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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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战屡败的结果大大打击了我的自信心。难道课题的设计出了问题？应该说不会的，在这方面我还是相当有经验的，绝不会比其他学者更差。想当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游学海外时，我用英文设计的外交史课题，在对各国学者平等开放的“国际项目”申请竞争中，曾经先后得到过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著名学术机构的资助，为此，还自不量力地专门给研究生讲过基金申请书设计的方式方法。随便说一句，国际上的这些资助与国内的项目资助不同，它们实际上是替代和补充申请人工资收入的一种研究金（fellowship），让获得者能够摆脱身边的日常工作半年或一年，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而且，这些资助的申请从不需要什么申请手续费；不论申请成功与否，都会非常礼貌正式告知。相比之下，国内的项目申请，不管哪一级，都征收数额不菲的手续费。虽然收费不菲，但却从来不直接正式函告申请人本人最后的评审结果，缺少对申请者起码的尊重和理解。这种征收手续费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是规范的行政事业收费，大有怀疑的余地。因为相关社科基金下拨时，应该已经包括了基金的管理和运作费用。由于国内大部分申请人多是用旧课题的结余来支付手续费，他们这些人对这笔支出也就无所谓了。而对我们这些没有项目的人，就只能自掏腰包了。这多少会打击这部分人申请项目的积极性。仅就这一点而言，手续费的收取从一开始就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势态。
言归正传，再回到我心爱的最高法院课题。我虽非意志顽强之人，但是，在这个项目上，我居然冒出了屡败屡战的傻气，寻求最后一个资助来源：教育部2002年社科项目。由于有前三次失败的阴影，这次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但是，歪打正着，这次居然获得几万元的资助，当时真有一种范进中举的感觉。后来，与同病相怜的同事谈及，发现他们这几位没有学术团队支撑的“散兵游勇”，当年也获得资助。显然，这里不仅仅是个人的运气，而是有些共性的东西。原来，从这年开始，教育部的课题申请有了很重要的制度创新，不再设课题指南，而采取“海报”（借用中国乡村基层选举中“海选”说法）的形式；采用随机抽取的匿名专家通讯评审；给予课题设计书本身而非学术团队更多的尊重，等等。现在想起来，我此前的三连败很大程度上是“自杀”：既没有接受课题指南的“引导”，又缺少起码的学术团队，哪怕是一种拉郎配的草台班子。
记得当时教育部要求，一般课题三年内完成。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的写作，三年的时间远非充裕。2003年，我利用“非典”带来的难得清闲，完成了书稿的前三章。但是，随后的一系列额外工作，包括译校麦克罗斯基的《美国最高法院》、编辑个人文集《政治世界探微》，占用了教学以外的大部分时间，使我无暇全力专注于课题的研究。2005年8月，我获得了中美政府间的富布赖特项目的资助，以研究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衣阿华州德雷克大学法学院宪法中心研修，使我有机会修改并完成文稿。
在这个项目启动时，我曾经邀请我的老友、《美国宪政历程》的合作者陈伟加盟。可是，他婉言谢绝，因其兴趣已转移，打算“改行”研究国共战史。虽然拒绝再上“贼船”，但是，陈伟还是为我提供了一些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比如我手头经常用来核对资料的绝佳工具书《牛津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必备》（The
Oxford pan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就是他花费心思从旧书市场淘出，再托朋友“不远万里带到中国”。此外，他审读了我最早的部分初稿，针对我过多依赖《美国宪政历程》资料以及内容重复的问题，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意见。《美国宪政历程》的另一位作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白雪峰博士，再次加盟，负责撰写1950至1960年代沃伦法院的精彩篇章。我的学生、年轻的学术伙伴胡晓进博士候选人，也为全书贡献了三章初稿。他在文稿中所体现出来的聪颖和勤奋，再次显示了其作为学者的优秀潜质。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和我的家人正生活在一个只有七千人的美国小镇——古林（Grinnell）。小镇的宁静平和，虽然缺少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美景美境，但却有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古风。这个小镇最大的产业就是国人很少知道的古林学院（Grinnell
College），一个只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却有高达十四亿美元信托基金的全美最富有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在这个学院，我的太太吴耘给三个不同的年级、五十余名学生讲授汉语。我的女儿琬洁，一个十四岁的中国初二学生，在古林高中却选修高二的数学，显示了中国教育体制下题海战术所训练出了出色的数学成绩。遗憾的是，在批判性思考方面，她却缺少一些美国孩子那样的勇气和想象力。与他们在一起，不仅使我免于在海外的思乡之苦，尽享家庭的天伦之乐，而且，也让我更好地体会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的一句名言：“充实的生活体现在人生的方方面面。”
