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合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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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为这个已经成为象征的时代寻找一个象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长孙氏。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贞观之治从底子里讲，是漫长严冬后一个和煦如春的季节：横扫中原的胡风羯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柔和下来了，连隋末的十八路烟尘也尘埃落定了；丽日当空般的朝廷，和风拂野般的政策，丽日和风下，华夷融合正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深度进行；芸芸众生如此接近传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生活。我不否认，贞观四年生擒颉利可汗于铁山和其后“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都是可以夸耀百代的盛事，使我们这个已经略现孱弱的民族有了可以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金戈铁马已经是过去几百年里屡见不鲜的，就是天可汗的无上荣光也不足以将贞观和大业前期完全区分开来。我总觉得这些都还不是贞观一朝的主流。贞观是野火燎原后的芳草吐翠，是破冰后的春江水暖，是一个生长中的王朝象桃花般灿烂开放的无限生机。放眼处，桃红柳绿，人间正是三月天
——休养生息才是它的主题。
休养生息内在地要求朝廷相对地无为，宫廷绝对地节制。这两点都在长孙氏，而不是李世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长孙氏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理由拒绝豫闻政事。只有在天子的决定可能带来更多的纷扰时，才会恰倒好处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当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氏就顽固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政治旋涡里。除了可以避免麻烦事的事情，长孙氏不想做任何事情。甚至当病情渐有不起之势的时候，她仍不愿意采纳太子承乾的建议，奏请大赦囚徒，度人入道，来为自己祈福，因为她认为“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可真是至死不渝的“无为”。
长孙氏的简朴也是为史书所盛赞的。不仅她自己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对儿子也同样提出克制物欲的要求。当太子李承乾的乳媪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氏直截了当地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用度的请求。直到弥留之际，长孙氏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这也是一种至死不渝。
相比之下，李世民虽然是贞观的核心人物，却不能象征它的灵魂。他天纵神武、光彩照人。这样的人物似乎不是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准备的，虽然这样一个年代却因为有了李世民而神采飞扬，比起同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文景之治有别样的风采。贞观一朝真正与民生息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短短数年而已，随后就是“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 魏徵、马周、房玄龄，还有御史柳范，那么多人的劝谏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转变如需要一个分水岭，不妨选择贞观十年——长孙氏去世的时间。
为什么是长孙氏成为时代的象征，而不是更具体地影响了贞观朝政治的帝王将相呢？一如西蒙·波娃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想从女性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长孙氏就是那美好灵魂在历史过程中的绝好载体。这种美感、温暖和亲密感来自于她并不算多的具体事迹，但又超越于具体事迹而成为历史的阅读者阅读历史时心头所弥散的美好感觉——
有回李世民罢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长孙氏问他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氏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
除了说教的意义外，这个故事是如此恰当地表现了长孙氏母性的一面和妻性的一面。魏征得到了悉心的关照，而太宗得到了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当然远不止这个故事：
长孙氏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出嫁时，希望嫁妆要比姑姑永嘉公主加倍。但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李世民对魏征的意见本来是不以为然的，就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氏却十分赞赏魏征，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甚至在弥留之际，长孙氏仍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用最后的一点时间为他说情——这是她给臣子最后的关怀，也是一个女性最后一次温婉地给予男性世界以温柔的力量。男性主导的世界“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长孙氏用自己的一生如此完满地注释了别人的论断，使我们在男性无情的政治世界中感受到温柔力量的力度。
