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掷骰子吗-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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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的装置里，假如我们准确地测量△m，或者△E时，我们就根本没法控制光子逃出的时间
T！
广义相对论本是爱因斯坦的独门绝技，玻尔这一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但封挡住了
爱因斯坦那雷霆万钧的一击，更把这诸般招数都回加到了他自己身上。虽说是殚精竭虑最
后想出此法，但招数精奇，才气横溢，教人击节叹服，大开眼界。觉得见证两大纵世奇才
出全力相拚，实在不虚此行。
现在轮到爱因斯坦自己说不出话来了。难道量子论当真天命所归，严格的因果性当真已经
迟迟老去，不再属于这个叛逆的新时代？玻尔是最坚决的革命派，他的思想闳廓深远，穷
幽极渺，却又如大江奔流，浩浩荡荡，翻腾不息。物理学的未来只有靠量子，这个古怪却
又强大的精灵去开拓。新世界不再有因果性，不再有实在性，可能让人觉得不太安全，但
它却是那样胸怀博大，气派磅礴，到处都有珍贵的宝藏和激动人心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发
掘。狄拉克后来有一次说，自海森堡取得突破以来，理论物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年代
，任何一个二流的学生都可能在其中作出一流的发现。是的，人们应当毫不畏惧地走进这
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充满了艰险、挑战和无上光荣的新时代中来，把过时的因果性做成一
个纪念物，装饰在泛黄的老照片上去回味旧日的似水年华。
革命！前进！玻尔在大会上又开始显得精神抖擞，豪气万丈。爱因斯坦的这个光箱实验非
但没能击倒量子论，反而成了它最好的证明，给它的光辉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现在没什
么好怀疑的了，因果性是不存在的，哥本哈根解释如野火一般在人们的思想中蔓延开来。
玻尔是这场革命的旗手，他慷慨陈词，就像当年在议会前的罗伯斯庇尔。要是可能的话，
他大概真想来上这么一句：
因果性必须死，因为物理学需要生！
停止争论吧，上帝真的掷骰子！随机性是世界的基石，当电子出现在这里时，它是一个随
机的过程，并不需要有谁给它加上难以忍受的条条框框。全世界的粒子和波现在都得到了
解放，从牛顿和麦克斯韦写好的剧本中挣扎出来，大口地呼吸自由空气。它们和观测者玩
捉迷藏，在他们背后融化成概率波弥散开去，神秘地互相渗透和干涉。当观测者回过头去
寻找它们，它们又快乐地现出原型，呈现出一个面貌等候在那里。这种游戏不致于过火，
因为还有波动方程和不确定原理在起着规则的作用。而统计规律则把微观上的无法无天抹
平成为宏观上的井井有条。
爱因斯坦失望地看着这个场面，发展到如此地步实在让他始料不及。没有因果性，一片混
乱……恐怕约翰•；米尔顿描绘的那个“群魔殿”（Pandemonium）就是这个样子吧？
爱因斯坦对玻尔已经两战两败，他现在知道量子论的根基比想象的要牢固得多。看起来，
量子论不太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
但爱因斯坦也决不会相信它代表了真相。好吧，量子论内部是没有矛盾的，但它并不是一
幅“完整”的图像。我们看到的量子论，可能只是管中窥豹，虽然看到了真实的一部分，
但仍然有更多的“真实”未能发现。一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它们虽然不为我们所见，但
无疑对电子的行为有着影响，从而严格地决定了它们的行为。好比我们在赌场扔骰子赌钱
，虽然我们睁大眼睛看明白四周一切，确定没人作弊，但的确可能还有一个暗中的武林高
手，凭借一些独门手法比如说吹气来影响骰子的结果。虽然我们水平不行，发现不了这个
武林高手的存在，觉得骰子是完全随机的，但事实上不是！它是完全人为的，如果把这个
隐藏的高手也考虑进去，它是有严格因果关系的！尽管单单从我们看到的来讲，也没有什
么互相矛盾，但一幅“完整”的图像应该包含那个隐藏着的人，这个人是一个“隐变量”
！
不管怎么说，因果关系不能抛弃！爱因斯坦的信念到此时几乎变成一种信仰了，他已决定
终生为经典理论而战，这不知算是科学的悲剧还是收获。一方面，那个大无畏的领路人，
那个激情无限的开拓者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了。亚伯拉罕•；帕斯（Abraham Pais）
在《爱因斯坦曾住在这里》一书中说，就算1925年后，爱因斯坦改行钓鱼以度过余生，这
对科学来说也没什么损失。但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量子论的批评和诘问也确实使它时时
三省吾身，冷静地审视和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不断地在斗争中完善自己。大概可算一
种反面的激励吧？
反正他不久又要提出一个新的实验，作为对量子论的进一步考验。可怜的玻尔得第三次接
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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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闲话：海森堡和德国原子弹计划（三）
玩味一下海森堡的声明是很有意思的：讨厌纳粹和希特勒，但忠实地执行对祖国的义务，
