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0-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身心原因而产生不把别人当人看的心理时，“残忍”立刻就出现了，“残忍”者完全不必有“残忍”的自责，正如我们在扭断鸡脖子或把大闸蟹活活放入蒸笼时，不会有任何自责心理一样。
10。莽撞
一种黑熊般可爱的性格，像黑熊一样颟顸，黑熊一样善良，像黑熊一样冷不防把你顶翻在地，其本身却又像黑熊一样不易受伤。即使你被他踹得鲜血淋漓，你也不必怀疑他居心不良，没见他正呲着牙朝你憨憨地笑吗？每个小男孩（甚至小女孩）都多少有点莽撞，非得到了所谓青春期，才会开始收敛些，随着小痘痘的出现，他们突然变得不那么咋咋呼呼了，他们开始偷偷摸摸地打电话，神出鬼没地记日记，莫名其妙就脸红，说句笑话就走人，简而言之，他们不那么莽撞了，他们从莽撞的小窠里振翅飞去，各自培养别种性格去了，其中大多数人也许从此再也不会重归旧巢。这说明莽撞其实是一种未经约束、拒绝成长的性格，若斟酌张飞、李逵和猪八戒三位老兄的嘴脸（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不朽价值的三位莽撞者），我们当能对莽撞看得更真切一些。
莽撞是标准的热血动物，指导他立身行事的原则，往往取决于血脉的流动或酒精的作用，他既不在乎理论，甚至也不在乎经验。比如，它不认为鱼里藏有鱼刺，也习惯于将卡喉扼脖之事看成偶然和最后一次，即使酒量不逮，三杯就倒，他仍然坚信这一次会发生奇迹，可以连饮十八杯不醉。他才不信什么“诗有别才，酒有别肠”呢。既然历史永远不会完全重复，世上甚至都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些扬言有鉴往知今之效的人生经验又顶个屁用？莽撞者急于响应生活中的每一个此时此刻，他的时间感只有当前，他的空间感只有当地。然而说他是及时行乐主义者，又的确过分了。关键是那个“主义”，因为莽撞者是“主义”的大敌。莽撞者的心理感受永远趋于两极，他不知道什么叫“稍微”“有一点”，他要么大笑，要么崩溃，他的生命体验具有极佳的加速性能，从百无聊赖到热火朝天，可以抬脚就到。莽撞者注重自身的实时感受，但他一点也不自恋，莽撞者忽略他人的感受，但也显然不是刻意与人过不去。莽撞者极易动怒却一点也不记仇，极易动容却一点也不记恩。所以对于非莽撞者来说，最愚蠢的事莫过于你去记他的仇，记他的恩。
情感热烈、信仰坚定却缺少科学家素养和直觉能力的人，容易成为莽撞者。一个人成为莽撞者，往往是因为他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他的身体状况和心智构造没有为他提供向别处发展的途径。考虑到莽撞者必然会因莽撞而在人生途上叠遇不幸，他品尝的失意和人生教训，理论上应该比他人多得多，然而他依旧以所谓“青春无悔”的态势在这条生命窄道上一往无前，我们便只能将此看成某种宿命。好在正如冷静常常成为罪犯的德行，莽撞则是一股为善的驱力，莽撞者对人间带来的危害，也许不及冷静者的百分之一，莽撞与卑鄙的距离至少也有十万光年。莽撞者付出的人生代价是使生命钝化，但他也正因为这份钝化而得益，那种常常让冷静者中宵打颤的焦虑和不安感，对他陌生得就像女人的痛经一样。不太容易怀疑莽撞者的真诚，比方说，莽撞的求爱常常可以胜过数十封文词缠绵的情书。莽撞者最可能成为你的好朋友，只是，他把心交给你的时候你可别把命赔上。
附带提一下，“莽撞”与“粗豪”不同，“莽撞”是一种天性，“粗豪”则越来越成了一种显示先锋色彩的外观包装，无论他剃光脑袋还是留一头金毛狮王般的长发，都不等于他的心思没有头发丝来得细。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
？ 胡宗健
杨金砖
一位大二的中文系学生常同我谈及他同窗五年的好友A。A在高中读书时就是一位好写手，小小年纪就有一些豆腐块的诗文见诸报端了。可是在高校的两年里，再也不谙此道，而成了精于应酬的交际花。甫入高校校园，他立即与班主任打得火热，尔后，则频繁地出没于团委、学生处、宣传部和系领导的办公室及私人住处，这时自然少不了做些家务活儿，当然也少不了与其对饮漫酌。所有这些，都可归之为小心奉承的系列化运作。这一二年情感投资的所获是丰盛的，学校中上层都信任他，学生官已拜至校园最高层，这使他更坚信了“走出书本”、“冲出书斋”的初衷不可动摇。
对这位A，我起始愕然，继而又觉得，在官本位的气候下，无权的“英俊沉下僚”，A的这一选择，又属必然。如今，由这一官本位所辐射出的种种负面效应，如学术作假，学术泡沫，考生作弊，读书无用，高校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高校现在奉行的商业和经济逻辑，有些做法诚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没有考虑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近代大学的理念，始见于十八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洪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人的，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这就是说，大学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随着外部各种力量的介入而趋于淡化。它是知识的权威机构以教育培训和资格认定的形式来控制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流动；以知识占有的不平等来构筑合理化的社会不平等；它是蓄养高品位文化的世袭领地，从而培养一批批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成员；它是理想主义精神的堡垒，最崇尚精深的学术品格，拒斥现实的功利主义，厌弃弄虚作假，以犀利而又苛刻的视角，对卑污、贪婪和腐朽提出无情的批判，以趋向人们心中的社会价值权威的角色。正因了这种高品位文化和价值观权威的自信，才赋予了它自身以凝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深切的关怀。