当明朝的文臣将背臀裸裎在如雨而落的廷杖下面，当满清大僚在奉旨申饬的太监唾沫横飞的辱骂里可怜地瑟索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刻地意会到那些故事背后的诉求。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皇帝为君父，文官是臣子，君臣关系被比拟为父子。这使我们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具有一种血缘的亲密感和家庭的温馨感，并依靠这种先天的亲密与温馨来使我们相信传统政治伦理先验的正当性。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残缺的家国同构。朝廷拟制了家庭的结构，却不能真正地拟制家庭的温馨。不仅不能，弥散在朝廷之上的冷酷空气反过来还消解了家庭内原有的温馨：杀兄、杀弟、杀妻、杀子……恐怖的血色可以模糊天然血缘，就更不能指望拟制的血缘能抗拒朝廷的血腥本色了。
唐朝近三百年里只有八位皇后，肃宗以下便只有昭宗曾立后。更不用说，仅有的八位皇后中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心思或没有能力对臣子、子民进行那种慈母式的悉心呵护。长孙氏以后，政治生活中母性缺位。再往后，随着集权的畸形强化，我们的君父权威以一种更加暴戾的面目出现。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也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已经被扭曲的政治关系。他们抓住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来表现自己，却对社会进化的总体方向一无所知；他们自怨自艾，却又自高自大；在肉体上受虐，却在精神上施虐于君父；甚至变态到把棺木也当成了政治表演的道具了。
在我记忆中，无论是演义中的庞德还是历史上的左宗棠、冯子材，抬棺出征的壮举都是针对敌人的。当海瑞去向嘉靖皇帝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也预备下了棺木。那是在暗示他们对长孙式的宽容和回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么？没有了希望的文官才会用面对仇寇的决绝态度来面对天子，准备用生命去捍卫他们内心所信奉的准则。这种态度，其实很隐晦地包含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意味，从根本上否定了君臣间拟制的血缘关系，撕下了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我们从来不缺少魏征这样的直臣或貌似魏征这样的直臣，明朝的大礼议到东林党人没落这段时间里，甚至是批量发行。但是，我们缺少了长孙氏那种母性的关怀——这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打动很多须眉男儿的心。当他们抬着棺材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庙堂，去行使一些本质上很平常的职责时，他们回忆长孙氏，就象孤儿回忆自己早丧的母亲，并在回忆中不断地修饰回忆。
长孙氏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精神化了，非常非常典型地精神化了。
鲜卑人有“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风俗。武照也为自己在云冈石窟凿了一尊卢舍那佛像。不过，我认为刻意雕凿出来的佛陀与女皇形似而已。你看那线条柔和的嘴唇、若有若无的笑意，还有平静地下垂的眼睑里流露着俯视苍生的怜悯目光——那分明是长孙氏的神态，透着武照所不可能有的平和。就象张爱玲曾经说过的，“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我关于长孙氏是贞观朝的象征而李世民是其核心的说法，正可以借这神与超人的比喻从另一个侧面进行重申。
在这柔美端庄的历史形象前我久久地驻足，不忍离去，试图通过反复揣摩来发现她的缺陷，她最终没有成为神的原因。除了为长孙安业脱罪外，长孙氏的一生似没有留下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即使是这唯一的瑕疵，也有着让人谅解的理由。长孙安业是长孙氏的异母兄，有嗜酒无赖的名声。父亲死后，他便将年幼的长孙氏兄妹逐出家门。但长孙氏以德报怨，对他相当亲厚。在追查一次谋反事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义安王李孝常曾酝酿过宿卫兵叛乱。身为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也卷入了这个阴谋。这可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但长孙氏还是流着眼泪在天子面前求情。长孙安业最终被流放帯荩庥谝凰馈！�
我们无意赞美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尽管它蕴涵了为儒家所倡导而又最难做到的“恕道”。长孙氏以非常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伤害过她的人的宽恕。但我非常感谢史书记载了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它让我们知道，长孙氏也有自己的弱点：要么是割舍不下手足亲情；要么是过分地爱惜名声，生怕人们将长孙安业伏诛归因于她的报复。弱点的存在，生动了长孙氏的形象，使她不再因为过分的完美而显得虚假，给了她属于凡人的生气，不再是那个伫立在百丈崖壁上精美绝伦的冰冷石像。
那点生气在贞观十年烟消云散。