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来履行爱国的职责。这听起来的确像一幅典型的德国式场景。服从
，这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英语世界的人们看来，对付一个邪恶的政权，符合道德的方
式是不与之合作甚至摧毁它，但对海森堡等人来说，符合道德的方式是服从它——正如他
以后所说的那样，虽然纳粹占领全欧洲不是什么好事，但对一个德国人来说，也许要好过
被别人占领，一战后那种惨痛的景象已经不堪回首。
原子弹，对于海森堡来说，是“本质上”邪恶的，不管它是为希特勒服务，还是为别的什
么人服务。战后在西方科学家中有一种对海森堡的普遍憎恶情绪。当海森堡后来访问洛斯
阿拉莫斯时，那里的科学家拒绝同其握手，因为他是“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的人”。这在
海森堡看来是天大的委屈，他不敢相信，那些“实际制造了原子弹的人”竟然拒绝与他握
手！也许在他心中，盟军的科学家比自己更加应该在道德上加以谴责。但显然在后者看来
，只有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才是邪恶，如果以消灭希特勒和法西斯为目的而研究这种武器
，那是非常正义和道德的。
这种道德观的差异普遍存在于双方阵营之中。魏扎克曾经激动地说：“历史将见证，是美
国人和英国人造出了一颗炸弹，而同时德国人——在希特勒政权下的德国人——只发展了
铀引擎动力的和平研究。”这在一个美国人看来，恐怕要喷饭。
何况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声明纯粹是马后炮。要是德国人真的造得出来原子弹，恐怕伦敦
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也不会罗里罗嗦地讲这一大通风凉话。不错，海森堡肯定在1940年
就意识到铀炸弹是可能的，但这不表明他确切地知道到底怎么去制造啊！海森堡在1942年
意识到以德国的环境来说分离铀235十分困难，但这不表明他确切地知道到底要分离“多
少”铀235啊！事实上，许多证据表明，海森堡非常错误地估计了工程量，为了维持链式
反应，必须至少要有一个最小量的铀235才行，这个质量叫做“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海森堡——不管他是真的算错还是假装不知——在1942年认为至少需要几吨的铀
235才能造出原子弹！事实上，只要几十千克就可以了。
诚然，即使只分离这么一点点铀235也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动用了15000人，投资超过20亿
美元才完成整个曼哈顿计划。而德国整个只有100多人在搞这事，总资金不过百万马克左
右，这简直是笑话。但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海森堡到底知不知道准确的数字？如果他
的确有一个准确数字的概念，那么虽然这德国来说仍然是困难的，但至少不是那样的遥不
可及，难以克服。英国也同样困难，但他们知道准确的临界质量数字，于是仍然上马了原
子弹计划。
海森堡争辩说，他对此非常清楚，他引用了许多证据说明在与斯佩尔会面前他的确知道准
确的数字。可惜他的证据全都模糊不清，无法确定。德国的报告上的确说一个炸弹可能需
要10－100千克，海森堡也描绘过一个“菠萝”大小的炸弹，这被许多人看作证明。然而
这些全都是指钚炸弹，而不是铀235炸弹。这些数字不是证明出来的，而是猜测的，德国
根本没有反应堆来大量生产钚。德国科学家们在许多时候都流露出这样的印象，铀炸弹至
少需要几吨的铀235。
不过当然你也可以从反方面去理解，海森堡故意隐瞒了数字，只有天知地知他一个人知。
他一手造成夸大了的假相。
至于反应堆，其实石墨也可以做很好的减速剂，美国人就是用的石墨。可是当时海森堡委
派波特去做实验，他的结果错了好几倍，显示石墨不适合用在反应堆中，于是德国人只好
在重水这一棵树上吊死。这又是一个悬案，海森堡把责任推到波特身上，说他用的石墨不
纯，因此导致了整个计划失败。波特是非常有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后来也得了诺贝尔奖，
这个黑锅如何肯背。他给海森堡写信，暗示说石墨是纯的，而且和理论相符合！如果说实
验错了，那还不如说理论错了，理论可是海森堡负责的。在最初的声明中海森堡被迫撤回
了对波特的指责，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魏扎克，沃兹等人仍然不断地把波特拉进来顶
罪。目前看来，德国人当年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上都错了。
对这一公案的争论逐渐激烈起来，最有影响的几本著作有：Robert Jungk的《比一千个太
阳更明亮》（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ds，1956），此书赞扬了德国科学家那高尚
的道义，在战时不忘人类公德，虽然洞察原子弹的奥秘，却不打开这潘多拉盒子。1967年
David Irving出版了《德国原子弹计划》（The German Atomic Bomb），此时德国当年的
秘密武器报告已经得见天日，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资料。Irving虽然不认为德国科学家有
吹嘘的那样高尚的品德，但他仍然相信当年德国人是清楚原子弹技术的。然后是Margaret
Gowing那本关于英国核计划的历史，里面考证说德国人当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错得离谱，
