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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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有精致复杂的蕴涵，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活力，不断推动文化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做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比如以暴力、凶残、黄、赌、毒等为特质的大众文化，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此外，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在一种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42〕
元化先生一直关注全民的文化素质问题。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最近大家都在关心人的素质。只要看看我们周围日常生活所涉及的一些公众领域，诸如社会服务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公共道德问题，都说明了人的素质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敬业精神的缺乏、工作态度的粗劣、服务质量的低下、法规意识的薄弱、人与人之间基本准则的漠视以及不讲公德、不讲卫生、不讲礼貌、争吵、打斗以及欺、瞒、骗、诈、钻空子、耍滑头的意识与行为大行其道等等。近来，报纸动员大家参与探讨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几个月前，上海人大会议还在举行时，有的报纸竟报道说上海人的素质提高了。最近总算纠正了这种浮夸风。现在报上的舆论又一变为指责人的素质不好．有的甚至痛加指斥。但我觉得，提高人的素质，不能光靠义愤，而需要冷静的思考，作理性的研究。人的素质今天确实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元化先生强调公民意识养成的重要性：“我不能同意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人的素质与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不可仅仅归之于文化问题。人的素质与教育有密切关系，但也不可仅仅归之于教育问题。毋庸讳言，文化滑坡，教育质量差，大量文盲的存在，势必影响人的素质下降。因而文化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方面我谈过，很多人都谈过。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却往往是为大家所忽视的，这就是有关公民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得到重视与维护，也就导致每个社会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是长期以来造成公民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须知一个重公德、有礼貌、讲卫生的社会或文明城市，并不单是通过宣扬“五讲四美”、搞群众运动、制定吐痰罚款等等措施所能建立起来的。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并认为和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的多么严厉的强制力量，也是难以做到的。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空间，或这个空间十分狭窄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来说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只有服从，而不会有自爱、自尊的人格，不会有自觉的行为，也不会有自治、自律的能力。贪污腐败无法监督、买东西上当受骗无法投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从而也就不会建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都抱着一种极端冷漠的态度，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成为毫无群体意识的利己主义者、毫无原则的功利主义者。”〔43〕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不用多说了。
1997年，《读书》七月号刊载了费孝通《青春作伴好还乡》，文章写道：“社会学命运多舛。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了。一九五七年有些社会学者想效法苏联，恢复社会学在学术上的地位，都被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社会学者被划成了右派，受到人身打击，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党的领导才决定替社会学恢复地位，并要求补课，就是要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元化先生在读了《读书》上这篇文章后，有感而发：教育折腾，可以休矣！他说：“一九五二年时进行院系调整，砍掉了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为了向专业方向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完全丧失。如过去清华国学院传统就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故友王瑶在院系调整时被并入北大，但他始终声称他是‘清华人’。经过这样的大折腾，教育水平下降，毋庸多言。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灾难？杜亚泉在《减政主义》一文中曾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杜亚泉认为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应做的，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要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他说：‘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杜亚泉这些意见是一九一二年说的，至今仍有用。”〔44〕
大家知道，中国对改革道路的选择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从几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得到的经验总结。直到今天，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很多，例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败、经济关系的混乱与失范、改革过程中财产再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等。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所以，改革的两条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另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中，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也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根据历史经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高。对实际生活中这些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的现象，元化先生有自己的想法：