哀伤的李世民在宫苑中建起了高高的层观。这样他就能登上高处，凝视昭陵——那终将埋葬他自己的地方现在埋葬着他所爱的人，埋葬着他的爱情。这段感情不是七月七日长生殿里低声诉说的，更不是洒金笺上浓墨涂写的，是峥嵘岁月里携手走来的，甚至是刀光剑影里杀出来的。
《旧唐书》告诉我们“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这段记载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玄武门之变发生时，李世民是将妻子带在身边的。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之间围绕帝位展开的明争暗斗趋于白热化。在杨文干之乱、张亮事件和投毒事件相继发生后，谁都可以看出兄弟阋墙注定要以鱼死网破来收场了。从定制上看，秦王府的甲士至多与齐王府相当，肯定少于东宫。加上唐高祖倾向于太子，长安城那些在事前表面中立的力量随时可能站到太子一边。由于傅奕星谏是最后时刻提前到来，李世民并没有时间来详细规划政变。他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试图依靠突袭来作最后一搏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在玄武门用最快速度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并进入宫中控制唐高祖就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当有限的力量被孤注一掷地投入到玄武门后，秦王府，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妾侍家眷实际上已经被李世民抛弃了。在获悉主人遇袭后，东宫和齐王府的甲士对秦王府发起了泄愤式的攻势。只是由于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果断放出囚犯协同防守，李世民那些对严峻局势懵懵懂懂的如花美眷才避免了玉石俱焚的下场。但是，李世民不想抛弃长孙氏。在这么一个凶险时刻将柔弱的女子带在身边，也许不是个明智的决定。可是，看来他是打算与长孙氏生死与共了。同样，在李世民病重的时候，长孙氏也是带着毒药和同生共死的决心守侯在他的病榻前。她与他的一生藤树相依，不可分离。
可惜，魏征不能理解这样一段和两个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感情。李世民请他一道登上宫里的层观，凭栏远眺昭陵。魏征熟视后却说：“臣昏眊，不能见。”
李世民不懂他的皮里阳秋，还亲自指给他看。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
献陵，李世民的父亲李渊长眠之所。也就是说，魏征有意将两种情感放到了对比和对立的位置上来了。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敌视一个还算正直的大臣，但我因这话而对这位道德力量的捍卫者心生厌烦，怀疑他对人世间美好情感的理解能力。我是一个在解读历史时从不忽视道德评价体系重要性的人，但我同样坚持认为剥离了情感基础的道德，是貌似崇高的卑劣。魏征的问题就在于无视情感去奢谈以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将李世民对长孙氏的爱和对父亲的“孝”人为地对立起来，并希望用后者去贬低，甚至摧毁前者。
这不能完全归罪于魏征的不解风情，甚至不能简单归罪于纲常。那是一种深自内心、远至上古的观念在悄悄的左右着思维。女人是爱琴海蓝色波光深处用轻柔曼妙的歌声引诱来往船夫触礁溺水的海妖西林丝；是把爱人化为兽类的喀尔克；她是目光所及将一切都化为顽石的蛇身女妖美杜莎。在近东，女人被奉献给了撒旦；在我们这里，她是妹喜、妲己、褒姒婀娜的身影叠印出来的四个字：红颜祸水。
看似强大的男性始终将女性看作男权世界秩序的潜在敌人，害怕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害怕为欲望所奴役并割断与社会联系，最终受制于对方，成为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这是潜意识里对女性所怀有深深的恐惧，并且几乎是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
我为长孙氏感到庆幸，这种对立发生在她长眠之后，使她没有象礼教禁锢下的许多女性一样因为这种对立而成为悲剧的主角。但我又为长孙氏感到辛酸。她已经做得如此完美，完全符合男性世界对他的另一半的全部期望，和他们共同构建起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完全是由男性来主导的，牺牲了女性生命的自在。就如波伏娃所指出，“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一旦剥掉由诗意、美和爱情编织的面纱，女性受压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了。可魏征还是将她和属于她的一段感情看成了威胁。其实，随着长孙氏的亡故，爱情因为主人公的离去而残缺。再不会有真实而美好的肉体来诱惑历史舞台上的男主人公，破坏他的正面形象；精神也因为死亡而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再也不是那么生气勃勃了，而最没有生气的部分则物化为长孙氏亲自编写的十卷《女则》。时间会抽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感情，使之最后完成实在到抽象的转变，从真切的感受变为空洞的念想。但这还是不能消解魏征们的疑虑。这种疑虑在长孙氏在世的时候，应该不曾有过。但这只能归功于长孙氏的妥协与退让。是她的退让和内敛维系着男性世界内心底里的平和。事实上，男性所派给女性的角色，也只有在女性做出长孙式的屈从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
但是，千年里只有一个长孙氏呀。
现在，长孙氏正安静地长眠于昭陵的地下，再不能抚慰他们的心灵。但李世民对她的思念还在。他们害怕天子会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思念，他们害怕李世民树立起一个重视女性、重视情爱的样板，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