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全文)-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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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网创始人王俊秀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变动不居，否定、断裂、敌意使得代际的努力和限制都极为明显。每一代人都仿佛横空出世，是进入新天新地创造前无古人事业的〃新人类〃。从历史的长周期看，这种〃当其时也暴得大名求遂大欲〃的人物仍只是〃人类史前史〃流变中的浪花泡沫。真正推动人性自觉自立的，是那些善养天地正气师法古今完人的圣贤、使徒。伟大的中国转型历经数百年，从人治迈向法治、从官吏本位到人民本位，等等，已经是一条清晰的文明主线，仍待法学家们为之奠基、立定功德。这个新的中国家族，其遗泽贡献，将经三世五世百世而不斩。陈夏红先生的书梳理了先行者们的言路思路，正合〃兴废继绝〃之意。但愿法学家们像传统中国的道学、文士、儒生们一样，成为一个〃神圣家族〃，给转型中国的文明重建提供立身处世的家族贡献。　
　　——《战略与管理》前执行主编，自由撰稿人余世存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本书所记录的法律人及其生活轨迹，恰如碧波之点滴，折射出20世纪中国法治百年的沧海桑田；正是这些法律人一步步坚韧的跋涉，方有今日中国法治之些许进步。或许百年之后，亦有人要为21世纪的中国法律人立传——我们这个时代，是否能为后人留下值得立传的人物和故事呢？我想，这或许也是更多人掩卷之后所关注的。　
　　——《新京报》记者陈宝成　　　
　　关于一群人的记忆侧影（1）　　　
　　青农　
　　可能是成长的环境中充斥着太多的雄伟的缘故，现在对任何恢宏的东西除了深深的厌恶和麻木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感触可言了。感觉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未来，任何程度上的修饰都是虚伪的遮掩，远不及平淡的叙事，至少后者能以朴实让我相信一种真实。可是，我的感觉只能给我一层烦恼，世界依然一如既往地夸张和铺陈。平淡里的真实不但有限，就连平淡本身也很稀缺。再者，人的神经需要平淡的安慰，但平淡不足以安慰一个人的所有。失调的现实，心灵的怯懦和审美的麻木，让我更像一个植物人一样，从外观上看确实不失为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而一旦涉及稍深一点的探讨，看到的却是行尸走肉或者僵尸。　
　　冷漠，麻木，对一切没有热情，在平庸的忙碌中疲惫和混乱：这就是全部的生活。似乎就是一池死水，春花在这里难寻知己，秋月在这里更没有倒影，与世隔绝，完全不在人的世界的样子。可就是这样一个看来异常牢固，也对一切宏大有着免疫力的窠臼，总会被一些也许并经不起玩味的细节所感动，并且是被感动的一塌糊涂。　
　　几天前和同学一起买书，他挑了一本叫《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的书。书名很吊人的胃口，我仔细看了目录，感觉这本书应该拿来一读。作者的名字在什么地方好像听过一点，但没太清晰的印象，加上自己也买了一堆，也就没打算再买——可能也是出于故事还是不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担忧吧。　
　　很多的书，意义并不在于它本身给我的东西，而在于我们透过它能得到或者注意到了的东西。这种指引，与大义凛然的说教相反，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并且是在不突出的位置。说这些细节经不起玩味，只是说它们不似哲言那样本身蕴含了很多高深且永远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它们的经不起玩味在于它们以最朴实的平淡透露了真实的所在，而只要我们稍做注意，并进一步的思索一下，我们世界中很多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将要轰然倒塌——对于城堡中的人来说，鬼魅神偶的浮尘也将消散——对于历史的真实而言。　
　　本来想着像读别的故事那样，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来读，可是一不小心就翻完了——面临的繁重的考试无法阻止我对后面的故事好奇。《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不但给了我们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轮廓，也给了足够的让我又开始不安的细节。每个人需要的细节不同，一个人也搜索的细节也不可能都是有用的，所以这些七零八落的东西，还是老老实实的呆在我的感觉中，不让出咽喉的好。至于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肯定还嫌不够——不然作者为什么要用“剪影”这个词呢？但是对于仔细的求证我更无法望其项背，处于接受者的方位，我只能感谢作者给我补上一段记忆。翻完这本书，我急着要说的，是由一个细节联络起来，加上自己的穿凿附会，但和主题完全无关的话。　