这让海森堡本人非常恼火。他说：“（这本书）大错特错，每一句都是错的，完全是胡说
八道。”他随后出版了著名的自传《物理和物理之外》（Physics and Beyond），自然再
次地强调了德国人的道德和科学水平。凡是当年和此事有点关系的人都纷纷发表评论意见
，众说纷纭，有如聚讼，谁也没法说服对方。
1989年，杨振宁在上海交大演讲的时候还说：“……很好的海森堡传记至今还没写出，而
已有的传记对这件事是语焉不详的……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我相信将来有人会写出
重要的有关海森堡的传记。”
幸运的是，从那时起到今天，事情总算是如其所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四
爱因斯坦没有出席1933年第七届索尔维会议，他被纳粹德国逼得离开家乡，流落异国，忧
郁地思索着欧洲那悲惨的未来。另一方面，这届索尔维会议的议题也早就不是量子论本身
，而换成了另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爆炸般发展的原子物理。不过这个领域里的成就当然
也是在量子论的基础上取得的，而量子力学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下来，成为物理学的基础
。似乎是尘埃落定，没什么人再怀疑它的力量和正确性了。
在人们的一片乐观情绪中，爱因斯坦和薛定谔等寥寥几人愈加显得孤独起来。薛定谔和德
布罗意参加了1933年索尔维会议，却都没有发言，也许是他们对这一领域不太熟悉的缘故
吧。新新人类们在激动地探讨物质的产生和湮灭、正电子、重水、中子……那样多的新发
现让人眼花缭乱，根本忙不过来。而爱因斯坦他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呢？难道他们的思想真
的已经如此过时，以致跟不上新时代那飞一般的步伐了吗？
1933年9月25日，埃仑费斯特在荷兰莱登枪杀了他那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然后自杀了。他
在留给爱因斯坦，玻尔等好友的信中说：“这几年我越来越难以理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
我努力尝试，却更为绝望和撕心裂肺，我终于决定放弃一切。我的生活令人极度厌倦……
我仅仅是为了孩子们的经济来源而活着，这使我感到罪恶。我试过别的方法但是收效甚微
，因此我越来越多地去考虑自杀的种种细节，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二条路走了……原谅我吧
。”
在爱因斯坦看来，埃仑费斯特的悲剧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两代物理学家的思想猛烈冲
突和撞击，在一个天翻地覆的飘摇乱世，带给整个物理学以强烈的阵痛。埃仑费斯特虽然
从理智上支持玻尔，但当一个文化衰落之时，曾经为此文化所感之人必感到强烈的痛苦。
昔日黄金时代的黯淡老去，代以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新思潮，从量子到量子场论，原子中各
种新粒子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的概念统治整个世界。爱因斯坦的心中何曾没有埃仑费斯特
那样难以名状的巨大忧伤？爱因斯坦远远地，孤独地站在鸿沟的另一边，看着年轻人们义
无反顾地高唱着向远方进军，每一个人都对他说他站错了地方。这种感觉是那样奇怪，似
乎世界都显得朦胧而不真实。难怪曾经有人叹息说，宁愿早死几年，也不愿看到现代物理
这样一幅令人难以接受的画面。不过，爱因斯坦却仍然没有倒下，虽然他身在异乡，他的
第二个妻子又重病缠身，不久将与他生离死别，可这一切都不能使爱因斯坦放弃内心那个
坚强的信仰，那个对于坚固的因果关系，对于一个宇宙和谐秩序的痴痴信仰。爱因斯坦仍
然选择战斗，他的身影在斜阳下拉得那样长，似乎是勇敢的老战士为一个消逝的王国做最
后的悲壮抗争。
这一次他争取到了两个同盟军，他们分别是他的两个同事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
和罗森（Nathan Rosen）。1935年3月，三人共同在《物理评论》（Physics Review）杂志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叫《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可能是完备的吗？》，再一次对
量子论的基础发起攻击。当然他们改变策略，不再说量子论是自相矛盾，或者错误的，而
改说它是“不完备”的。具体来说，三人争辩量子论的那种对于观察和波函数的解释是不
对的。
我们用一个稍稍简化了的实验来描述他们的主要论据。我们已经知道，量子论认为在我们
没有观察之前，一个粒子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它的波函数弥散开来，代表它的概率。但当
我们探测以后，波函数坍缩，粒子随机地取一个确定值出现在我们面前。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个大粒子，它是不稳定的，很快就会衰变成两个小粒子，向相反的两个
方向飞开去。我们假设这种粒子有两种可能的自旋，分别叫“左”和“右”，那么如果粒
子A的自旋为“左”，粒子B的自旋便一定是“右”，以保持总体守恒，反之亦然。
好，现在大粒子分裂了，两个小粒子相对飞了出去。但是要记住，在我们没有观察其中任
何一个之前，它们的状态都是不确定的，只有一个波函数可以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