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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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解诗不能非得坐实，关键是诗本身有没有概括性和普遍性；有时坐实了，反倒会把一首诗杀了。我在《新民晚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说自己一直弄不懂白居易《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可他们家保姆一看就懂，说这是谜语，谜底是冬天玻璃上的“霜花”。她解释得好极了，简直是个天才保姆，可也是白居易的天才“杀手”。我原来非常喜欢这首诗，可是现在每每想到这个保姆的解释，就如同吃了一只苍蝇。所以我们解诗，尽可能地不要超出情理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忘了它是一首诗，要留有联想的余地。
三、传统诗词的整体性特征与个性特征
中国的诗歌传统与外国不同，譬如讲“出处”。《红楼梦》十八回写元春省亲，命贾宝玉题诗，贾宝玉用了“绿玉”二字，薛宝钗说元妃最讨厌“绿玉”，叫他改成“绿蜡”，宝玉问“绿蜡”可有出处，宝钗说出自唐朝钱翊《未展芭蕉》开头第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后来我看红楼梦的注解，说曹雪芹写错了，这首诗原是宋朝的冯珝写的。）什么都用典，什么都得用陈言，要求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这确实讨厌，五四时期最受批判；真正的大诗人，是敢于用新鲜词语的。但这也是有原因的，中国的诗词好比一棵大树，一棵汉语的大树，一棵文学的大树，你用传统诗词形式写出来的就是这棵大树的一片叶、一个芽，必须与这棵大树“匹配”。
我所以想到这点，是受一些老朋友写旧体诗词的启发。现在一些老人喜欢写旧诗词，有的写得还行；有的写得实在可怕，怎么看都不像。其原因很简单，他们没看过《唐诗三百首》，也没有背过《千家诗》，不是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吗？对此，叶嘉莹老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她说中国的传统诗词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学写诗词就像学外语，必须背，背下来，写得就像。人们写诗词并不把自己的创作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树、语言之树放在第一位，所以要找“出处”，这样味儿才对。现在有些人的诗词，虽然也用一些词，就是味儿不对，以致让人觉得他倒不如去写快板、三句半、顺口溜什么的，就是不应该写旧诗词。
中国人是不讲知识产权的，欧阳修有一首《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李清照非常喜欢这首词，写了许多“庭院深深深几许”，这是抄袭吗？芽不是抄袭。再如毛主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自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来自李贺《致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最近，《文汇报》上有一场争论，著名诗人流沙河说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是“剽”诸葛亮的《黄牛庙记》中“乱石排空，惊涛拍岸”；另一位老师反驳说并非如此，因为《黄牛庙记》可能是伪作，而且可能是苏轼以后人的伪作。我觉得即使《黄牛庙记》确实是诸葛亮之作，苏轼在词中化用这两句，也与剽窃毫不相干，因为中国诗词里这种情况太多太多，根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产权的观念去作评判。化用你的词，和你的韵脚，可以传为佳话。
但是讲“匹配”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陈陈相因，难有个性。中国古代大量诗词很雅、很美、很贴切，音韵、用字、炼字达到很高水平，就是缺少个性，结果是有这首诗不多，无这首诗不少。如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两万四千多首诗，都没有大毛病，但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是诗人，其诗还不如“张打油”的《咏雪》“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首诗虽是胡闹，反倒给人留下点儿印象。“张打油”的这首诗，我觉得还有点味儿。“江上一笼统”，就挺有意思；“井上黑窟窿”，有艺术感觉，能够把井看成黑洞，而且“黑洞”是非常摩登的概念，“黑洞”概念原来是张打油首先提出来的！？“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也还有些幽默，不算黑色幽默，也不好算黄色幽默，可以算“白色幽默”。由此可见，先得“面壁十年”，好好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然后还须“图破壁”。
讲到这最后一个问题，我要和第一个问题联系起来，真正能言“志”就有个性，否则就只能人云亦云，成为应酬之作。
中国诗词既是个人的又是整体的，如果你对中国诗词不熟悉，不背上几百首诗词，就贸然写传统诗词，是会很令人遗憾的；反过来说，你如果不能写出个性，不能写出锥心之语，不敢破壁，也写不出好诗来。
本人作为一名传统诗词的爱好者，见识不多，以此就教于安徽师范大学的专家们！谢谢。
反思 理性 进步
——王元化先生的反思理论与实践
？ 罗银胜
在我的心目中，王元化先生不啻中国读书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界继续走“五四”道路、追求民主与进步的一面旗帜。
进入新世纪，元化先生备受疾病的困扰，最初是过敏性皮炎，接着颈椎狭窄，老慢支、哮喘，以及前列腺病等接踵而至。他几乎摈弃所有的社会活动，潜心于学问。他依然思维敏捷，好学深思，对一些既有的观念不断进行反思，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判断。元化先生崇尚独立思想和自由，在个人的学问上继承了古人坚韧、谦逊、勤奋的良好学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特别是“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发见新锐又不失深沉。
元化先生自谦自己“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自知不可能做出什么丰功伟业”。他说：“但我仍黾勉以赴是为了什么呢？我记得一位前辈做过这样的警示，不要‘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留下来的只是一排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应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哪怕只是一点极微末的贡献也不要紧，只要是真诚地去做，锲而不舍地去做就行了。一个知识人主要应该在自己的知识领域内发挥作用，倘使知识者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这方面的事谁去做呢？这并不是说因此就不去关怀人间事。鲁迅在抗战前夕说过，他能做的，‘仍是运用自己手中这枝笔，它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做“金不换”’，自然他也说过，当需要拿起别的武器时，他也会拿起别的武器。我一直以这话作为自己所信奉的良箴。”〔1〕
元化先生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进程而言，已经成为一位显示了“反思”力量的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因为其反思对象的敏感度和其达到的深广度，其文字的能量超出了学界的狭隘地带，成为在社会空间迅速传播的公共精神资源。元化先生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确实如此，元化先生在这几年中痛定思痛，对过去所追求的信念、崇奉的思想、心爱的观念等等作了重新估价，有的甚至进行了批判。这对于一个不是随便去信、去爱的诚实的学者来说，当他发现自己多年所心爱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么美好的时候，的确是痛苦的。在这些年里，元化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写了不少文章，内容包括对“五四”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对“文革”及其激进主义的批判、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等。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引起争议的是对“五四”的反思，其实他的这种反思一直延续至今。
