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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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情报监视法庭批准的情况下，不允许收集美国人之间的通讯资料。“他还说：”
安全局无权为执法或调查目的收集信号情报。“律师们担心这种监听行为会引起民
事诉讼或刑事诉讼。
1996年6 月，正当前参议员鲍勃哆尔和总统克林顿开始为秋天的竞选厮杀时，
分析人员收到特别指示，不要提及任何候选人或政党无意间被监听的事情。一份备
忘录说，“如同候选人一样，美国政党也被看做是美国公民，因为读取情报的人能
够判断出某一美国公民的具体身份，所以应避免使用真实名字、独一无二的头衔、
个人特征及具体的语言环境，以免暴露政治党派或候选人的身份。
这份备忘录还说：“我们预测199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有时为了解外国情报或
评估其重要性，有必要提到一些政党或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只用笼统的称
谓来指称那些具体的人和政党：美国某政党，某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某位参议员候
选人等。请注意，即使用了这些名称，其具体的身份还是可以从报告的上下文中判
断出来。”
1997年10月，克林顿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华盛顿举行了最高级会晤。
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窃听活动。该计划需要通过卫星和微波频
道进行大范围的搜寻，来确定有情报价值的关键电话。
早在四个月前，国家安全局的律师便向安全局的行动指导处发出了一份绝密的、
简短的备忘录，为这次复杂的计划做准备。备忘录说：“这次计划涉及面很广。”
这意味着国内的通讯频道也必须接受搜查。“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任何有关
美国公民的信息都应按有关要求去做。”
备忘录又列出了一系列监听人员和分析人员可能会提出的疑问，其中有：“你
是通过信息库得到的信息吗？”“监听对象是什么人？做为美国人他（她）的真实
身份是什么？”“外国情报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通过电子窃听能得到什么情
报？为什么这样认为？”
备忘录还列出一系列的指南。“如果你的监听对象是外国人，但无意间发现有
美国公民和他交谈，你就可以报告，这是一份外国情报，只要你强调外国人一方而
少提美国公民，而且应用一个笼统的名字来指称这位美国公民……如果有人需要涉
及美国公民的情报，你就让他与P （）2 即国家安全局特别信息控制科联系。”
官员们还预感到，分析人员还会尽可能利用国家安全局的“原始通讯贮存系统，
这个系统里有能够鉴别美国人身份的信息”。因此，分析人员受到警告：“进入这
个系统前，你对你的问题做过研究吗？进入该系统后，你想得到哪种类型的信息？”
安全局尽管受到一些法律、法规和内部规定的严密控制，但仍能钻一些小空子。
国家安全局要下很大力气删除已发出的报告中的美国人的名字，但其他使用其情报
的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只要给安全局发传真提个要求，便可获得他
们所需要的名字。这个要求必须说明原因并指出“这个名字对了解和评估外国情报
是必要的”。一旦收到这样的要求，国家安全局将把这些名字储存在信息库中达一
年之久，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不会说出这些名字对外泄露了多少次。
“美国人的名字是不会被列人报告的，”国家安全局的一个“情报客户”在报
告中说，“只会说‘美国人’。当然对英国人也如此。如果你需要什么人的名字，
打个报告便可。有个部门叫美国人身份鉴别处，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或写信说，我
想知道某某家伙是谁。当然，如你……要给他们寄封信说明原因，他们会告诉你的。
你要告诉他们传送号码和顺序号码。这个美国人在美国还是境外都没关系。只要你
把理由讲清楚，安全局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说：”我们收到你的信，顺序号码是…
…‘然后他们（国家安全局）又会说：“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这是控制号码。
’因此他们（安全局）便有了跟踪号码。”
“如果信号情报报告分送给20个人，并不是所有20个人都需要情报所涉及的人
的真实身份，”一个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官员说，“也许仅有5 个人需要并提出询
问，他们应该用书面的形式提出要求，并且要证明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即是为了了
解和评估外国情报，否则，我们就不提供。如果他们想得到某个美国人的真实身份，
还得进行登记。”
另外，只要安全局局长认定窃听内容涉及重要的外国情报或可能的犯罪证据时，
两个美国人之间的国际通讯内容或在外国的通讯内容也会被保留下来并传送出去。
1997年7 月1 日司法部长雅内。雷诺同意对这些规定所做的修订。
涉及普通美国人的隐私问题时，如果对话的一方是政府部门的官员，录音带必
须立刻毁掉——即使这位官员是与国家安全局的某位重要的监视对象谈话。
对美国人来说，国家安全局的最大危险是它参与执法活动。在尼克松执政时期，
国家安全局常被用来秘密监视一些反战分子和那些对白宫不满的人。而今天，国家
