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3_10317810_0-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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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强调当前存在感情的表达，故而反应是对“现在此地”的反应。揭穿真实的感情可能对自己或他人是痛楚的。但罗杰斯相信这种痛楚经常可以是成长的产生。然而，如果他知道某人正经历极大的忧虑，他会给此人机会说他已经经历得够多了。罗杰斯同时认为，如果辅导员已形成一个严重的私人问题，在此情况下，最好不要耽搁小组的时间去处理它；或者说，他应从同事或组外人士寻求帮助。
如果小组中有人变得严重混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也许是因为阻抗被拆卸得太快了，引起个人突然唤醒了对他以前防护的自我概念具有极端摧毁性的某物。罗杰斯相信相遇小组有巨大的治疗潜能（虽然，如前叙及的，治疗不是小组的首要功能）。他十分相信小组明智地处理混乱的能力——甚至处理病理学的行为——如果小组普遍工作得好的话。
罗杰斯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辅导员也许会发现不同的方法对他们有效。然而，他警告说，某些方法他认为是不宜于一个辅导员使用的：
1。把小组推动或操纵到一些特别的、但不稳定的目标；
2。强调组员的戏剧化表演：
3。强调组员的互相攻击及持续地坚持敌意的表达；
4。频繁地解释组员的动机：
5。迫使组员从事某项练习或活动，而不给他们一个真正的机会去为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要参与；
6。在小组活动中保持对情感参与的冷淡，并且表现得像一个有能力对小组或个人进行分析的优越专家。
另外，罗杰斯指出，有严重个人障碍的人，不应从事辅导员的角色。
一个相遇小组的典型活动是什么呢？当然并非所有的小组都精确地以同一方式活动，但有一些形式是较为普遍的。
在早期，迷惑或者关于小组应该做什么的忧虑有存在的倾向。未定型的氛围可能对那些习惯于具有明确目标或程序的人比较可怕。经常很难超越表象。那种认为仅仅与一些他人聚在一起谈论脑子中呈现的任何东西，或将个人事务对他人公开化的方式，并不容易为许多人掌握。然而，过一段时间，有些组员泛泛地开始表达其感觉上引起犹豫的行动了。他们可能谈及对环境的反应，他们在那儿的原因，他们让小组朝某一方向发展的愿望，等等。一些组员也许会表达对小组结构缺乏的恼怒或沮丧感，另一方面，也许会压制某个试图成为小组领导的人。随着越来越多的感情被表达，有所保留的人可能会被他人鼓励说出并卷入相互影响；组员持续的抵制积极参与，可能会引起其他保守或淡漠的人的责备。
在中期，有一个向增长的诚实及相互信任的趋势。早期的一些怀疑、无耐心及其他混杂的、否定的情绪开始由小组团结的感觉及对研究个人和人与人之间的体验所替代。组员开始对其自身的体验作出知觉性评语，并对别人的体验变得愈加通情，正是在这个时候成长和提高的功能之真正可能性开始出现。靠处于一种支持的气氛中，在其中自发性和防御的坠落受到鼓励，组员有机会以更清晰、更真诚的方式看待他们自己，虽然在暴露某个长期隐匿的私人问题或矛盾时可能会有极大的不适。同时，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那里得到反馈，也许得到关于他的行为如何被感受及其对他人的影响的独特眼光。一些反馈可能令人不悦，并可能导致焦虑、愤怒或极大的痛苦。然而，组员们有潜能有效地处理这些反应，以诚实的、接受的方式向第三人寻求帮助，发展通情的理解。
在小组晚期操作的到来之前，经常有在组员之间有极大的亲密和支持感，作为分享深层次体验的自然产物。他们已经以不同程度的开放敏感和亲密相处，这些在小组中是独特的。因为或许这是他们成年生活中第一次允许自己和别人以一种直率的、诚恳的方式表达当前的内在体验，他们已经准许自己“做他们自己”，没有伪装和肤浅的社交小节，他们正常地标志了人际关系状况，并且还发现即使当他们最基本的感情被揭示时，他们仍会被他人接受。如果有人让他们不舒服，他们获准说出来；如果他们感到害羞或矜持，他们有机会“走出他们的壳”；如果某个问题或矛盾正在麻烦他们，他们可以“让它从心里消失”。简言之，正统已被卸掉，真我已经露睑而没有消极后果，关于个人体验和人的行为的重要知识已被学到。（当然这里所描绘的图画是一个理想的情景，有些小组比其他小组在获得这些成果上更成功。）
