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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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罗汉。大体说，前二种断惑所得的道果，还要再到欲界降生；第三种道果，只会再生色界或无色界，而不会退还欲界。至最后断灭一切惑业的“阿罗汉”，已超脱三界，不再降生轮回。所以阿罗汉（略称罗汉）亦译作“杀贼”、“不生”，达到了“无余涅槃”，是早期佛教修持者的最高果位，又谓之“应供”。
四果之说，更生动地反映了早期佛教浓厚的禁欲主义和出世主义色彩，尽管这完全是宗教上的虚构。作为早期沸教最高位阶的阿罗汉，可能是在后来才被神化了的。在佛陀活动时期，阿罗汉泛指受世间尊重的人或修行的完成者、圣者等，也应用于其他受尊重的沙门。佛陀的诸大弟子，就被通称作阿罗汉。由此可见，关于四果的神话，是佛教进一步宗教化的结果。
佛教史
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公元前6—前1世纪）
佛教的创世说，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时间才完善起来，但以“业”为创世的原动力，早就蕴含在业报轮回的宗教思想中了。后来为了给“业”增添善恶等复杂内容，又与“惑”（烦恼）结合一起，一并视作创世的本原：不论是有情界还是自然界，都是“业”与“惑”的产物。“业”有“共业”
和“不共业”两类，“共业”的果报是众生的共性及其共存的世界：“不共业”决定有情的个性及其特殊的生活条件。
据《起世经》说，众生共业感得的国土，是这样一种结构：一个日月所照之地，叫“四天世界”；一千个日月所照的世界，名“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名“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名“大千世界”，总称为“三千大千世界”。此三千世界受众生业力的支配，按成、住、坏，复成复坏的公式循环周转。成、住、坏（空）都是众生的劫难，其中还要经受火、水、风三灾，刀兵、饥馑、疾疫三劫等。这类说法，很容易在多灾多难的民间流行，成为佛教又一个影响较大的宗教观念。据说，在“成劫”之初，众生过着宁静和美的生活，由于人的食欲，引起了生产活动；又有了性欲，产生了两性结合，出现了家庭。家庭是私有财产的根源，私有财产是人际斗争、社会不安的根源。为了调和人际的争讼，出现了刹帝利和国家，有人厌世出家，“入山行道”，于是产生了婆罗门。
此类创世说，在佛教不同典籍中，说法并不一致，但最终归结为“业”，则是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因此，在宇宙生成论和种姓起源上，佛教同婆罗门教的天帝创始说，完全对立。吴译《摩登伽经》批驳说：你们婆罗门认为自在天造世界，头为天，足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成河，众骨成山……这都是谎言。“夫世界者，由众生业而得成，何有梵天能办斯事！”《杂阿含》（卷20）讲，世人谓婆罗门第一，余人卑劣，婆罗门从梵天口生，余人不是，这也不是实话，“其真实者，是依业者！”因此，四种姓者，皆悉平等，无有胜劣差别之异。
这种创世说，直接驳斥婆罗门教神化四种姓和神化婆罗门种姓。在当时的沙门运动中是很突出的。有的经典提出，“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直接为贱民讲话，更加可贵。就整体言，业力创世和因果报应，在解释社会人生现象时，部带有命定论的性质，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不利于社会的变革。
早期佛教充满着悲悯和同情受苦者的情绪，但对阶级矛盾则采取调和的态度，对种姓制度，主张适当调整。《长阿含。善生经》提出：主人要以“五事”教授奴仆，在役使过程，要注意劳逸结合，按时给以饮食，病者要给医药。同时告诫奴隶，亦须“五事”奉侍其主：诸如早起，要周密安排劳务，不许偷盗，称誉主子等。
在早期经典中提到四种姓时，往往把刹帝利排在婆罗门之前，认为唯有刹帝利才是“天人中最胜”。至于种姓制度本身，没有本质的变化。但是在宗教信仰方面，早期佛教却向一切阶级、一切种姓开放。社会上的种姓不平等，可以在佛教中得到解决，在佛法面前，佛徒一律平等，没有种姓差别。
佛陀宣布：“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如人问：姓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①种姓平等被认为是“出世间法”
的“施设”，在早期的僧团组织中，看来是贯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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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公元前6—前1世纪）
传说佛陀成道后，到鹿野苑为■陈如等五人三转法轮，接纳了这五名信徒，号称五比丘。比丘意译“乞士”，或有释作“破恶”、“净命”等，实指跟随佛陀出家，以乞食为生的人，后来还有女性出家者，称作“比丘尼”，①《长阿含经。小缘经》。
简称“尼”。比丘、比丘尼，就成了佛徒的古典称谓。诸多比丘或比丘尼构成一个集体组织，叫做“僧伽”，或简称“僧”。僧伽意译“众和会”，本是集合词，习惯上也把参与僧伽的男性唤作“僧”或“僧人”。五比丘当是最早的僧团组织。后来僧团逐渐扩大。
