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及其对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影响+-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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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川诸宗教运动与日本传统社会的理性化　

　

贝拉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韦伯命题的另一方面，是论证了德川时代诸宗教运动对日本传
统社会的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产生的作用。第四章“宗教与政治”论述了宗教与日本的
政治理性化的关系。　

贝拉指出神道、儒教和佛教早期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对天皇的忠诚可以压倒宗教的其


它世俗义务的观念，认为武士道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通过对武士道的宗教基础与由武士
道衍生出并理性化了的宗教特性的分析，他确认“德川宗教”与武士道具有同一性，即：　

“实际上，就一般的宗派和伦理运动而言，所有可获得的证据均表明，它们都传授了一
个本质上同一的伦理。它们都强调忠与孝、服从与正直、节俭与勤勉。它们都要求对上级的
无私奉献、最低限度的个人消费以及严格履行日常的工作义务。在作为‘伦理的行动主义者
（ethically　activist）’和‘世俗内的禁欲主义者（inner　worldly　ascetic）’方面，他们与武士道
是一致的。”。

他还认定了接受国学运动的“尊王”主张和水户学的“国体”观念都意味着所谓“理性
化”的宗教行动，主张其招致了突破幕藩体制和以天皇为中心形成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所谓“理
性化”的政治行动。当然，贝拉也指出了“国体”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构造同一性导致了
权力理性化倾向不断膨胀，并强调这就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第五章“宗教与经济”，则探讨了各阶级的宗教——伦理对经济理性化的影响。他从日
本化了的儒家思想的角度指出，武士的经济伦理和政治价值具有同一性；由儒家有机的社会
理论发展而来的职业观（“职分”或“天职”）与政治价值是融合的。他认为这两点都意味着
“以政治价值渗透经济”，都促进了经济理性化的发展。　

关于商人的经济伦理，贝拉指出部分商人的职业观受到了净土真宗的影响。书中提到：　

“现世的伦理行为既是对阿弥陀所赐恩惠的回报，又是自己内心信念的反映。勤奋努力
于自己的职业开始在前述所要求的伦理义务中占据中心位置。”。

他还认为宗师们通过自利利他的教旨使商业利润正当化了。由于净土真宗的伦理在某种程度
上与对领主的报恩是疏远的，于是，贝拉确认它最类似于西方的新教伦理。　

　他还一般性地探讨了商人的家庭伦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通过分析商人的家规与店规，
他指出“奉公”或服务意味着报效国恩、关心社会福利、视劳动为对国家和社会最好的回报；
不仅如此，奉公也是商家内部的观念，它与家族宗教相结合后使商人阶级的经济动机表现为
“家族利润主义”，而对家总名誉的尊重与维护又有助于商家之间产生诚实信赖的关系。此
外，他还通过论述二宫尊德的报德运动反映了农民伦理的一些侧面。　

第六章“心学与它的创始人石田梅岩”，研究了梅岩的经历和思想，指出了心学对经济
理性化的影响是始终一贯的。他强调了梅岩的社会教义最初由其宗教关怀激发这一点，阐释
了梅岩思想的逻辑过程，引出了梅岩思想中的“现世的神秘主义”与伦理教义的关系这一问
题。他一方面指出梅岩神秘主义的结果是合乎道德的行动，另一方面认为梅岩观察社会的基
本结构是国体和国恩观念，梅岩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强调无私奉献的精神，主张四民都是臣，


在为共同的目的献身这一点上是共通的。这正如书中指出的：　

　“不过，梅岩的要求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商人体现了类似武士的伦理即臣之道。梅岩是
商人阶级的热烈拥护者，但他的主张完全根基于强烈地肯定社会的支配价值，而非否定甚或
批判。”。　

由此商人的职业以及商业利益获得了道德合法性。　

在此基础上贝拉阐明了梅岩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因素，指出“正直”意味着获得正当的利
益、抵制不正当的利益、支付债务、尊重财产和保持节俭，断定梅岩视尽职尽业为体现忠诚
孝行的第一手段。最后，他总结了心学对日本的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的作用。　

总之，他力图表明上述诸宗教运动最初产生于宗教关怀，它们强化了德川时代日本的中
心价值，从而助长了德川时代日本的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的倾向。　

　

四、结论或评论　

　

