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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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法显经海路归国，途经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与法显同一商船东行的旅客中，也多是婆罗门。
如此，则直到5世纪初，佛教在南洋群岛尚未广泛流布。
据《高僧传》载，5世纪上半叶，罽宾僧求那跋摩经师子国到阇婆国（爪哇），说王母及王归信于佛教，由此一国皆从受戒；王为跋摩立精舍，导化之声，播于邻国。佛教对今印度尼西亚境的影响，当自此开端。跋摩后经林邑、广州抵达梁都建邺。
近代考古发现，马来西亚吉打州武吉旅林有5世纪的佛寺遗址，其中一石上刻有属印度跋罗婆字体的梵文佛偈；霹雳州亦有一块梵文碑铭，除佛偈外，另有为船主佛陀笈多求平安的刻文。这些材料可与中国文献记载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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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从汉文的翻译史看，在3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中的一百五十余年中，罽宾（迦湿弥罗）佛教继续保持高水准的发展。
自两晋到宋元嘉年间，国外译家绝大多数来自罽宾，包括僧伽提婆、佛陀耶舍等；在汉地传播佛教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佛驮跋陀罗等，也都到罽宾留学过。汉地向西求法者，罽宾也是必游之地。罽宾当时是阿毗昙和小乘学的中心，律学与禅学也很发达。禅学以佛大先为首，阐发其师达摩多罗的禅法，中土的早期禅学，主要来自这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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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佛教何时传入扶南，已经难以考证。据三国吴时出使扶南的朱应、康泰记述，当时扶南疆域已达湄公河及洞里萨河的全部下游地区，向西控制了从印度洋往马来半岛的商路。吴使抵达时，正值范寻在位（240—287），国人俗裸，唯妇人着贯头。范寻听吴使建议，始令男子着横幅。但已有文字，类似“胡文”。公元375年（晋升平元年），其王名竺旃檀，或是天竺人，其后王名■陈如，本是天竺婆罗门，由是改行天竺法。此时佛教和婆罗门教可能并行。■陈如王朝统治的时间颇久，与南朝宋、齐多有使臣往来。6世纪初，其王侨陈如阇耶跋摩连续遣使送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及婆罗树叶至梁，同时僧伽婆罗、曼陀罗仙、须菩提等名僧先后来华译经，说明扶南佛教早在5世纪已有相当的发展。其中齐时来华的婆罗偏业《阿毗昙》，广习律藏，译出《解脱道论》、《阿育王传》，属小乘体系；曼陀罗仙在梁都共婆罗译出《宝云》、《文殊般若》、《法界体性》，须菩提共曼陀罗仙为陈主重译《宝云经》等，属大乘系统。考古发现的6世纪高棉人的碎铭说，律陀罗跋摩（514—539）“王归依佛法僧三宝，信仰笃深，高一切染污”，此王也曾派使向梁献佛发、舍利。此时的佛教十分昌盛。此外，西天竺优禅尼国（印度马贾因）的真谛（拘那罗陀），也在这个期间来到扶南，公元546年，受梁朝之请，被扶南王遣往梁都传法。真谛是弘扬印度瑜伽行派的著名学僧，《解脱道论》是斯里兰卡上座系佛教的代表性论著，它们都是通过扶南传来中国的。扶南在5、6世纪即成了沟通印度和斯里兰卡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6世纪初，扶南北方的柬埔寨人国家真腊逐步崛起，其疆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大约在6世纪中后期，扶南开始成为真腊的属国。真腊也有佛教传播。磅同省发现有护卫佛陀的碑文，暹粒省有记述建造观世音菩萨像的碑刻，时间约在6—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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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婆罗门教在全印范围的复兴，无疑加速了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
同时受到大乘佛教压力和被指责为小乘的那些教派，也不得不有新的变化。
从《佛国记》的记载看，直到5世纪初，小乘势力在北印和南印的佛教中，仍然占主要地位，居伽兰和僧众的大多数。他们依然戒律严谨，秩序井然；然而由于布施丰盛，寺院经济自给有余，那种普遍的游街乞食现象已经少见了。对窣堵波的供养遍及所有佛教遗迹和寺院周围；对佛陀的偶像崇拜也逐步压倒对沸遗迹的崇拜。这一切，无疑也渗透到小乘诸派中。
