不想天降大雨，偏巧明朝降将、吴淞总兵李成栋携带大炮助攻，雨过炮响，城墙多处坍塌，清军潮水般入城与无援的义军展开巷战，由朝杀至暮。侯峒曾携二子投水而死，黄淳耀自缢身亡，为虎作伥的李成栋居然下令屠城，两万余军民当即死在钢刀之下。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初四。在随后的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十六日，嘉定城郊又有两路义兵誓死不剃发，李成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屠杀无辜百姓，全城大约二十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这就是清初鼎鼎大名的暴行“嘉定三屠”。由于人们经常与顺治二年四月清兵在扬州连续烧杀抢掠的“扬州十日”相提并论，很多人，甚至我国著名小说家蔡东藩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都把清兵在嘉定的三次屠城，误解为连续三天的屠城。其实对全城百姓的三次屠杀，每次相隔约十几天，比一连三天的连续杀人，要来得更残酷，要杀得更彻底。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江南重镇比起来，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既没有当朝一品大学士督师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没有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他不过是一位已经离任的典史阎应元。在明代，典史比九品还低，数未入流，严格地说，不能算官只是个吏。但这位阎典史，居然应全城百姓的重托，从百里之外的避居地华士山中潜回江阴，于二十四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随后的八十一天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杀死敌军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