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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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就相当完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地籍调查制度推行之长久和有效，是世界其他封建国家所没有的。这一制度保证了封建统一大国必须掌握的重要的信息，能定期地完整地汇集到中央机构，中央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调节不利于统治的因素。户籍制度同时又是稳定社会和对农民实行强控制与封建剥削的手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州、县），从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如乡、亭、里），到家庭，甚至每个劳动力，都置于官僚机构的严密控制之下。国家掌握每个人的情况细致到如此程度，如隋代的“貌阅”和唐代的“团貌”，规定了地方官吏不仅要每年掌握人口、土地的数量，而且必须检阅人丁的形貌，防止低报年龄及伪报老病的情况发生。唐律中规定了农村基层管理者“里正”每年从十月一日起，就要调查本地土地农户情况，校勘造簿。失职者要依法处置。农民使土地荒芜也算犯法。甚至对农民在众业田上的种植物也规定得非常具体，“依田令，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棵以上，榆枣各十棵以上”民农民不能自由迁居，法律不允许课户逃亡。宋朝初年，每年春正月下劝农诏，对新垦土地实行暂不加税的政策。扩大垦地、增殖户口，成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内容。国家还派农业技师在农忙时去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
理解了强控制特点，即用国家政权力量对偏离适应态作出有力的调节，对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较为真切的理解。比如土地究竟可不可以买卖？实际上是可以买卖、也不可以买卖，关键是看土地买卖会不会使系统偏离平衡。土地买卖可以造成田产的流动，防止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是地主经济的重要特点。我国自商秧变法开始，从原则上来讲，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但是，另一方面，土地的自由买卖又是地主兼并土地与国家争夺农户的重要途径。如果过份偏离平衡，国家不控制土地的买卖，便会危及自身时，它就要颁布法令禁止之。因此，封建大国往往要根据具体情况，一会儿放松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一会儿又颁布禁止土地买卖的政策法令。
对待商业也是这样。跨地域的庞大官僚机构的存在，必须依靠一定的货物流通。但商业过份发展对封建经济是有害的。因此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允许商人活动，称国家不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在商业过于发展时又要抑商。汉初实行无为而治政策时，出现了很多大商人，如卓氏、程郑、孔氏、曹邴氏、刁闲、师史、任氏、无盐氏、诸田、杜氏等，都富比王侯，“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的商人“不可胜数”，出现了“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局面。让这种情况放任自流，使之发展下去，是危险的。汉武帝时，就开始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造币权和没收大商人的财产等政策。
对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强控制，也是维持脆性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多数封建王朝是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执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思想控制也很严。不读诗书，就意味着排除于仕途之外。同时儒家思想是不容动摇和怀疑的。从汉代起国家就开始的编书修史，以及明清的烧禁书、兴文字狱，这些都是对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手段。秦代四百六十个文人因文字而丧祸被坑杀。汉代司马迁的外甥杨恽，因为给友人信中发了点牢骚，表示自己没当官可不受朝廷约束，就被汉空帝处以腰斩之刑。明初朱元璋兴文字狱。清代在公元1778～1782年的五年间文字狱就有近四十起。乾隆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还着手编《四库全书》，历时十年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但根据《查办违碍书籍条规》销毁禁绝的书就达二千四百种。编书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维护一体化，而烧书也是为了消除有可能危及封建统治的思想倾向。一手编书，一手烧书，充分表现了强控制保持适应态的控制手法。
强控制还特别表现在充分利用宗法制度同构体上。家庭家族同构体对人的行为是无形的但又是最直接的约束。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旌表孝子烈女节妇是不遗余力的。人们对封建家长的作逆，往往意味着杀身之祸。中国历来有利用家庭和舆论来控制人们言行的传统。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少知识分子反封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从封建家庭中逃出来，从反抗封建伦理道德发展到反对封建制度。
2。13繁荣与阴影
能够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造就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高度繁荣。在人类历史上，继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造就的奴隶制时代最高文明之后，中国创造了封建时代的最高文明成就。