这种对社会深切关怀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先生表现得最为执著。1917年1月，蔡先生走马上任，执掌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同年12月17日，在校庆20周年纪念会上，蔡校长发表讲话，先从在德国游学时观赏莱比锡大学500周年纪念以及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感受说起。感受之一，校龄只有莱比锡大学五分之一的柏林大学竟能后来居上。因此，校龄只有柏林大学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学，“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2〕
纪念的话说过，即进入正题。其时蔡元培正关注“大学改制”，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开篇便是“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纪念会的讲话，也是以德国大学为标本，赞扬北大之由注重“实用”逐渐转为强调“学理”：
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他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联。正如罗家伦所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3〕柏林大学的榜样，在蔡元培的视野里，一是强调研究自由，一是主张注重学理。前者发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两大“主义”，后者则演变成为以文、理二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遥想当年，陈独秀这些大家名流那样佩服蔡元培的地方就在于：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元培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这“兼容并包”化作燕园的文化造血机制，使北大获得了绝非“一元论和独断论”，而是学术上民主和自由真正的可能性。二十年代时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主事”，究其原则为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如今沧桑巨变，但何谓代代相传的“北大学风”？这便是。
至于思想自由，它当然具有较大的涵容性，尽管理解的千差万别，但独立的胆识、感受力、判断力和鉴别力则是其根本。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学校与教师，也适用于教师与学生。譬如，作为今天的现代教育家，我们竟没有一套比孔夫子更能开启心智的教学授课方式。一部《论语》，实在值得只知道整天拿试题折磨、窒息学生思维的现代教师们好好加以研摩。如今，建立在标准化课本、标准化考试、标准化答案基础之上的反个性的现代教育模式倒应该从孔夫子的教育模式中反思一下自己了：一次，颜渊、季路（子路）恭恭敬敬侍于夫子身旁，夫子却对他们这种样子不以为然，说：“盍各言尔志？”〔4〕再一次，情形要散漫些——夫子和学生们随随便便地在一处坐着，其中，有个叫曾点的学生甚至无拘无束地自个儿在一旁摆弄乐器玩儿。这时，夫子拿出“个人志向”的问题要他尽管照自己的意愿回答。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位弟子都踊跃而率性地答了，末了轮到曾点，“点，尔何如？”老师发问了，曾点居然不慌不忙，“鼓瑟希，铿尔”，这才丢开瑟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而被扣上“师道尊严”帽子的夫子却那样宽厚，那样平等温和，“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这就是他当时对微显踌躇和自觉不恭的曾点发出的鼓励。“师道尊严”在哪里？我们今天能见着这种尊重学生个性和思想自由的态度吗？也正因了孔子的这种态度，曾点才能无所顾忌地道出如下和“夫子之道”标准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莫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5〕
与其说孔夫子是师道尊严，在这儿，毋宁说是学道尊严。这当然不是夫子在装扮自己，而是他教养人才的一贯立场。对此，我们可以从孔子在不同场合的一系列言论中看得出来：