（任东来、胡晓进、白雪峰著：《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即将出版）
注释：
〔1〕〔2〕（法）托克维尔著，董国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8～169、169页。
〔3〕Oliver Wendell Holmes，Jr．，“The Law： Address to Suffolk Bar
Association Dinner；February 5， 1885”， Sheldon M。 Novick； p。 469．
法律是魔镜的说法流行甚广，美国著名宪法史专家Kermit Hall就把自己的美国法律史著作起名为《魔镜》（The
Magic Mirror：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NY： Oxford University； 1989）。
往事还要再提
——英文回忆录中的“文革”记忆一瞥？ 伍 国近十年的英文出版物中，已经陆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由海外中国人写作的关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个人记忆并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不少读物还在大学课堂上起着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的作用。这是一段无法丢弃的岁月，但有时，个体记忆的喷发似乎也需要一定的机缘，不仅要有时间上的适当距离，也得有空间上的阻隔。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空中，本以为已经远去的记忆反而会变得更加真切、鲜活，撕扯着回忆者的内心，尤其当记忆与社会历史重叠，而且带有太多创痛的时候。但同时，这些记忆文字本身，也需要经受读者的评判。
在海外出版的英文“文革”回忆文字中，198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署名“高原”的《自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是面世较早也很受西方研究者重视的一部。1982年出国的高原，父亲是一位革命干部，陕西省某县领导，“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高原的回忆详细地记述了家庭经历，自己从中学生到当红卫兵，破“四旧”，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卷入派性斗争，直到下乡的全过程。“文革”中中学生暴力化的心灵轨迹及环境的影响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高原的回忆在这方面提供了细致的记述。作者提到，在“文革”前夕的中学里，中学生就被要求一面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一面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在这样的教育下，身边任何有嫌疑的人很容易成为假想敌。作者在这里没有进行分析，但暗示出红卫兵的偏激和暴力绝非一夜之间形成，而是和之前长期的教育和政治文化相关。在高原的老师中，有一位李老师1949年以前有国民党背景，因此在“文革”爆发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作为特务被抓了出来。高原虽然喜欢李老师，但受的却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的教育，心理显然是矛盾的——“一想起这些事，我开始恨李老师，然而（内心的）另一部分还是喜欢他。”
总体上，《自来红》一书的特点是，事实丰富而少分析和评论，也没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倾向，即便在描述完自己亲身参与的破坏和迫害后，也似乎没有“忏悔”之情。这种手法，涉及一切与“文革”相关的回忆录和自传体写作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即著者究竟应该平实地叙述事实，还原历史，由读者来作出判断，还是应该直接加以评论？如果不加评论，是否会欠缺深度和分析？但如果加以评论的话，读者又如何区分这些感想和评论是著者当时的观点，还是后来才有的“事后诸葛亮”的感想？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和“文革”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历史上少有的当时人人趋之若鹜，过后个个避之不及的事件。
华人女作家闵安琪（Anchee Min）的“文革”回忆录《红杜鹃》（RedAzalea）出版于1994年，曾是一部全美畅销书，还行销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也是大学有关中国的课程的常用读物。作者闵安琪曾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在陈冲的帮助下赴美，初时不会讲一句英文，但历经打工、求学的磨炼之后，用了八年时间用英文写成《红杜鹃》一书，记述自己的“文革”经历。书中的安琪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为了自保，身不由己地参与了学校对老师的诬陷和批斗，在自己的父母受迫害后，于1975年下放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国营农场当知青。