贝拉还补充说明了日本的价值系统的形成过程，探讨了伦理与明治及现代发展之间的关
系。他断定维新的责任承担者只能是武士，而不是商人或者其他阶级，延续到近代的德川时
代的身份伦理则有利于各个阶级承担新的经济责任。全书总的结论则在于：日本的经验表明，
以政治价值为主导的、强有力的政治系统是促进后发国家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但它同时也带
有危险的极权主义倾向；不管积极或消极，宗教对政治理性化和经济理性化的过程产生了重
要的作用。而若要解决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固有的问题就应当诉诸坚持宗教的本真。　

评论这本理论色彩如此浓厚的著作是一项相当艰难的任务，丸山真男等人的评论和贝拉
在1985年序言中的反思为笔者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丸山的评论是从贝拉如何将帕森斯理论
用于研究历史研究这一角度切入的。他这样写道：　

“在此的问题是，与其说在叙述个别事实的正确度和引用史料的多寡上，不如说首先在
作者对基本问题的关心究竟对阐明该历史的对象是否具有意义，其次是作者所用的概念图式
对其课题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作为研究手段的适用性，最后则是将该手段‘运用’于历史
素材究竟或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验证作者构筑的假说。”。

丸山指出以美国的社会结构为范型形成的帕森斯理论不适用于日本传统社会，声称即使应用
帕森斯理论也会得出与贝拉不同的结论，因为贝拉片面化地理解韦伯的“理性化”概念造成
了混乱。他还批判贝拉简单化地处理了日本的价值系统中审美——情感价值与中心价值的复
杂关系。丸山的结论在于：　


“也就是说作者总的基于强调‘现代化’的类型在世界史上的多元性这一极为正确的观
点上，认为在现代化的承担者与推进现代化的思想形态或心理动机方面主要有其日本的特殊
性，但同时又忽视了作为结果的‘理性化’或‘工业化’本身的内在结构上怎样被刻上了这
种特性，因而，正好陷入了将结果的普遍性当作当然的前提而专注于原因的特殊性这样的片
面性。这样，全面地理解日本近代的‘跃进’和‘挫折’的途径便被堵死了。”。

丸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公正。然而几
乎与贝拉同时代的、现代化论色彩浓厚的丸山，在评论该书时也有他一定的局限。与丸山真
男不同，当代历史学家雷迅马则批判了应用帕森斯理论进行比较分析的不当。他认为：　

“……这种模式表面上允许进行广泛的比较分析。由于假定全人类都有一种相似的基本
需求，而这些基本需求又必须由社会结构的功能运作来加以满足，故而各系统就可以在这个
基础上进行比较，而不必考虑其历史的和环境的差异。”。

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斯特则从更深刻的角度说明了帕森斯理论在解释“行动”（Action）
方面的不力。他指出：　

“他其实是在搭建一座概念架构，把人类行动者与终极价值的理念王国连接在一起。它
力图调和自愿选择与君临万物的决定性意义体系。AGIL图式似乎将模式变量中那些奉为神
明的选择重新构建为结构必备项，尽管如此，此后帕森斯实质上不愿使用该图式去解释行动，
只拿它用于分类。”。

人文学者陈来则以为该书的分析“不仅不应遮掩从政治民主化方面对前现代宗教的批
判，也不能代替从价值合理性方面对前现代宗教意义的深入挖掘与汲取”，不但批判了贝拉
而且指出了丸山基于现代化论所做批判的不足○21。笔者则认为，帕森斯理论本身就是高度概
念化的，这一特点在该理论的中后期愈加明显。帕森斯用以类分一般社会现象的划分标准，
不能直接应用于历史研究。而社会系统的功能亚系统之间的图式化的均衡与社会历史的实际
是两回事，无视这些就夸大了该理论的及物性（Transitivity）。　

尽管该书有诸多不如意处，但其优点也十分突出。作者不仅问题意识清晰，思考方法有
力，而且方法自我约束意识也相当清醒，这使读者在感受其方法的逻辑说理力量的同时，也
不忘记当下分析的有效性边界。这突出地体现在各章节的开头和结尾，以及全书结论部分。
贝拉还是一个富于宗教关怀、勇于不断反思的学者。他在1962年日文版的序言中坦然承认
自己“犯了只过分强调传统日本社会的肯定性侧面的错误”，并说明了帕森斯理论本身的不
足。他在1985年再版前言中以极大的诚实指出；“本书最大的弱点与日本无关，而是因为我


所应用的现代化理论中也存在着不足：即我未看到财富和权力无止境的积累不仅不会导致一
个完善社会的诞生，而且会从根本上逐渐破坏每一个现实社会所必需的条件”○22。这表明贝
拉对其早期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反思。他还就日本宗教的作用提出了新的看法，特别指出了日
本宗教难以真正表达社会的最终目的○23。　

