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全译-第2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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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遣书诣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称他客求谒蕃；蕃怒，笞杀之。坐左转武令。
梁冀写信给乐安郡太守陈蕃，托他办事，但陈蕃拒绝会见梁冀派来的使者。于是，使者冒充是其他客人，请求谒见陈蕃。陈蕃大怒，将使者鞭打而死。陈蕃因罪被贬为武县县令。
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市珍药；而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京兆尹南阳延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笃以病免。
这时，皇子有病，下令各郡县购买珍贵的药材。梁冀也趁此机会，派门客带着他写的书信去京兆，要求同时购买牛黄。京兆尹南阳人延笃打开梁冀所写的书信一看，便将梁冀派来的门客逮捕，说：“大将军是皇亲国戚，而皇子有病，必应进献医方，怎么会派门客到千里之外谋利呢？”于是将其斩杀。梁冀虽然感到羞惭，但不能开口。其后，有关官吏奉承梁冀的意旨，追查这一杀人案件，以延笃有病为理由，将他免职。
＇5＇夏，五月，庚辰，尊博园贵人曰孝崇后，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分钜鹿九县为后汤沐邑。
＇5＇夏季，五月庚辰（十九日），桓帝尊其母博园贵人为孝崇后，所住宫室称作永乐宫，设置太仆、少府及以下官吏，一切都遵照西汉时期长乐宫的前例。从钜鹿郡分割九个县，作为孝崇后的汤沐邑，收取赋税以供个人奉养。
＇6＇秋，七月，梓潼山崩。
＇6＇秋季，七月，广汉郡梓潼县发生山崩。
元嘉元年（辛卯、151）
元嘉元年（辛卯，公元151年）
＇1＇春，正月朔，群臣朝会，大将军冀带剑入省。尚书蜀郡张陵呵叱令出，敕虎贲、羽林夺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百僚肃然。河南尹不疑尝举陵孝廉，乃谓陵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
＇1＇春季，正月朔（初一），群臣朝见桓帝，大将军梁冀佩戴宝剑，进入宫中。尚书蜀郡人张陵厉声斥责梁冀，让他退出，并命令虎贲和羽林卫士，夺下他所佩带的宝剑。于是，梁冀跪下向张陵认错，张陵没有答应，立即向桓帝上书弹劾梁冀，请求将他交给廷尉治罪。桓帝下诏，罚梁冀一年的俸禄赎罪。因此，文武百官都对张陵肃然起敬。河南尹梁不疑，曾经荐举张陵为孝廉，于是对张陵说：“过去荐举你，今天正好来惩罚我们梁家自己！”张陵回答说：“您不认为我没有才能，错误地将我提拔任用，我今天伸张朝廷法度，以报答您的私恩！”梁不疑面有愧色。
＇2＇癸酉，赦天下，改元。
＇2＇癸酉（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3＇梁不疑好经书，喜待士，梁冀疾之，转不疑为光禄勋；以其子胤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蚩笑。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
＇3＇梁不疑喜好儒家的经书，乐于接待有学问的人士，梁冀对此很是憎恶，于是调他担任光禄勋，而任命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当时，梁胤年仅十六岁，容貌非常丑陋，穿上官服以后不堪入目，道路上的行人见到他这副模样，没有一个不嘲笑的。梁不疑认为兄弟之间有嫌隙，对自己是一种耻辱，于是辞去官职，回到自己的宅第，和弟弟梁蒙闭门在家自守。梁冀不愿意他再与外面的宾客交往，于是暗地里派人更换衣服，到梁不疑的大门前，记下和他交往的宾客。南郡太守马融、江夏郡太守田明，刚被任命时，路过梁不疑家，曾经去晋见梁不疑，向他辞行。梁冀便授意有关官吏弹劾马融在南郡贪污，并用其他的事诬陷田明，将他们二人都处以髡刑、笞刑，放逐到朔方郡。马融自杀未遂，田明就死在发配途中。
＇4＇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尚书杨秉上疏曰：“臣闻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诸侯入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于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玺绂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纳。秉，震之子也。
＇4＇夏季，四月己丑（初三），桓帝秘密出行，临幸河南尹梁胤家。当天，突刮大风，拔起树木，白昼一片昏暗。尚书杨秉上书说：“我曾经听说，上天不会说话，用灾异谴责告诫君王。君王至为尊贵，出入皇宫都有常规。凡是出宫，前面有人清道和警戒行人，左右有人侍卫；凡是入宫，必先派人清宫，然后才能居住。除非是到郊外祭祀天地，或者到皇庙祭祀祖宗，君王的銮旗御车，从不离开皇宫。所以，各国的诸侯到臣属之家，《春秋》尚且举出，作为鉴戒，更何况是穿着先王规定的朝服，私自外出游玩？尊贵和卑贱混乱不分，威仪失去等级秩序，侍卫守护空宫，天子的玺印交给妇女保管，万一发生非常的变化，出现任章一类的谋反事件，上则辜负先帝的希望，下则后悔莫及！”桓帝不能采纳。杨秉，即杨震的儿子。
＇5＇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5＇京都洛阳发生旱灾，任城、梁国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6＇司徒张歆罢，以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6＇司徒张歆被罢官，擢升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7＇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败伊吾司马毛恺，攻伊吾屯城。诏敦煌太守马达将兵救之；至蒲类海，呼衍王引去。
＇7＇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击败伊吾司马毛恺，又乘胜进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诏，命敦煌太守马达率军援救，当援军到达蒲类海时，呼衍王率兵退走。
＇8＇秋，七月，武陵蛮反。
＇8＇秋季，七月，武陵郡蛮人起兵反叛。
＇9＇冬，十月，司空胡广致仕。
＇9＇冬季，十月，司空胡广辞官退休。