小乘佛教在教理上也有很大变化。他们用“阿毗昙”的形式，发挥或重新组织已经凝固的三藏体系；他们在同内外论敌的论战中，也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据7世纪唐玄奘和义净去印度考察，当时小乘只有四大派，即大众部、上座部、有部和正量部。其中上座部主要流行于南方及东方；有部的据点在北部，也流行于中部和西部；正量部流行于西部和南都，中部与东部也有，影响佛教发展较大的还有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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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按玄奘传说，经部原出于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它的创始人“根本经师”
拘摩罗多（童受）也是譬喻师的著名开创者。譬喻师是用寓言故事解释佛经的法师，像有部四大论师中的法救撰《法句譬喻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拘摩罗多原在北印■叉尸罗（巴基斯但拉瓦尔品第附近）弘法，据说他作为北方一大家，与东方之马鸣、南方之提婆、西方之龙树齐名，在3世纪的佛教界，并称为“四日照世”。后来朅盘陀国（新疆塔什库尔干），一个也叫孔雀王的，强胁他至朅盘陀，造伽兰供养。汉译《大庄严论经》可能就是拘摩罗多的著作。
拘摩罗多弟子诃梨跋摩（师子铠），原中天竺人，随拘摩罗多学有部迦旃延《阿毗昙》，后不满于师说，转到华氏城，从大众部僧习大乘方等，撰《成实论》，斥有部，屈优楼佉弟子，被摩揭陀王奉为国师。
《成实论》在中国三论宗以前声望很高，后来被视作小乘空宗的代表作，陈真谛则断定它是经部的著作。全论按“四谛”的结构组织起来，鲜明地突出了以人生为“苦”的悲观厌世思想，及解脱方法上的禁欲主义倾向。它把人生诸苦和流转生死的最后根源归为“无明”，解脱的根本途径是用“真智”
灭“无明”。所谓“无明”，它定义为“随逐假名”之心，即完全按名言概念支配自己全部行为的观念体系。假若能用“空心”（视名言概念为“空”
的观念）灭除“假名心”，再用“灭空心”灭除“空心”，即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无余涅槃”。这种观点，类似大乘般若学所讲的“空亦复空”
的主张，特别是它还引用了提婆《四百论》中的两句话：“小人身苦，君子心忱”，所以有受到龙树、提婆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它还强调，“心性”
是后天形成的，全然否定上座部主张的“心性本净”之说。但是，由于全论的立足点是放在治“心”上，对于认识对象自身的真假问题极少置言，甚或认为色香味触所谓“四尘”实有，所以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有部的哲学影响，它的涅槃说也与大乘不能相容。
此后，经部继续发展，在般若中观的影响中，又酝酿有瑜伽唯识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在认识论方面，像后来陈那主张的唯识“带相”说、心有“自证分”等，就是由经部首先提出来的。经部对有部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它驳斥有部主张的“因果同对”说，否定“三世实有”的根本观点，同时证明，认识发生的过程，应该是“根”、“境”在先，“识”属后果，更增加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倡导这些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胜受（室利罗多）。
胜受的名望亦高，有人说他也是童受的弟子，曾在阿踰陀城郊伽兰造经部《毗婆沙论》，此论已佚。约5世纪末，又有世铠（婆薮跋摩）者著《四谛论》，有真谛的汉译本，则将譬喻师说，经部师说和新有邵的思想揉杂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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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有部学说到了世亲时代，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被称为“新有部”。
世亲是富娄沙富罗国人（意译大夫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贵霜王朝时犍陀罗首都），于有部出家，常居阿踰陀①。阿踰陀原为桥萨罗国故都，笈多王朝超日王时，由华氏城迁来，作为新都，文化繁荣，各种宗教派别十分活跃。世亲在这里作《七十真实论》，破外道僧佉论（即数论师），得到正勤王②的赞赏，太子和王妃均奉世亲为师。太子登位，名新日王（亦译幼日王），继续供养。因破“毗伽罗论”（意译声论师），又得到新日王与母后的奖励。世亲先后于大夫国、罽宾国和阿踰陀国造寺；又在阿踰陀分别造尼寺、萨婆多部（有部）寺、大乘寺各一座。这大体可以反映他一生的活动范围和教理倾向。
世亲的新有部思想，集中表现在《阿毗达磨俱舍论》中。此论以《杂阿毗昙心论》为纲要，概括罽宾有部（东方师）的《大毗婆沙论》，同时又采用经部思想批驳和纠正有部的旧说，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新体系。它以“四谛”为中心，把小乘佛教对世间和出世间的基本观点规范化和系统化，概念明晰，哲理性强，可以称是小乘佛教最后的哲学代表。