安全局所监视的对象是那些“跨国界”的违法行为：毒品交易、恐怖活动、有组织
的国际犯罪、武器扩散和非法贸易活动。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提道：“这次收集
情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毒品跨国贸易情报。这次行动也是执法的需要。所有活
动必须按国家信号情报的要求来安排。所获情报应由国家安全局分析并上报。”
一位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情报官员说：“如果信号情报活动可以告诉总统，‘
当你监听某个家伙时，你实际上在监听某个卡特尔’，这是个应该让总统知道的好
消息。”
关于安全局参与执法行动一事，前任高级律师斯图尔特。贝克表示最强烈的反
对。他说：“我在国家安全局任职时，我们经常诙谐地谈论检查官们在搜寻与大的
调查活动有关的情报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他们面对情报部门所收集到的情报，第
一反应就是惊奇地张大了嘴。接下来，他们便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报告中有大量有用
的信息，于是就非常仔细地阅读每一份报告，后来渐渐地认识到报告都是为其他目
的而编写的，而且似乎不会有满足他们要求的内容。最后他们便是感到厌倦，咬着
牙苦苦地翻阅下去，多半是为了避免以后被别人指责检查工作不全面。”
使国家安全局参与执法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国家的瓦解，
“因为苏联已不再是威胁，”贝克说，“现在就可以把目标转移到其他国家。对于
情报人员来说，跨国界的毒品交易、恐怖活动、外国人走私以及俄国人有组织的犯
罪等是应予优先考虑的问题，所以很难说清他们的监视活动是执法行为还是维护国
家安全的行为。”
不久，一些以反毒品、反恐怖主义、反核武器扩散和反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等
联合工作中心相继建立。在这些中心里有执法人员也有情报人员，这两个领域又危
险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没有人认为把情报与执法分开会有什么危险，”贝克说，
“我在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工作就是审查来自药品管理机构的要求情报的请求。有时，
由于怀疑他们在试图避开宪法和法规的约束，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但是如果管
理机构和政府的头儿们下不同的命令，我也不能幻想我们的反对会成功。”
最后，国家安全局是否秘密地滥用权力的问题就成了能否赢得别人的信任的问
题。《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说：“相信我们能分清好坏，运用我们强
有力的监督工具来为人类谋利益，作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信任他人的人，我想对海
登将军和他周围的同僚们表示信任。美国需要一个国家安全局来破译密码、监听那
些想谋害我们的人的谈话。但是期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那么热心是不现实的。令人
高兴的是当恐怖分子在传播炭疽病时，国家安全局能抓住他。”
在1 月份的某个星期一的夜晚，万籁俱寂，国家安全局的大脑超负荷地工作着。
因一次突然故障，造成电讯中断，它的耳朵仍然能听到每小时数以百万计的信息，
但是它的大脑已经失去思维能力。
在三英里以外巴特勒大街上，国家安全局局长米歇尔。海登空军中将的豪宅里，
中将刚刚吃完晚饭，正在看电视，秘密电话响了，他被告知整个系统瘫痪了。那是
2000年1 月24日。
晚上7 点，国家安全局的电子计算机显示格林威治时间已是深夜。由于某些原
因，一套软件系统突发故障5 ；起了整个系统的瘫痪。“这是我们用来工作、处理
信息的网络——米德堡一切都瘫痪了，”海登说。
局长命令采取紧急措施，并通知计算机专家、电气工程师。数学专家及任何一
个能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的人马上到场。“我跟他们说什么呢？”海顿自言自语。
“我把比尔。马歇尔（企业通讯主管）叫来，我说：”比尔，我需要有个说法，我
们要把这件事告诉给大家。我们该怎么办？“‘马歇尔建议召开全体大会。”我们
确实就是那么做的。“在弗里德曼大礼堂讲台上，海顿告诫每一个人都不要提瘫痪
这件事。”我说，我们出了故障是操作上的失误，大家要保守秘密，“海顿回忆道，”
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我们的系统瘫痪了。“
在托德拉超级电脑设备所在的二楼，专家们拆开如同意大利面条一样错综复杂
色彩缤纷的电线，电路和线路图纸覆盖在桌子和地面上，他们一寸一寸地认真地检
查计算机的每一个神经系统。
在三个星期之前即2000年元旦，海登成功地躲避了千年虫，因而这次瘫痪对他
来说简直是个打击。但是在近10年内，由于使用过度，而且需求日益增长，国家安
全局的大脑已经快要中风了。最早的征兆是在90年代，那时国家安全局庞大的处理、
存储、分送信号情报的“宇宙”号系统已经在技术上落伍了。“宇宙”号系统需要
130 人进行管理，占地20000 平方英尺，造成了巨额开销。
为了避免瘫痪，“宇宙”号系统必须更换。1993年开发出一个名为诺尔马利莎
的新系统，这个新系统使用标准的工作站、服务器和超级电脑，占地面积节省15000
平方英尺，年费用节省300000美元，操作人员仅需10人。虽然这套设备体积变小了，
但人们对它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例如加工信号情报原来可用1 个多小时，现在只能