早期僧团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人入教，既没有种姓出身限制，也不管先前有什么信仰。相传佛陀在赴摩揭陀的途中，吸收了三个“事火外道”的婆罗门，这是初创时期佛教对婆罗门教斗争的首次胜利。此后，许多其它沙门派别的成员也陆续改信佛教，加入僧团。传说佛陀有十大弟子，排在前二位的舍利弗与目犍连，曾是不可知论的信徒；而优婆离则出身于首陀罗种姓。佛教僧团向各种姓、各教派敞开大门，促进了僧团的壮大。早期僧团的成员都是比丘，只有到佛陀晚年。
才开始接纳妇女入教。比丘尼相对于比丘，处在不平等的地位。早期佛教歧视妇女，不论在教义还是戒律上，妇女都是被视作卑下的，与色情相应的象征，必须接受更严格的教诲和限制。
在僧团之外，佛教还有不出家的男女信徒，所谓“在家二众”，即优婆塞（清信士）和优婆夷（清信女）。除了要发愿皈依三宝，信守五戒外，晚出的经典还要求居士弟子遵奉斋日（布萨）。早期的居士弟子，是佛教的支持者，主要义务是向僧团布施，提供僧尼需要的生活用品。向僧尼布施的人称作檀那或檀越，意译施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富商。商人慷慨施舍日用品，宴请佛陀及其僧团成员，这类故事，在早期佛典中比比皆是。在佛陀的所有居士弟子中，最著名的给孤独长者，就是一个家资万贯的大富商。他在拘萨罗首都舍卫城买了逝多王子一座园林赠给僧团，并在园中建居宅供佛陀使用。王舍城的巨富迦兰陀长者皈依佛教，献出竹园，摩揭陀国王频毗沙罗在此园中建精舍施与佛陀。给孤独园精舍和竹园精舍成了早期佛教僧团活动的两大中心。
出家僧尼必须分别过独身的集团生活，性行为和类似的性行为，都被视为非法，严加禁止。僧伽不许从事生产经营。不许储蓄任何财物。僧尼以沿户乞食为生，过午不食。其它夜卧住行，也都有规定。佛教戒律就是在规范僧伽的日常生活，防止比丘过失，协调与国家法令的关系中形成的。因此，戒律往往因事而定，越来越多。相传佛陀在世时，戒律已达二百条。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适用于出家和在家的一切佛徒，出现可能较晚。较早的戒律以禁欲为第一大戒，其次是盗、杀、妄语。犯此四者波罗夷（摈弃），即摈出僧籍。
早期的僧团，多半追随导师过着云游生活。他们在城市和郊区，或静坐沉思，或说法布道，流动乞食。由于雨季旅行困难，僧尼只能静居不出，所以有了雨季安居三个月的规定。僧众留居一地，自然产生了住房需要，但永久性寺院出现于什么时候，还难确定。
大概佛陀在世之时，已经出现了若干地方性僧团，他们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这些僧团，除了拥戴佛陀为当然的权威之外，没有任何实体性的权力机构。佛陀去世以后，各地僧团间更没有隶属关系。只要僧团的正式比丘达到十人以上。就有权接受新成员，独立活动。僧团内部一般是民主的，重大措施都要经过讨论投票表决。往往是僧众中德高望重的学僧，自然形成僧团的领袖。
与当时其它沙门派别一样，早期佛教僧团不崇拜任何偶像，也没有对佛的偶像崇拜，但流行佛陀的遗物和法物崇拜。据说佛陀死后，有八国分其舍利（骨灰），起塔供养。但更普遍的是供养象征转法轮的车轮等。这种供养，纪念的意义要大于宗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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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公元前6—前1世纪）
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在伊朗高原兴起了古波斯的阿赫门尼德王朝。大流士统治时期（公元前521—486），古波斯帝国的势力逐步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大流士铭刻中记载了帝国的23个州名，其中有犍陀罗、马卡伊（巴基斯坦俾路支一带）、信度什（印度河）三州，一直维持到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兴旺时期的领域从印度河延伸到地中海，给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各民族，提供了相互交往的便利条件，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印度河上游地区成了古代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汇地。键陀罗首府■叉始罗（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是当时古印度文化教育的中心，曾出现过许多学校，恒河东部地区的上层子弟纷纷来此求学。古印度著名学者巴尼尼、政治家考底利耶，都曾到这里学习过。直到以后的孔雀王朝，还可以看到波斯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印度的文学中，也保留着大流士的称号。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军队侵入次大陆西北部。由于当地诸小国的顽强抵抗，希腊士兵的厌战情绪，和恒河流域难陀王朝十分强大的传闻，使亚历山大不得不在比阿斯河附近结束东征，于前325年撤兵。亚历山大对旁遮普地区的入侵虽然十分短暂，但为希腊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这一地区，却创造了更良好的条件。亚历山大崇拜希腊文化，并努力推行希腊化。