＇10＇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衰而不改，习乱安危，不自睹。或荒耽耆欲，不恤万机；或耳蔽诲，厌伪忽真；或犹豫岐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10＇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桓帝下诏，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荐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的“独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荐崔。崔到达京都洛阳皇宫负责接待的公车衙门时，声称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回乡后，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文章说：“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爱听假话而听不进真话；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可奈何，真是可悲！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 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听，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强迫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做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处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种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致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而已；有的人，虽然见识通达，但居名自负，忌妒贤能，因为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耻，于是舞文弄墨，去诋毁别人提出的计策。即便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也终于遭到摈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所以常常悲愤压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勒以救之，岂暇鸣和銮，调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瑗之子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国家就混乱。何以知道会是这样？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海内清平，天下安静，总结他的政绩，高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汉王朝的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明鉴。过去，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管仲。那么，孔子难道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弊的道理。圣人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改变制度和措施，然而，庸人却苦于不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认识，以为上古时代所采用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仍然可以治理纷乱如麻的秦王朝；以为舞弄红色的盾牌和玉石制作的斧�；�；干戚之舞，足可以解除汉高祖受困的平城之围。像熊那样攀援树木，伸手展足，象鸟那样飞翔高空，伸腿展翅，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重病。用口不断吐出浊气，用鼻不断吸进清气，虽然可以使身体健康，却不能连接折断的骨骼。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养护身体相类似，平时注意营养和保护，有病时则使用药物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德教是治理太平盛世的美食佳肴。如果用德教去铲除凶残，就好比用美食佳肴去治疗疾病；反之，如果用刑罚去治理太平盛世，就好比用药物去营养和保护身体，都是不合适的。可是，现在继承历代帝王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正逢艰难的时局，自最近几代以来，政令大多宽容，如同驾马车的人扔掉了缰绳，马匹脱掉了衔勒，四匹牡马横冲直撞，前面的道路又非常艰险，应该紧急勒马刹车，进行拯救，怎么还有闲暇一边听着车铃的节奏声，一边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呢？过去，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将应当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示众，受笞刑的人也往往被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仍是用严而非用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郡人仲长统曾经看到了这篇文章，叹息说：“凡是君主，都应把它抄写下来，放在座位旁边，作为座右铭。”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 ；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臣司马光曰：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然而，崔还嫌它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败之世的君王大多懦弱，平庸愚昧的辅佐之臣，只知道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君王宠幸的臣下，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豪强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施加仁爱恩惠，只限于眼前；使为非作歹的人得逞，纲纪不能维持。所以，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则。孔子说：“为政太宽大，则人民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则用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刑峻法，则人民感到暴虐，人民一旦感到暴虐，则改施宽大之政。用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互相补充，政局才能稳定。”这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11＇闰月，庚午，任城节王崇薨；无子，国绝。
＇11＇闰十二月庚午（十八日），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