总之，《德川宗教》是一个应用帕森斯理论研究历史的个案，该书对该理论的高度依赖
致使该理论本身的不足成了该书的不足。即便如此，该书对理解近世以来日本的宗教与社会
变化的关联仍然大有裨益。值得强调的是，把社会科学理论用于历史研究应慎重，问题意识
之清晰和思考方法之有力固然重要，但是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及物性的把握和对理论分析有效
性的自我约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　布赖恩。特纳著　李康译：《社会理论指南》（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
版，第475页。　

○2　贝拉　著　王晓山、戴茸　译：《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98年8月第一版，第252页。　

○3　同上，第253－254页。　

○4　同上，第3－4页。　

○5　帕森斯曾指出过：“在我们所确定的五对两分法中，有两对，即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先赋性
与自致性与事物范畴化的标准有关……”塔尔科特。帕森斯　尼尔。斯梅尔瑟　著　刘进、林午、
李新、吴予　译　林地　校：《经济与社会》，1989年12月第1版，第34页。　

○6《德川宗教》，第5页。　

○7　同上，第14页。　

○8　同上，第19页。　

○9　同上，第20页。　

○10　同上，第76页。　

○11　同上，第77页。　

○12　同上，第93页。　

○13　同上，第98－99页。　

○14　同上，第129页。　

○15　同上，第145页。　

○16　同上，第194页。　

○17　同上，第262页。　

○18　同上，第295页。　

○19　雷迅马　著　牛可　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55页。　

○20　马尔科姆·沃斯特著　杨善华等译校：《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1
版，第124－125页。　

○21　陈来：“现代理论视野中的东亚传统”，《读书》1997年3月刊，第11页。　

○22《德川宗教》平装版前言，第14页。　


○23　贝拉对日本宗教的作用的新认识包含这样一点：“与其说是要确定生活的目标，不如说是
将同情怜悯的舞蹈型式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有利于把个人活动社会化为易受集
团需要影响的群体活动，并让个人从成就和忠诚于集团的压力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解脱。”
《德川宗教》平装版前言，第16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振声）　


解读日本方法论初探：认识“反思文化”与构筑“文化环境”①

　

　

　俞纯麟　戴建方　

　

内容提要　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国
未来的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前景。就目前现状而言，中日两国之间在相互认识方面依然存在
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着重探讨“文化反思”和“文化环境”，将之上升到方法论层面，
以求重新认识处于转变期中的日本。　

关键词　解读日本　“反思文化”　“文化环境”　方法论　

　

　

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家
战略和经济发展前景。总的来说，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美国是重点，欧盟是另一重点，而日
本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角色也相当重要，不可低估。对此日本有论者认为，日本目前已
经将中日关系明确定位在相当高度的一种关系②。这种见解是否真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观察③。上述看法的共同点是中日双方都认识到了对方存在的重要，尽管彼此在认同对方
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众所周知，就目前现状而言，中日两国之间在相互认识方面依
然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何种方法论去重新认识处于转变期中的日本。　

目前，中国和日本这两各国家都面临着结构性转变。在这一转变期，中国如何正确解读
日本走向普通国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④，本文拟就此提出某种方法论上的探讨，并认
为只有对以往的方法论做出某种修正，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对方，把握方向。　

本文主张，应重视一种理解“反思文化”的观点，并将这种观点作为一种方法论去把握

①　本文前半部分内容（论述“反思文化”）的初稿写于2002年6月，后半部分内容（论述“文化环境”）
源自作者在“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
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上的主题发言，由于两部分内
容均与方法论有关，后合二为一，完稿于2004年7月。该论文原系应同济大学亚太研究论丛稿约而撰，
后因故自行撤回，近日有幸列入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在此谨致谢忱。　

②　冈本行夫（曾担任小泉内阁顾问）指出：“日本在当前外交重点取向上，首位是美国，其次是中国，第
三位才是欧洲，这是从日本政府到民间的一种共识。”＇“日本外交的课题”（特别演讲会，同济大学亚太
研究中心主办），2004年6月17日＇　

③　安倍晋三出任首相（2006。9）后随即访华（2006。10），改变了历来首相出访第一站为美国的惯例，若
仅仅解释为修复低谷的中日关系似乎还不够，其象征意义显然值得思考。2007年1月24日日本防卫大
臣久间章生指责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错误”，导致美国副总统切尼以日程安排已满为由，拒绝在访日
期间与其会晤。　

④　笔者（戴）曾接受《东方了望杂志》实习记者章原的采访，就日本如何变成普通国家的问题作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