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在孔夫子看来，只知不能识的人，只学而不思的人，举一而不能反三的人，以世之好恶为己之好恶的人，纵使修得满腹学问大约也如朽木一般“不可雕也”。人的成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知识的获得，而在于独立的见解，超拔的鉴识和判断，卓越的洞悉和创见。
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时期，是这一思想自由学风最鼎盛的时期。正像鲁迅所指出的，正是这一学风，培养了北大师生的独立精神，培养了他们对既成的文化、知识、权力进行不断质疑与批判的精神。
鲁迅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6〕
蔡元培离任校长之后的北大又是如何呢？1924年，梁漱溟先生辞去北大教职。有人问他原因，他大致作了如下回答：觉得当时教育不对，对学生毫不关心；先生应与青年为友——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7〕梁先生的看法，让我们想起上述《论语》中描摹的情景：“莫春……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高等院校，“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状况如何呢？不知孔老夫子或梁漱溟先生来到今日之高校是何感想？
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已变得非常狭隘。
我们素有视读书为改变身份地位、加官晋爵之当然途径的传统。事实上，也几乎是惟一的途径。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并无“求知”的渴求，而只有“求仕”、“求名利”的祈望。因此，知识从未成为目的，只有手段的意义。并且即使作为手段，其主旨也非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到今天，甚至用作假的自欺欺人的手段来作为获取知识（技术职称）的手段，作为一己的利禄之途。我们关于“幸福”的理解，大体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当然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此，读书和“求功名”几乎是同义的，并千百年来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和肯定。而今天，又是拜金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同时在人们的眼里，“拜金”又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样，加官晋爵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就更会深入人心并随时可能激活的。所以，当前教育确实难脱传统的阴影。
再者，目前高校已掀起一股易名之风。易名者，系讲究品牌效应也，正确一点说，是拔高品位也。从来未听说将大学易名为学院的，而是学院易名为大学，学校易名为学院，甚至几个中专相联合易名为学院。“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语）。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新大学新学院，合格者几何？但为着撑起这个名牌，就不惜一切方法去制造学问和学术，制作专业和教授，于是泡沫学术、泡沫专业应运而生，于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教授”就横空出世。其结果这些“教授”又唤起一些不学无术之徒采用百般手段，通过买版面和购书号的方式，进而大量泡制学术垃圾——论文和著作，于是堂而皇之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几乎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大家所抱怨的是教育质量的下降，学生眼光太窄，以获得某种谋生技能而满足，“才”气不足，整体素质粗劣；学术上追求泡沫，不求真务实，不追求真理，神圣被消解，崇高被颠覆，学术被纳入现行的商业秩序，丧失了自身的精神价值向度。所有这些，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平面化和平庸化趋势仿佛不可遏制，即使有谁努力去抵制它，似乎也很难成功地捍卫蔡元培式或洪堡式的理念对于大学教育的既有影响。这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内在困境。
这种浊气与泡沫、假冒与伪劣，已遍及各个角落。所以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直言道：“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就学术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这里谢老夫子的话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