亚历山大撤走后，旁遮普地区政局动荡不宁。出身首陀罗种姓的旃陀罗笈多（月护王），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顺利地清除了希腊的残余留守部队，于前324年自立为王。然后率军挺进恒河流域，推翻了当时最强大的难陀王朝，定都华氏城（今巴特那），建立了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187）。到他的孙子阿育王统治时期（约前269—236），孔雀王朝的版图，北起喜马拉雅山麓，南迄迈索尔，东达阿萨姆西界，西抵兴都库什山，成为古代印度史上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与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希腊化国家建立了联系。阿育王对内实行“达磨”（法）治国，为各种宗教信仰提供自由传播的机会，晚年则皈依佛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广建夺塔，慷慨布施僧众。
经过阿育王的积极提倡，佛教在印度境内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同时开始走出本土，向世界宗教的发展大道迈进。佛教典籍记载了阿育王的许多传说，给予阿育王以“转轮王”的崇高称谓，把他看作是世间护法王的典范，受到历代佛徒的赞颂。
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死后开始衰微，公元前187年左右，为部将普士亚米多罗所灭，北印度从此处于分裂状态，直到公元320年笈多帝国的建立。普士亚米多罗建立了巽伽王朝（约公元前187—75），其统治范围主要是恒河中下游地区。他本人信奉婆罗门教，曾大举毁佛，佛教寺院和经典受到破坏，僧侣遭受迫害，或避难西北，或潜逃南方。在自己的故乡备受苦难的佛教，反而在北方和南方兴盛起来。大约公元前75年，巽伽王朝为甘婆王朝所取代。佛教在巽伽王朝分化成为南传和北传两大系统，影响十分深远。
早在孔雀王朝衰落期间，在德干高原和半岛南端兴起了一些独立的国家，其中强大一时的有羯陵伽和安达罗（约公元前271—194）。羯陵伽国据有哥达瓦里河以北地区，前一世纪曾经北征，使中印度摩揭陀一带的小国臣服。安达罗国统治哥达瓦里河以南的大片土地，海上贸易便利，商业发达，佛教在这里得到充裕的发展，成为产生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据点。在安达罗之南，还有朱罗人、潘地亚人和其罗人的三个小国，他们有可能受到佛教影响。
与此大致同时或稍晚，西北印度持续受到异族的入侵。大夏希腊人于公元前2世纪初进入旁遮普地区，其中一支弥兰陀王普用兵恒河流域。希腊人统治者对佛教取积极支持态度，弥兰陀王本人就信仰佛教。继之安息人也进入印度西北部部分地区。他们建立的帕提亚王朝，到前1世纪，其势力已领有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广大土地。他们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祆教）。
原届于伊犁河一带的塞人，在前2世纪受到月氏的逼迫，越过葱岭，征服罽宾，进入印度西北部。原居敦煌、祈连山一带的月氏，遭受匈奴和乌孙的攻击，西走阿姆河，然后南下，占领大夏，史称大月氏。塞人和月氏都是游牧民族，月氏到大夏后开始定居业农。塞人崇拜太阳和火，也流行原始巫术。前128年，汉使张骞经疏勒、大宛、康居，抵达大月氏，他发现东南有邛产竹杖，身毒有蜀布输入。这样，在印度河以北，兴都库什山以南，形成了东西方多种民族的汇聚地区，印度的、波斯的、希腊的、中国的，还有其它古代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在这里彼此冲撞和融合，使这里的佛教，带上新的特色。
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统一了北印度，更有新的变化。
佛教史
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公元前6—前1世纪）
早在佛陀在世时，佛教内部就出现了分裂。传说佛陀堂弟调达（调婆达多、提婆达多）随佛出家，诵经六万法藏，身长一丈五，具三十相，智慧与异相仅次于佛。他公然提出异说，分裂僧团组织。他的异说有五，核心是“比丘尽寿在阿兰若①处住”，行“头陀法”②。据此，僧众只能持体乞食，不得到施主家中就餐或自作餐：只能露天住宿，不得居住房舍；只能素食，不得茹荤；只能着粪扫衣①，不得接受布施的衣服。佛陀对此持“分别说”，认为是住阿兰若，还是住聚落，可以随心所乐。于道无障，肉亦非都不可食，不专为比丘屠杀者就可以吃；调达之说，是“破和合僧”行为，必堕地狱。这样，调达便率五百比丘另立僧团，与佛陀分庭抗礼。
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不无可疑。但调达的“五法”教义实是后来“十二头陀行”的原本，则可以肯定。“头陀行”属于佛教的苦行一派，东晋法显到印度时见到过这类僧众，头陀行在中国两晋、南北朝亦很流行。
关于调达自身的故事，大小乘经典有多种记载，有的说他曾多次阴谋杀害佛陀：有的把调达形容成与佛旨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