这几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大陆一些有影响的学人发表了这样那样的看法。有一些不免是想当然的说法。有一位说市场经济必然要带来不可避免的腐败；我们只能够在一定范围里缩小它带来的危害，而不能将它消灭……另一位因市场经济出台后，出现了不少批评道德败坏、理想沦丧的议论，因而怀疑发表这些议论的人是不是都想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还有一位则认为吃饭问题是根本，只有经济问题解决了，社会道德问题才会自然而然好起来。持上述见解的人，有的是研究国学的，有的是搞文学的，也有的是从事哲学和文化研究的。我听到这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的看法，但是我只是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不健全，经济法规的不完整，以及权钱结合所出现的诸如批条子、卖配额等来说明问题。直到最近，读了吴敬琏赠送给我的书以后，我才发现一些在文化领域纠缠不清的问题，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这本书是一些经济学家于一九八八年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系列文章的合辑，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海外学者所研究的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国家（如新加坡）工业化发展过程一开始就着重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原则，同时采取了打击贪污腐败的司法、行政措施，因而市场化进行得顺利，行政机关也基本上做到为政清廉。而那些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旧的官僚特权和封建特权保留得愈多的国家（所谓“印度病”、“拉美现象”以及菲律宾的所谓“马科斯陷阱”等），腐败也就愈严重。这本书中吴敬琏的两篇文章介绍了海外学者于七十年代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寻租活动”理论，认为某些进行市场化的国家的贪污腐败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的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以致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给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创造了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里说的超额收入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利润。以上我只是介绍了《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一书中所谈的理论，我在这方面没有研究，所述大意是依吴说。读者倘要进一步理解这本书的内容，请读原著。我觉得我们如果多读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分析，大概可以使我们不致仅仅根据自己有限的常识去说一些想当然的话。〔45〕
在我与元化先生的几次交往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不懈追求真知的年轻人的关怀和照顾，同时我也深深感觉到他的殷殷期望：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无奈现实里，要有一批又一批后生勇敢地承担起中国文化事业的未来！
元化先生在谈到他近年出版的《思辨录》、《清园近作集》、《人物·书话·纪事》等著作时，曾经对我说过，你是否发觉，我的这本《思辨录》的几百则内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是的，整本《思辨录》总共三百七十七条，内容精彩绝伦，没有重复。这些文字作为作者六十年追求真理的纪录结集出版，意义非同寻常。它给想要了解王元化和研究王元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文本。
反思，是成熟了的人的思想特征，当然也是成熟了的社会的思想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坐标，我以为，元化先生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坐标。通过元化先生反思“五四”，清算激进主义，对于改革的独到见解，我们可以看到元化先生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精金美玉的思辨华章和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学术功力，从中可以体会到元化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层次、深度和他的创造性。
注释：
〔1〕王元化：《清园近作集·序》，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2〕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3〕王元化：《清园谈话录》（11），2005年12月28日《新民晚报》。
〔4〕〔6〕〔9〕〔10〕〔11〕〔12〕〔13〕〔14〕〔18〕〔19〕〔20〕〔21〕〔35〕〔36〕〔37〕〔38〕〔42〕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39、29、27～28、29～30、29、31、30、34～35、37、38、41～42、45～46、42～43、59、26～27页。
〔5〕〔22〕〔23〕〔24〕〔25〕〔26〕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74～75、434、11、434、11页。
〔7〕〔8〕〔16〕〔31〕〔33〕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47、130、57～58、6～7页。
〔15〕王元化：《清园书简·后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7〕王元化2006年4月2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又见王元化：《清园谈话录》（11），2005年12月28日《新民晚报》。
〔27〕〔34〕〔45〕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266～267、282～283页。
〔28〕王元化：《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0页。
〔29〕综合王元化2006年4月26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及相关文章。
〔30〕2004年2月8日《文汇报》。
〔32〕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8页。
〔39〕〔40〕〔41〕〔44〕王元化：《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266～267、266～267、131～133页。
〔43〕2003年2月17日《新民晚报》。
水木清华的流光碎影
？ 唐小兵
坊间流传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作者何炳棣，在书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他在垂老之年这样深情地追忆：“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年至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1〕正是清华大学优良的教育，为何炳棣日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华裔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北大的前身又是晚清新政遭遇挫败后，新政中唯一保留的京师大学堂，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它又成为鼓动社会新风潮的发源地。而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因此在一种充满“革命胎记”的历史叙述中，清华与北大相比较就相对显得黯然失色。何炳棣先生在这本私人性质的回忆录中用长达六十余页的篇幅来描述当年在清华的岁月，除了出于勾勒个人学术渊源的目的之外，为清华“正名”恐怕也是其潜在的动机之一。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一句传诵一时的名言？押“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清华浓郁的学术气息和自由空间让清华人念念不忘。如果没有学术自由作为一个大学的内在气质，那么即使它再“现代化”也只能生产一堆伪学术垃圾，而学术自由与学术包容是“合则双美、分则两伤”的关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高校的翘楚，就跟那种积极改善教师的治学条件大有关系。当时担任过历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清华有两项重要措施是值得称道的。清华是一所国立大学，教职员待遇与其他同级大学是一样的，因此，它无法聘到杰出的学者任教。为此，评议会想出一个办法。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资；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定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他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3〕可见当时的清华吸引学人，主要并不是薪水的优渥，而是依靠给学者提供一个宽松的治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