《俱舍论》把现实世界分为两大类：“有情世间”相当于动物、人类和鬼神系统，所谓三界、五趣、四生、四有、五蕴、十二因缘等，以此解释“有情世间”实际存在的和宗教幻想的各种现象：“器世间”指有情世间所居的物质世界，包括这个世界的广度、厚度和形状，它们的物质构成和地理布局，以及它们生、住、灭的劫数和灾难等，由此形成了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三千大千世界说，即佛教特殊的宇宙结构论和地理学。
在讨论世间及其差别的原因时，《俱舍论》归结为“业”与“随眠”。
“业”的本质是指令意识起造作作用的“思”：“随眠”指“贪瞋痴”等“烦恼”（惑）的潜在状况。在“业”与“随眠”之间，“随眠”又被视作决定世间诸有的根本力量。
正因为如此，它把出世之道归结为“智”与“定”，愈加显示出它在宗教实践上侧重于“治心”的倾向。
《俱舍论》采取经部教义，主要在于纠正有部把一切法说成皆是“三世实有”的荒唐性，但不否认确有永恒不变的法体存在。但即使如此，也受到①阿踰陀的地理位置说法颇多，或指北方邦之奥德，或指坎普尔、法特普尔地方。
②“正勤王”可能是普鲁笈多，“新日王”可能是那罗僧诃，二人在位时间，约467—473年。
《大毗婆沙》弘扬者们的不满。其中众贤著《顺正理论》，就是通过注释对《俱舍论》进行抨击。其结果，又进一步发展了有部的学说。
《俱舍论》承认“心不缘无法”，“心必有境”，所谓有此心必有此境。
《顺正理论》发挥这一重要主张，认为过去、未来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生起，但作为认识对象的法体必然存在，因为过去的认识是由它引生的，未来一旦心生，仍须以它的先验存在为条件。《顺正理论》对于一切法三世实有这一命题的新论证，在方法上，上与柏拉图证明理念的实在性相近，下与11世纪安瑟仑的本体论论证相似。这种认为没有客体的存在就不会有主观的存在的思维方式，有相当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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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正量部是从早期佛教犊子部分化出来的，尔后成为本宗的代表，活跃在西印和西南印。据7世纪上半叶玄奘记述，除北印以外，正量部已遍及全门19个国家，僧众6万人，中心在摩腊婆。西南摩腊婆①与东北摩揭陀，并列为五印的两大学术重镇，其时，正量部有寺数百座，僧徒两万余人。但关于此部的具体历史状况，所知很少。
正量部的创始人是三弥底耶，亦称“正量弟子部”。它的经律论三藏已经散失，汉译有《三弥底部论》；署名“犊子部提婆罗大菩萨”写的《大丈夫论》，也属于正量部系统。
正量部是与大乘思想联系密切的小乘派别，特别接受了菩萨行的入世和救世思想。但对与其同时兴起的瑜伽唯识学说，则取批判态度。传说南印老婆罗门般若毱多（智护）以正量部的观点作《破大乘论》，可能就是针对瑜伽学派的。正量部强调境在心外，心外有境；心之取境，是直线式的反映，不经过任何中介。这种说法，同瑜伽学派全力主张唯识无境和“带相”缘境之说，全然对立。显然，正量部的说法是符合常识的，但失之于粗糙。
正量部坚持犊子部的补特伽罗有“我”说，同时发展了“业力不失”的宗教观念。它认为，在“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有部所主张的那种“意业”，而是表现为语言行为的“表业”，也就是说，它不赞成动机论，而是把直接造成实际后果的言论和行动放在第一位。
①摩腊婆的地理位置说法很多，参考《西域记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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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佛典原是民众的一种创造，只要有这种需要和才能，随时随地都可以用佛的名义诵读和编撰出来。这种趋向在龙树、提婆以后的大乘佛教中，越演越烈，使大乘思想更加丰富和庞杂起来。其影响较大的有下列几类：
一、华严经类
早在2、3世纪即已出现的《兜沙经》、《本业经》、《十往经》、《渐备一切智德经》、《如来兴显经》、《摩罗伽经》等，后来被增添了新的内容，扩大编纂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在5世纪初译成汉文50卷。7世纪末，唐代又重译了一遍，增加了个别新品，称为80卷《华严经》。前一译本的原本，由支法领得自于闻，后一译本原本也是从于阗求得，而且由于阗僧人实又难陀译出。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一般认为此类经典大部出自于阗，并在于阗最后定型。
《华严经》有许多新特点，它强调“诸佛真法”是佛菩萨“法身”的本体，佛法高于佛身：“法身”的体现者是《杂阿含》中曾出现过的毗卢舍那佛，一切佛菩萨全是毗卢佛的应化身，他们教化世间和拯救众生的善行，也都是毗卢佛秘密神力加被的结果。在这里，释迦牟尼佛和其他诸佛已经黯然失色，对毗卢舍那佛的崇拜取代了对他佛的崇拜。
毗卢舍那原有“光明普照”的意思，是太阳的别名，毗卢佛即意译“大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