农民是封建社会的生产者，财富的创造者。但小农经济又使得农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分散在广大的缺乏联系的地区里，并很快被普遍贫困的社会经济所吸干。在世界其他封建国家里，国家无力组织巨大的公共工程。古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官道和水渠，都是奴隶制文明的产物。但中国封建大国却通过宗法一体化结构对整个社会的强控制，把农民组织起来完成巨大的公共工程，把财富集中起来造就了都市的繁华。
从秦始皇筑万里长城开始，直至清代中叶，二千年间各种规模宏伟的水利交通事业、城市、帝王宫殿和寝陵，以及寺观，从未停止过建造。月球发回的传真照片表明，万里长城是月球上可以看到的人造工程。这些工程集中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通过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由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完成。成都平原的人工灌溉系统的形成就是一例。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巴蜀人民就开凿江沱，并得灌溉之利。秦代李冰父子又开凿郫江、检江、羊摩江三条人工河流，修筑了造福后代的都江堰工程。西汉孝文帝时，蜀守文翁又“穿湔江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史书称这些人工河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至东汉时，又穿望川原。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修起了便利的灌溉系统，为精耕细作提供了基础，造福于子孙后代千百年。
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之高，在古代世界是惊人的，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非常发达，劳动生产率也是罕见的。远在汉代，我国每年粮食总产量就为三百二十亿斤，劳动生产率是平均每人二千斤。唐代，粮食年总产量达五百九十五亿斤，宋代竟达一千二百八十四亿斤。唐代按人口峰值六千万计，人均占有粮食近一千斤。宋代人口总数争议颇大，就按范文澜的最高估计有一亿人计算，人均占有粮食也达一千三百斤。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水平就低得多。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决定了城市的政治和消费的特点。从中央到地方直至乡里。官僚机构象巨大的神经网络一样延伸开来。它要求有相应的交通联络系统、消费服务系统。从都城到郡县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城市，大多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堡垒——各级衙门所在地，又是封建统治者的享乐场所。中国封建社会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和现在差不多，约占百分之二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山东淄博。唐代都城长安，宋代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人口都达到百万以上。据苏联大百科全书《城市》一书统计，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拥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不下五十个。书中称“在中世纪东方所有城市中，中国的城市人口最多，最繁华，最富庶，最美丽”。另外，欧洲“中世纪城市人数一般不超过五千到一万”，只有科伦、伦敦等很少的城市居民达四至五万。居民人数达十万的，只有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这也就难怪当西方中世纪游客到达伊斯兰阿拔斯王朝首都大马士革，见到该城有五十万人口，就惊讶得瞠目结舌了。宋代东京城内，有一百三十余座寺观祠庙，七十二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子”的民众乐园，一次就可接纳数千人游乐。当时，仅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至七百万石之多。商业的发达表现在行业分工的细致上，南宋京都临安商业达四百多行，有米市、肉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花朵市、卦市……不一而足。据《武林旧事》列举临安城贩卖的市食有四十一种，果子类四十二种，粥类九种，糕类十九种，甚至冷饮也有十七种，名酒五十四种。据记载，当时各酒楼点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
确实，一体化强控制曾带来了古代中国的高度繁荣。但它同时也使这种社会结构荫蔽在一种历史的阴影之中。它把一个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社会结构固化了，使中国封建社会沉浸在一种烂熟的文明中而失去了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它那强有力的控制力量，有效地遏制着新生事物的萌芽。它是一个维护皇帝、圣人、老人、祖宗的绝对权威和古老传统生活方式的社会。在这种强控制的社会结构中，新社会结构很难萌发和正常生长。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脆性和强控制，是形成超稳定系统的重要机制，它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的高度协调，并强力扼杀一切新因素。这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中详细论述这一点。