一
元化先生当年在给顾准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序时，曾引用鲁迅称屈原的《离骚》：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鲁迅认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元化先生说：“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义无反顾，至死方休。”〔2〕每读及此，便血脉贲张。这其实也是元化先生自身的绝佳写照。独立的人格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正是元化先生反思的起点与归宿。他的反思的历程，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何谓反思，在元化先生看来，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3〕。元化先生对反思的概念作界定时，就说过：“可以把反思说成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4〕元化先生还指出：“只有经过正确的估价，我们才能从过去的文化资源中淘炼出最精粹的部分。这需要更理性更深入地去进行思考。”〔5〕元化先生的这番话，可以作为我们观照反思的意义的钥匙。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元化先生反思的重点，是对“五四”的再认识。这对从小就受“五四”精神之浸润的元化先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的。他指出：
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一九二零年，从小就受到了“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我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漠、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所谓偏识。〔6〕
之所以要对“五四”进行反思，因为在元化先生眼里，“‘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7〕，以免真正的“五四”精神被形形色色的“五四”思潮所隐没。
在谈到当时反思的经历时，元化先生说：“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八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五四’有许多值得今天继续吸取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值得再吸取的东西。”〔8〕今天我们强调继承“五四”，这与反思“五四”是并行不悖的。继承“五四”，意味着继承“五四”的精髓。元化先生再三指出：“有人提出继承‘五四’，这自然是对的。可是他们把继承‘五四’解释为完全按照‘五四’一模一样走下去，而不许反思，不许扬弃“五四”的缺点和局限。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足为训的。”〔9〕
元化先生对“五四”进行反思，首先是对“五四”精神作出准确的评价，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这些都是极为可贵的思想遗产，是我们应当坚守的文化信念〔10〕。
元化先生特别青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认为这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
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很少被人注意，其实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一。王、陈等一向被视为旧营垒中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不是可以体现“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不斤斤于用文白之争来概括“五四”，那么它是否在以不同形式写作的人物身上都同样存在？近年来这句话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比较容易被理解了。倘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贬的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我们的教科书或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其荣誉和威名于不坠。自然一般所强调的民主与科学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只能说停滞在口号的层面上。这也是近八十年来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一直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此外，我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11〕
元化先生还曾阐发说：“多年来，我一直赞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说法，并曾援用‘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格言……‘五四’时代的思想大师，无不具此种精神。有的较多强调理性态度，有的则较多表现为启蒙思想，然而独立精神，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能采取趋附时髦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胡适曾说他不趋附时髦，也不躲避危险，这句话很值得借鉴。”〔12〕
由此可见，理性、平等和自由，则是“五四”所倡导的基本精神。但不可讳言的是，“五四”时期有不少在论争实践上，表现出非理性态度。正是看到了这一薄弱之处，元化先生“认为‘五四’时期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体现了一种理性精神，这一点连海外一位对‘五四’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是承认的。可惜这种精神后来丧失殆尽了。关于‘五四’的精神遗产，可以说我们今天研究得还很不够。说好者只说其好，说坏者只言其坏，这实际上重复了‘五四’时代绝对主义的偏向”〔13〕。
在强调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同时，元化先生又指明“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他认为“五四”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轻视个性，这是一些遵从儒学传统的人（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也承认的。自我意识从长期酣睡中醒来，开始萌发于清代中叶。当时可以龚自珍的诗文、曹雪芹的小说、邓石如的书法、郑板桥的绘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易微言》等为代表。但这些个性解放思潮的萌芽只是“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的微弱先声〔14〕。有鉴于此，元化先生郑重提出“五四”时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大书特书的。
元化先生说过：过去“我对许多长期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的盲从盲信，这几乎是我们思想界许多人共有的现象。我们对待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未经自己独立思想的审核，就将那些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作为唯一的依据。它们盘踞在我们的心头，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思想‘底线’，这条思想‘底线’一旦受到冒犯，我们就会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