　　张耀曾这个前司法总长的困窘，真是让人有一层哭笑不得的感觉，之外也不得不感叹民国人物的可爱。看了对“七君子”事件中张耀曾和当事人之一的沈钧儒等活动的介绍，真是不无古今皆然的慨叹，也忽然想起了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时一席“党即国家呼”的陈词。关于高一涵的资料的遗失所带来的还原他的经历的难度，丝毫无损于他的本真，只对于1957年撤销南大法学院等事件提出批评，并坦言“我的思想还是不通”一项，就很有份量了。读了关于杨兆龙和吴经熊的文字，除了对他们未竟的事业的感慨外，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尊严，究竟是由谁找回，又由谁来支撑的？这中间尤其让人心痛的是，对于杨兆龙而行的无耻和卑鄙的手腕，他如果活到今天，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爱这样一个新的国度。后面讲到的钱端升、谢杯栻、王名扬、周枏和江平等及个人中，我想说的是钱端升和王名扬。钱端升的遭际和很多有头有脸的人在建国后的遭际一样，确实让人叹息和同情，但同时他也是这本书中的人物中，我感觉分量嫌轻的一位，这不是否认他的优秀，而是因为他对自己改造之彻底有着让人无法原谅的一面。虽然他的优秀不亚于书中的其他人，但他无法唤起我更多的同情。本来，一个人活着无需他人的同情，我在今天的感觉也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吹毛求疵，更类似于狂妄的叫嚣，但我还是感觉在所有人中他显得轻浮了些。他是出卖的太多还是出于天真而被欺骗的太多？关于王名扬，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是这样一位老人至今还生活在那样两间陋室之类，与中国行政法学史上的“王名扬时代”实在不成对比。当然，作为学者的王名扬可能并不在意的这样的细节，而对于他那样的人来说学识也从来不是乞怜任何待遇的工具，但是那样的对照把沉甸甸的问题留给了我们：一群人还在被一个社会忽视着。昨天考完试上政法大学的网站，正好翻倒关于王名扬先生的视频，看了以后更不是滋味：徐显明一行前往祝寿，把老人从被窝里扶出来，到一个放着很大　
　　蛋糕的桌前坐下，点上蜡烛，然后齐唱“祝你生日快乐”。这也许是件好事，但我看到的是王名扬先生躺在那张窄窄的床上情形和那个屋子的偏狭：九十高龄的先生还在那两间陋室之内。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时候我突然想了起来，之所以对于陈夏红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也是因为一篇关于王先生的文字——《斯人独憔悴：再访王名扬教授》，那是上个学期，当时我们正在学行政法。和这篇文章同时被转贴到学校论坛上的，还有另一篇关于法律人的文字——《被遗忘了30年的中国法律精英》，在这篇文字里提到了周枏还有其他一些年华已去的曾经的法律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回避了寻访者的询问，以充满恐惧的话语说，再也不愿从事这方面的任何工作了。另一些，终于能重操旧业了，然而，空间有限，他们也早已垂垂老矣！当他们的生活被无情的改变，从而生活在悲剧中时，他们习惯了在悲剧中生活。但是这种由这群人顽强的承受者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无以复加和不可挽回的创伤，社会在这样的创伤下，能支撑多久，有没有能恢复的时候？他们老了，去了，悲剧的生活在他们的身上结束了，但如果他们之后一切如故，即使是到人们顺从到再也无法理解悲剧，悲剧因此就会结束吗？　
　　是谁从历史深渊中找回了中国的尊严，谁又是中国的脊梁？我想到的是，如果没有晚清和民国那段思想的爆发和积蓄，如果没有一些人后来的顽强，很可能就无所谓今天的中国了。那篇关于被遗忘的人群的文章最后写道：“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法院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yu（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当老一代谢去以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将来会不会存在一个在思想世界中没有地位了的大国家？　
　　2007年　　　
　　陈夏红：鲜活法史的记叙者　　　
　　郑霄　
　　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远非人们料想的那样简单，人类身上惟一能让历史栖居的处所，就是记忆。而记忆中的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这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然而并非无法　
　　解决。2006年夏，陈夏红以他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给人们、给学界一个崭新的思路。法史的叙述性重建，因为有了年轻学人的参与而变得鲜活起来，生于1981年的陈夏红，因为拥有历史的眼光和远大的视野，显得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成熟和深厚。　
　　见到陈夏红是在见到他的文字之后的事情，初看网上的那些老辣的文字让人怀疑出自饱经岁月沧桑的心灵，好在另一段自叙性的文字暴露了他的年龄“……千禧年后流落中国政法大学，不求甚解，不学无术，不三不四。眼下隐居昌平军都山下‘舒云居’，准备挣若干工资奖金，拟用来还贷款娶老婆买房买车，了此纸笔残生……”既有娶妻安家的现实愿望，又想隐居“了此纸笔残生”———活画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心态：刚入社会踌躇满志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遭遇现实后却想独善其身。　
　　眼前的陈夏红身着宽松的有点皱的休闲衬衣，个头不高，头发不多却长得足以束起来，让人不禁想到西北风沙肆虐下的胡杨林。他在北京多年乡音不改，一开口就能让人感觉到浓浓的西北味道。想起一段他写在网上的自叙的文字：“生于洮河岸边大沟寨，一岁到四岁生病，五岁到七岁挨饿，此后在学校里入少先队入团入党，其间屡次考第一名，也屡次被老师开除。”童年的陈夏红像一颗倔强的小苗，在西北的天空里顽强生长。“那时候为了凑够开学的学费，我曾经到工地上搬砖头，搬了一个假期才挣了两百块钱。四年，初中四年的暑假都在干。现在想想都怕，一手的水泡。”说这话时，陈夏红下意识地看了一看自己的双手。陈夏红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记者，当记者后第一件令自己满意的事是跟随一个民工一路打工的经历做的一次报道。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打量这社会。　