用10分钟。在负载过重的情况下，电子动脉瘤是不可避免的——最易出问题的时间
是千年夜。除完成它大量正常工作外，国家安全局的电脑系统也必须从99转到00，
即转到2000而不是1900。 在接近新世纪的几周里，海登命令：我们要制定应急计划，
以便在发生严重瘫痪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我们情报局继续运行”。他的前任肯尼
思。米尼汉中将把千年虫问题称为“数字时代的厄尔尼诺”。1998年8 月，他说：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员工将面临着最严重的技术上与管理上的挑战。”
早在1996年10月，这个机构就建立了“千年编程管理办公室”，随后更名为
“2000年监督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也开始要求卖方对他们的产品没有千年虫的问
题提出书面保证，并以此作为交易的前提。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国家安全局的信
息主任罗纳德。肯放。为了对付千年虫，国家安全局实施了一个紧急911 计划，去
寻找并雇用那些懂得新老计算机语言的人。为了激励员工，米尼汉将军许诺发奖金
和给假期。
但到了1998年，国家安全局官员发现许多当初声称能解决千年虫问题的公司突
然都依次收回了他们的承诺。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说：“有时，在事情发生之前，
国家安全局不会知道其中存在着问题。”米尼汉说：“解决千年虫问题是一个冗长
乏味的工作，期限不可更改，我们必须在此之前解决问题。”
随着期限的临近，国家安全局数千台电脑的管理系统被评估，各终端都贴上了
标签。绿色的标签表明系统运行正常，没有千年虫问题。黄色的标签表明系统仍有
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而红色标签提醒人们：“千年虫问题没有解决。”
在临近关键日期不到一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的应对工作一直落后于时间表。
仅有19％的计算机做好了准备，近60％的维修工作还没有进行。但由于有了克服瘫
痪的计划，到1999年7 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们还是设法将94％的计算机修理好了。
剩余的6 ％预计在9 月未完成。
最终，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千年虫的侵袭没有破坏或只稍稍破坏了国家
安全局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继续监听，就像什么事都没有
发生一样。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 月24日。
最后，安全局花费了数千个工时及三百多万美元进行维修后，这一系统被重新
组装起来。三天后，国家安全局从它的电子昏迷中复苏，它的存储记忆依然完整无
损。“我们已经有能力存储这历时三天半收集到的信息，”海登说，“当我们反过
去对信息进行处理时，用了八到十二小时。”在中断时间里，本应由国家安全局监
听的许多信息转到了英国通讯总部。“我们为他们尽了一切努力，”英国通讯总部
的一位官员说，“这使他们极为尴尬。”
在遭受这次重创一年后，随着计算机管理更加集中化，国家安全局大概有12％
至15％的大脑系统能再次正常运转。尽管如此，海登总结说：“对我们以及与我们
有共同利益的人来说，网络的中断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建设一个新的基础设
施所需的资金必须马上到位。而且，挑战并没有就此而止。”
由于海登的脸又圆又胖，头顶又秃又亮还戴着无边的眼镜，他被形象地比做一
个约翰。勒卡雷式的间谍头子，而不是一名伊恩。弗莱明式的小密探。他还缺少典
型的高科技间谍头子的背景。在他上任不久，就告诉全体员工说，算术不是他最好
的功课。他承认：“我不是一个数学专家，也不是一个计算机专家，我也不愿装做
是专家。我将深深地信赖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数学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为了强调这
一点，他补充说：“当我想到富有智慧和逻辑的智囊团整日在这儿工作时，我就能
想起我的孩提时代的感觉：墨菲太太把二年级的课程表拿给我看时，我感到胆战心
惊。”
海登出生于1945年3 月17日，在匹兹堡长大。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他避开了
艰苦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学习了历史。在60年代末的强烈反战时期，海登被选进后
备军官培训班，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就在他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不久，他于
1969年加入了美国空军，被分配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在奥富特空军基地
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担任传令官，两年后他到关岛负责第八航空队情报事务。70年代
后半期，他主要在佛蒙特的圣。迈克尔学院培训后备军官。
1980年6 月，新提升为少校的海登被派到南韩的乌山空军基地担任战术空军作
战大队的情报主任。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