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及其对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影响+-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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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术会议的反对，大学被排除在了科学技术厅的权限之外。也就是说，大学不在科学技
术厅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由于受到现有的各种行政机关的制约，这些机关的管辖区域科
学技术厅都不能涉足，科学技术厅被限定只能掌管宇宙、海洋、原子力、国策工程1等新兴领
域。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苏联卫星首次进入太空以及1958年美国“探险者号”卫星的成
功发射，都给了日本很大的冲击，日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振兴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并于1959
年2月成立了科学技术会议，作为统揽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最高审议机关。科学技术会议以
1 除了原子力以及宇宙开发等项目，即使企业有能力承担但是很难盈利的项目，作为国策工程由科学技术厅
来进行资金等方面的支援。
首相为议长，采取了由上而下的任命制度。这是科学技术会议与日本学术会议的最主要的区
别之一。所以，科学技术会议的成立，也和科学技术厅的成立一样，遭到了日本学术会议的
反对。日本学术会议担心科学技术会议的管辖范围与自己的管辖范围互相重复，从而会导致
自己作为政府智囊团的力量的减弱。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科学技术会议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
“科学技术会议尊重大学里的学术研究的自由”。也就是说，大学不在科学技术会议的管辖范
围之内。
被科学技术厅以及科学技术会议排除在外的纯学术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国立大学里所进
行的科学研究，主要由文部省来提供科研经费。还有，企业里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开发活动，
主要属于通产省所支援的范围。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三分天下的局面。正如中
山（1995）所归纳的一样：“基础研究与企业的研究开发两相分离的构造”形成了。
图1 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分化格局
这种基础研究与技术研究两相分离的构造，直到1981年的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制度成立，
才被打破。这个制度打破了存在于各个省厅、大学，以及民间的隔阂，不仅仅是企业，大学
教师也可以申请使用该项经费。
如上所述，大学纷争，联合军的占领政策，大学和企业之间所存在的两相分离的构造，
以及我们要在第三节里讨论的企业的研究环境的改善等问题，对当时的产学联合的开展来说
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尤其是对大学来说，从大学所持有的公共性格来说，大学所受到
的限制要远远高于企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学联合活动的不存在。由于大学的研究环境
以及办学环境的恶化，在很多方面大学都要依赖企业的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与
企业之间的非正式性的联系。以下，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大学里的
基础研究
企业里的
技术研究
国 策
工 程
文 部 省
通 产 省
科学技术厅
３．大学进行产学联合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的关于产学联和的研究，往往都是以产业界的需求为主来判断进行联合的必要
性。但是，二战以后的日本，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恶化，对大学来说，为了维持正常的研究
进程，与企业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
如上所述，二战以后的日本，无论是从法律条文来看，还是国民的意识形态来看，还是
从整个国家的研究开发体制来看，形势都非常不利于产学联合的进行。可以说，对大学来说，
当时最为明哲保身的做法应该就是和企业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但是，事实上，当时的大
学却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借助于企业的帮助。比如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极度恶化以及企业研究
环境的快速好转，在设备的利用以及资金筹集等很多方面，如果没有企业的配合，大学的很
多研究甚至到了根本无法进行的地步。
战后，随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大多数的企业都重新认
识到了技术创新及研究开发对企业的作用，从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方
面。随着企业研究环境的快速好转，很多的企业在内部设立自己的中央研究所，在完善设备
的同时，不惜重金从大学以及国立研究机关挖取人才。
但是，与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的研究环境却急剧恶化。这主要