　　比起他在自己博客里的滔滔不绝，现实中的陈夏红话并不多。这也许是他讷言多思的明证。战地记者唐师曾在为《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作序写道：“听陈夏红这样的木讷学生讲真话，连我都着急———着急！索性不听，可是不能不看他的老实文字。”　
　　关于说话的问题，早在两年前大学毕业时，陈夏红就考虑过。一个学人想以自己的思想影响更多人的思考，方式有三种：一、登上讲坛，传道授业解惑；二、成为新闻记者，借助公众对时事的兴趣发表意见。三、著书立说，以写作来拓展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刚毕业资历浅，不敢误人子弟，那么就当一名记者吧！以记者名义的采访让他接触到许多法律大家，他边看边说，边走边叙。　
　　写作本身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写着写着，那些资料背后的岁月，口述背后的人物的命运打动了陈夏红，他开始有意识搜集整理这些法律人的资料背景，试图用一个个点，绘制出一幅历史命运沉浮的画卷。至此，陈夏红找到他认为的优于新闻记者的更好的事业。他开始了写作。　
　　写人物，说命运，讲故事，以这种方式叙述法史，是陈夏红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认为目前但凡法律史，无外乎思想史和制度史，在教科书上只看到抽象的制度，已成体系的思想，没有鲜活的人物命运。“我们的法史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面目狰狞的教科书体系，动辄‘出法入礼’、‘民刑合一’之类让人找不着北的宏篇高论。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还有一点希望就是让多姿多彩的法史更加具体一点，更加有趣一点。”陈夏红在他的书中这么写道。　
　　到底要多少人的故事才能代表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律人？到底要多少资料才能详尽地描绘一个人的一生？面对这个问题陈夏红摇了摇头，不无遗憾。好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历史有太多的语焉不详。他所做的，是尽一个年轻学人的责任来保护和回馈历史。为写此书所付出的奔走、探访、求索，是一个继承者对许多逝者的致敬，同时，也是这个继承者获得的巨大遗赠。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陈夏红不会不知道，他的调查探究，思考写作，他的历史意识，正在慢慢进入人们的心灵，唤起记忆。　　　
　　文史修养深厚的法学家陶希圣（1）　　　
　　沈　宁　
　　（美籍华裔作家）　
　　今年七八月间短暂回国，承陈夏红先生赠《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册。返回美国后冗务缠身，最近才拜读完该书，很有感触，想到我的外祖父陶希圣本也是百年法律人之一，故急就一章，奉上请方家指教。　
　　现在中国，估计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听说过陶希圣这个人。但1949年前，那是个全国媒体几乎天天见得到的名字。他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做过北伐军的中校，领导过社会史大论战，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他是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军衔中将，替蒋介石执笔写出《中国之命运》，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多年间蒋介石的所有文件和公告，都由陶希圣先生起草。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日报》总主笔，主持领导国民党文宣工作数十年。他是我母亲的父亲，是我的外祖父。　
　　不过，就算听说过陶希圣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多半也只知道他是文史专家。其实我的外祖父，本是学法律专业出身，抗日战争以前更多是做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在法律之外，文史修养较常人更加深厚，而且他的文史学问后来获得了更大的发挥，所以反倒喧宾夺主，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史学家，而不再被当作法学家了。　
　　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年间，是很普遍的。中国古代读书人家，都是文史传家。就算学数理化专业的青年，大半也都是自小诵读文史经典出身。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如此，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如此，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也是如此。想一想，留学生出国后学什么专业，国内朝廷是管不着，但中国早期官费留学生首先要能得到选拔出国才行。而当年朝廷里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的官员们，都是读文史考科举出身的，只有文史学问深的青年，才可能被选中。那些年里，光会算些数学题，没有熟读四书五经，是绝对考不上留学生的。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苍埠镇陶圣六村，他的父亲中了进士，在河南湖北两省做了很多年县官和省官。清末民初的科举进士官宦子弟，大多从小勤恳读书，很少如当今的高干子弟或暴发户子弟那样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外祖父三岁始读四书五经，背不出来先生打手板。　
　　中国古代，科举考的是文史，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