显然，如果没有中国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社会实行强控制，那就不会有我国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过份谴责这种强控制呢？因为繁荣是要付出代价的。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好不好，关键在于我们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确实，封建王朝在其鼎盛时期的繁荣昌盛，对中古世纪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它也是历次动乱时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重建封建王朝的社会理想。但是，从漫长的历史发展来看，强控制必然带来僵化和停滞。我们以生物进化作个比方。当生物体在发生变异的时候，并不知道变异是否是有利，是否会造成进化。而且，大多数变异都是有害的，它不能确立新物种，又会破坏旧的适应和平衡。但是，是不是因此可以说，物种只能保持现有结构的优越性，而不应变异呢？实际上，发展、进化是符合规律的，生物的进化，只有在发生了各种变异、提供了各种选择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大多数变异被淘汰了，那些适应环境的变异则获得生存和发展。我们不能因为变异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畸形品种，就否定变异的作用。如果没有变异和进化，地球上就可能至今仍是恐龙的盛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各有其特殊规律，我们无意将二者混为一谈。但是，无论是生物还是人类社会，它们只有在发展才有生命力。一个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结构，哪怕它不那么十全十美，甚至有重大的毛病，也比一个看来没有毛病但不能改进自己、不能进步的社会优越。这也许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中国封建大国宗法一体化结构所造成的强控制和脆性给我们留下什么历史教训呢？那就是；真理必须是前进的。法国大数学家、思想家巴斯卡，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前进的事业必须被前进所取代”。放弃对一种似乎是理想的、但不能被改进的社会的追求，是十分痛苦的。近代史上拥有无比创造力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从这一古老的梦中醒来，这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进步！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三章
无组织力量及社会结构的老化
没有一个人长生不老，也没有一件东西永久长存。我们的一生不是一个古老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一条漫长的旅程。
——歌德
3。1历史病：官僚机构及人员的膨胀和腐化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个故事。黄帝与蚩尤在冀州之野决战。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形势十分严重。黄帝使命令一个有制服大雨本事的女儿下凡参战。果然，天女一到，大而乃止，遂杀蚩尤。但是，施展出混身解数的天女自身也被这种本事所毒化，她变为一个秃头旱魃，从此再也上不了天。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深刻的哲理：人们在解决某类问题时，采取一种看来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但对这种措施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却又显得惊人地无知。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建立了控制整个社会的官僚网，有效地控制了小农经济分散性所带来的贵族化趋势，造就了封建大帝国的繁荣，但它也带来了特有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
一般说来，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时，官僚队伍饺小，而且较廉洁，机构效率也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机构和官员越增越多，冗官滥吏就象官僚机器中的废物那样，越积越厚。最后，造成官僚机器生锈、腐坏。
历代官僚数量虽有不同，但有一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胀了数倍至十数倍。例如公元627年，精明的唐太宗省关官职，偌大一个大唐帝国的京都—一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六百四十三至七百三十名京官，外官数量也相应较少。三十年后，高宗显庆年间内外官员膨胀到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名。到元和年间（8O6—820年），文武官吏及诸色胥吏已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如以当时全国纳税户一百四十四万计算，平均每七户就要供奉两个官员。宋朝官员膨胀情况更为惊人，从仁宗皇祐到哲宗元祐四十年间，就外官而论，节度使由三人增加到九人，两使留后由一人增到八人，观察使由一人增至十五人，防御史由四人增至四十二人。其他几类官吏，从景德到元祐八十余年间的增长情况，可见下表；
表2宋景德至元祐年间官僚膨胀情况（略）
根据这个表，我们可以求出这期间仅这几类官员人数平均增加了六倍。明初洪武时，文武官员为二万四千余名，一百年后宪宗时膨胀为八万余名。机构的膨胀也很快。以蓟镇为例，原为一个机构，到神宗时，把边分为镇，一镇又分为三路，各路均设机构。这样。机构为原来的十二倍，设官为原额的二十倍。
宦官系统也是处于不断膨胀之中。洪武初年宦官尚不满百人，明中叶已达一万余人。明古国时，仅宫内阁人就有七万，加上全国各地的共有十万。阉宦自成系统，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为宦官机构服务的爪牙更是多如牛毛。世宗时，第一次就裁革锦衣卫的三万余人，第二次又裁去十四万八千人。
在官僚机构申，吏员（办事人员）一般说来，大约为国家官员的十余倍。东汉时按官制定额，内外文武官员为七千五百六十七人，而吏有十四万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吏约为它的十九倍。唐代官吏总数为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时，其中官员为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吏也为官的二十倍左右。如果王朝初期官员人数在一至三万左右，到本期膨胀数倍达五至十万左右，那么吏员也就相应膨胀为百余万人了。这确实是十分惊人的。
为什么官僚机构和人员会不断膨胀呢？我们知道，宗法一体化结构为了对整个社会实行强控制，没有足够的官吏是不行的。在王朝初期，人口较稀少，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不那么尖锐突出，而且行政效率较高，官吏数量一般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成倍地增长，耕地扩大了，城市繁荣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