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府预算的减少。与战前相比，战后的物价指数上升了250
倍以上，但是大学的讲座研究费却仅仅上升了50到100倍之间。预算的大幅减少直接影响甚
至可以说阻碍了研究的进行。对当时电子工学领域的情况，曾有过如下的描述：“在现今的预
算情况下，想要维持正常的研究活动简直是无稽之谈。有些讲座一年所有的研究费只够买两
个最简单的测定仪器。一般说来，维持正常研究所需要的费用要在政府预算的10倍以上”（菊
池，1959）。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只有借助企业先进的研究设备以及企业所收集到的最新
情报。对于大学研究环境恶化这一现象，《科学技术白书》数次提出警告，称“基础研究落后
于国际水准将是短短几年之内的事情”。
导致大学研究环境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从企业到大学的资金流动的减少。由于企业研
究环境的好转以及研究能力的增强，企业对大学的委托研究等活动也非常低调，这直接导致
了大学的委托研究费等各项收入的减少。科学技术厅的统计数据表明，1957年从企业流向大
学的委托研究费仅为13亿日元，只占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3。7％。而且从这些委托研究的内容
来看，几乎没有涉及基础研究领域的，很大部分都是企业为了弥补自己的人手不足或者设备
不足所进行的应用研究。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委托研究不仅没能给大学带来相应的
收益，与大学的相乘效果也很小，很多场合反而妨碍了大学的基础研究。
如上所述，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逐渐恶化以及企业研究环境的逐步完善，必然导致了大
学和企业间研究环境的逆转。大约从1959年起，无论是研究费支出总数、研究人员总数，还
是人均使用研究费方面，企业都逐渐显现出优势，并且这一优势不断加大，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虽说当时的国势民情都反对产学联合，但是对大学来说，为了得到企业的资金援助和技
术情报，为了更方便地利用企业的研究设备，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得不和企业保持千丝万缕的
联系。
三 大学的作用
这部分，本文从第二个视点，也就是“社会尤其是企业对大学的期待”这一视点出发，
看一看对企业来说，与大学进行产学联合有什么样的必要性，以及企业以何种方式与大学进
行联合，从而明确大学在企业技术振兴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
战后日本独特的社会背景出发，明确大学在技术引进以及技术的传播与改良中所发挥的枢纽
作用；第二，明确大学科研人员作为企业技术指导员的作用；第三，明确大学为企业量身订
制所需人才等方面的一些举措。
1．技术引进的促成者以及人际关系枢纽的作用
战后的日本企业，为了快速复兴经济，缩短与欧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最为快捷可行同时
也最为经济的做法就是技术引进。战后，不仅仅是日本，欧洲诸国与亚洲诸国也为了从美国
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是，引进成功并且带来相应效益的只有日本。中山
（1995）认为，日本技术引进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日本得天独厚地拥有早在明治时
期就建立起来的产学联合体系。
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大学主要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首先，大学的研究
人员作为新技术的发现者、传播者与改良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研究人员作为企
业的技术咨询员，对外国先进的技术具有独特的理解力，便于发现适合于企业的技术，并且
向企业进行介绍和说明。甚至可以根据国内产业与企业的需要对导入的技术进行加工与改良，
并对企业进行相应的技术指导。这方面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NC旋盘的导入。1950年代初
期，美国人发明了NC旋盘，并且把有关这一技术的学术报告提交到了MIT。当时在美国大学
任教的日本教授发现了这一技术，把它带回日本并且在自动制御研究会上作了介绍。以此为
契机，有关NC旋盘的情报在当时属于同一研究会的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通产省机械技
术研究所以及企业的研究人员之间得以快速传播，后来经过富士通、牧野、日立等企业的共
同研究开发，NC旋盘于1966年正式投入市场，富士通还专门为此成立了分公司进行经营。
就如NC旋盘的例子一样，在促成技术引进方面，产学双方共同参加的研修会、学会以及
各种公开讲座等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还有，由企业界举办的各种技术讲座以及通产省为扩大
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所组织的研究工会等方式中，作为协调人员与组织者，超越了个别企业
利益关系的大学研究人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大学在企业的技术引进过程中所发挥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导入的技术与企业的审查
和配对工作。在战后的技术引进中，为了节省有限的外币储备，1949年的《外国货币以及外
国贸易管理法》与1950年的《外资法》规定，民间企业如果想要从国外引进技术，首先必须
向政府进行申请并且得到了外资审议会的许可才可以进行。对企业的申请所进行的审查工作，
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大学的研究人员担当的。任用大学研究人员担当审查任务的很大一个理由
就是，由于政府官僚的判断失误导致了很多的失败。比如，当索尼申请引进半导体技术时，
通产省的官僚却认为，刚刚成立的索尼公司没有引进的能力，从而导致该技术的引进被拖延