农场领导是一位铁姑娘似的人物“严”（音），安琪试图接近和引起“严”的注意，最终和“严”成为知己，然后发现“严”被压抑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的旺盛情欲，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性觉醒。安琪充当了“严”和心上人秘密联系的信使，后来又在家中为二人充当红娘，促成天作之合。安琪对“文革”的认识，是一种在严酷的条件下对知青生活逐渐积累的绝望和反叛，其间对个体受压抑的感受甚至超过对物质匮乏的厌倦，她意识到，“我不属于自己”，声称，“我厌倦了生活，我痛恨做一颗枪膛里的子弹”〔1〕。当上海电影制片厂招收女演员出演样板电影《红杜鹃》的时候，安琪得以被选，但好容易快要成为明星的时候，主持样板电影的“旗手”垮台，安琪的明星梦破碎，成为电影厂的一名场记，直到赴美。这部书的女性视角，对被压抑的情欲的大胆描述恐怕是在西方引起广泛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道理和电影《菊豆》的成功类似。与高原的回忆相似的一点是，闵安琪的回忆也触及到了“文革”初期师生关系问题，并描述了自己被迫在批斗会上读“揭露”自己所爱戴的女老师“秋叶”的稿子后的矛盾和复杂心理。但闵安琪的写作在这一点上突破了高原的超然风格——她明确地提到自己内心的忏悔，并写自己二十多年后去请求这位老师的原谅——不幸（或幸运？）的是，“秋叶”老师已经不再记得她这个学生，甚至不再记得这件事情了。这一刻，记忆似乎在和遗忘交锋，然而尴尬的始终是记忆，如同鲁迅笔下的《风筝》。
和《自来红》相比，闵安琪的书已经加入了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对个体的人被异化为无生命的子弹或“螺丝钉”的尖锐揭示和本能反抗也是颇为惊心的。回忆录通过对话揭示出那个年代中的人不可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困惑，以及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对抗和个体意识的逐渐复苏。个体被吞噬，是不少“文革”回忆的共同主题。在美国女电视制片人，于北京长大的卡玛·欣顿（KarmaHinton）2003年出品的关于“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Sun）中，一位受访者指出，不可思议的红卫兵暴力的一大动因，就是为了获得被群体认同和接受的资格。卡玛·欣顿采访了李南央、刘亭、宋彬彬、骆小海、朱学勤、徐友渔等人。其中，李南央的回忆强调指出在当时的整个政治文化气氛下，“个人是庸俗的”，“自己”只是一个宏大的事业的一小部分。好几位讲述者都谈到人性价值观被否定，真实思想受到批判的问题，不断从不同角度回应闵安琪提出的问题，证明这不仅是个人记忆，还是群体记忆的一部分。更有意味的是，当年被御赐姓名的宋彬彬，在受访时回忆说，她当时并非自己主动接受了新名字，而是被报纸的报道强加的，宋彬彬甚至不无悲哀地说了一句，“名字不再属于我”。先不谈“宋要武”究竟是自己改的名字，还是被迫接受的，这里的问题是，观众知道李南央的话是现在对过去作的评判，但无法分清宋彬彬的这句话是在“回忆”当时的心理，还是在讲现在的感受，如果她在1966年就能够有“名字不再属于我”的清醒和无奈，“文革”恐怕就没有发生的理由和条件了。不过，整个采访过程中，其他人都在正常光照下，只有宋彬彬的脸部和骆小海一样，始终被处理在阴影中，尤其看不见眼睛。
然而，读《红杜鹃》的感觉，小说的成分多于回忆录的成分，作为作者的知己的“严”和另一作为反面人物的女知青“陆”（音）占据了极大篇幅，整个知青生活似乎被简化为三人之间的纠葛，“农场”几乎成了一个太虚幻境，一些故事真伪难辨。此外，书中还有明显史实“硬伤”：一方面，作者说自己1975年当知青，但在描述自己和“严”互相比赛背毛语录的时候，却提到其中一人说出“林副主席”在某一页说了什么什么；同时，作者说自己1976年初春到上影厂工作，后来的段落中又说厂里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会，其时周公已逝，当“批右倾翻案风”才对。西人为其情节吸引，固然无从分辨，但中国人读来，却有不严谨或信口开河之感。
闵安琪的回忆——姑且当作自传体小说来读——使人体会到一种本能的反抗和一名女性拼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冲动，而定居于英国的张戎女士的自传《鸿：三个中国女儿的故事》尽管出版时间——1991年——早于《红杜鹃》，却更多理性分析和思辨色彩，视角和思路也广阔得多。张戎在史实的严谨性方面比《红杜鹃》下的工夫显然也更大，不仅每一章都严格标明年代范围，且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需要，在叙述家史的时候，每讲到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都详细地交代其背景，并加以评论，例如，“‘文化大革命’不但无助于使中国文化中的中世纪成分变得现代，还在事实上使它们获得政治上的尊重。‘现代的’独裁和古代的不宽容彼此促进”〔2〕。
在我看来，张著与《自来红》截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她在叙述的同时不断地加入评判，这些评论一方面使读者（主要是西方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作者本人的立场，但另一方面也使回忆录的客观叙事性受到影响。张戎描写道，她在被下放的四川德阳农村才看到了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听到一位在“大跃进”时期的极左干部这样为自己辩解：他之所以无情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是因为不愿意丢掉自己的位置——“生产队长是小，但至少他可以死在村里其他人后头”〔3〕。张戎作为知识青年在为农民办的文化补习班里读社论，但是她发现了其中严重的形式主义。农民因为读书无用看不到前途，已经对受教育根本不感兴趣，另外，一天的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