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大学研究人员被任命为审查人员。因为相对于政府
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大学研究人员能够更为准确的判断出，什么样的技术最为紧缺最适合
导入，哪个企业最适合导入技术。
在产与学互相联合的技术引进方式中，大学所发挥的如上所述的两种典型的作用，早在
明治时期的技术引进初期就已经形成，并一直沿袭到二战以后。在明治时期，西洋的技术首
先被引进到国立大学、专门学校与国公立研究所等政府公共机关。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改
良与加工以后，再转移到企业，投入生产。大学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大
学研究者在长年的教育与研究活动中，通过各种学术活动与各界的研究者进行广泛的交流，
而且因为曾经接受过他们指导的毕业生遍布各种各样的机构，所以哪个领域，哪位研究者，
拥有什么程度的知识与技术，各种研究开发项目中所需要的人才与技术都分别分布在什么机
构，大学研究者都有更为清楚的了解。加上大学研究者没有盈利目的，在众多的企业之间能
够以中立的立场进行交涉，所以容易得到企业的信赖，各种情报也容易入手，而且容易促成
各种机构之间的合作。
如上所述，在战后的技术引进中，大学研究人员由于其所处的独特的社会地位，在发现
技术、改良技术、促成技术引进等方面，充分发挥产与学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枢纽作
用，在导入技术与导入企业之间的审查、取舍、配对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2．企业的技术指导员的作用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大约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企业研究环境的好转，在企业内部
兴起了设立中央研究所的风潮，有的企业甚至断言，大学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企业研究环境的改善，反而凸现了企业在研究开发体制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
缺陷，那就是优秀的研究人员的不足以及基础研究环节的薄弱。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
又不得不求助于大学，不得不与大学建立紧密协作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
因。
第一，虽然当时的企业在研究人员数量以及研究设备与预算等方面要远远优于大学，但
是当时企业的研究开发体制，根本不适合基础研究的进行，而且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课题所
占的比率也非常低，只占企业研究费用总数的10％左右。而且，在企业内部进行的所谓的基础
研究，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可以说几乎没有对企业的生产起到什么直接的作用。虽然很多
企业都有了自己的中央研究所，但是每当经济稍微有些不景气时，首先要削减的就是研究所
的预算。
还有，当时的中央研究所，基本上都是把制造工厂的研究开发部门综合在一起成立起来
的，它们基本的使命就是技术引进和改良。而且由于它们起源于生产制造部门，所以它们的
构造也都与生产制造部门非常的相似，并且也与生产制造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直接为其服务。
这就意味着研究所非常容易被生产制造部门的短期的技术需求所左右而丧失研究所本来应该
具有的长远目标。
企业虽然有了优越的研究环境，但是却不得不依赖大学的第二个理由就是， 在基础性的、
独创性的研究的进行中，企业遇到了“人与组织”方面的障碍，压抑了研究人员的创造性与
研究能力。就象星野（1966）所主张的一样，“科学与技术的实质性的发展，资金与物质只是
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优秀的人才与合理的组织结构。如果缺少了人才
以及合理的组织结构，不管进行多大的投资，科学与技术都不可能得到预期的发展效果。”
而当时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却恰恰背上了组织结构不合理的包袱。各个部门的领
导，既是管理者同时又是研究指导者，既要负责日常的管理业务，又要负责研究开发管理业
务。而且，由于当时的论资排辈制度，即使没有突出的研究开发能力，只要有了足够的学历
与工龄，就可以坐上领导的位子。这种方式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研究人员丧失创造性与
进取精神，干部丧失研究指导的能力，最终导致研究开发部门有形无实。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企业主要从两个方面利用大学的存在。第一个方面就是人才的获得。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挖取大学教师等研究人员。其次就是争先获取优秀毕业生。为此，在产学
联合被危言耸听的时代，企业只有与大学建立某种非正式的而且长期安定的协作关系，比如
向大学提供奖学金或者人力物力方面的资助，才能优先获得优秀的人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
获得为本企业量身定做的人才。
第二种代表性的做法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从大学获得技术指导。首先最为普遍的
做法就是大学研究人员深入企业内部进行实地指导，或者在自己的讲座接收企业的工作人员，
对其进行培养。当然，共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还有，相对于欧美企业，日本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所属于各种学术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