相遇小组应该使其成员的实现增加。在这种强化的小组体验之后他们应该有更加完备的功能，并且在其自我概念和有机体验之间应有更少的不一致。这不一定意味着成就全盘幸福（不管它意味着什么）是目标。小组过程意在把个人开放到新的体验范围，由此树立持续成长阶段。有的成长可能是痛苦的，但是人生变换经常是痛楚的。学会做自我，与他人真诚地相处，并且承认长期抑制的畏惧是可以令人难过和压抑的，同时可以引起不幸福感。
然而，开放地面对自己和世界，发展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独立性和勇气也可以是深深令人满意的、充实的。
罗杰斯认为，研究证明大部分相遇小组体验是积极的。（并非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同意这个结论。）然而，他也是慎重的，他指出有如下短处，其中有些可以由改进过程的程序治疗：
1。疗效倾向于短期寿命的；
2。有时个体可能会留下未解决的问题；
3。一个组员经历一段心理插曲的可能性存在；
4。一个丈夫或妻子，包括在一个小组体验中，可能改变困扰配偶的方式，或者可能带着对另一个组员的非固定的感情离开该小组体验；
5。加入过很多相遇小组的个人可能试图在新情景下“行事”，由此干预自然的小组过程（罗杰斯感到那特别容易发生，如果这些入已经在假冒组里）；
6。地位高的人可能比地位低的人更难于卸下其防御机制——他们可能感到自己不得不更冒险——并且当他们最终去做时，情形可能是相当暴烈的。
显然罗杰斯并非看不到集中小组体验中蕴含的冒险。但是他感到完好装备的相遇小组对保持其有用性是足够有益的。然而更多的进一步研究是必要的，以极为精确地表明即刻和长期范围的小组参与效果。
第四章 卡尔·罗杰斯和人文主义现象学 密切关系
在他1972年的《成为伙伴：婚姻及其选择》一书中，罗杰斯试图描述成功的亲切关系的重要方面。他的方法是现象学的，他着眼于包容在这些关系的那些人的体验，仔细地研究由几对夫妇提供给他的访问及书面材料，他的重点在于婚姻，但是他所说的言外之意也与其他密切的、长久持续的关系相关。他研究的有些夫妻相对的是单配，而另外一些则在性表达上更为开放，一个或双方都有婚外恋。罗杰斯强烈地反对就一桩婚姻中什么最可取持传统观念，他感到多种可能性都存在，而且夫妻应有自由为自己寻找最令人满意和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他收到的访谈和书面材料中，罗杰斯总结出某些他感到重要的、相对不变的、主导成长的关系中出现的因素：
1。个人为关系的变化过程作出的活动，因为相互的扩充被体验到，成长被渴望，结果在此时此地一块儿工作；
2。持久的内在感情的交流，即使有破坏这种关系的危险，以及对对方反应的通情的理解；
3。角色的消解，故而关系中的行为可以自行发展而非由先入的期望决定，如“一个妻子应该”或“一个丈夫应该”；
4。对独立的、强的、单个的自我的发现和分享，每个伙伴都变得越来越确切地知道和接受他的体验。
应该注意到罗杰斯又一次强调了贯穿他著作的熟悉的主题：生活应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而非某种静态的东西，反应是对此情此景的，内在体验要被清晰的感知、表达，通情是重要的，个体应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没必要靠外界强加的标准和价值观生活，个人独特自我的发现和发展对良好功能是重要的。
第四章 卡尔·罗杰斯和人文主义现象学 评述
罗杰斯的治疗方法在其早期阶段叫做“非导向性的”，后来它变成广为人知的（现在仍然是）“来访者中心”疗法。许多心理学家和其他人仍对“来访者中心”一说情有独钟，虽然罗杰斯及其同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采用“个人中心”这一名称。名称改变意在更强地反映人在他的全部情结中是焦点的中心。同时，罗杰斯及其同事想强调，他们的设想是为了广泛适用干人类行为的几乎所有方面，而不局限于治疗情形。个人中心疗法广泛适用性的例子是罗杰斯关于教育和解决冲突的建议，以及他在其他国家的工作室。
他的教育观点追随他的基本设想，即人能够指导自己的人生，如果适应的条件存在的话。他主张教师应该是博学的、提供自由气氛及对个人追求支持的“辅导员”。提供帮助的教师有着像有效的治疗师一样的态度：他是真诚的、接受的和通情的。当学生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发现途径，并被鼓励去实现时，罗杰斯相信真正的学习很可能要出现了。同时，他强调学习应该涉及情感和理念，能够认知地和有感情地反应的学生学得最有效。（罗杰斯的教育观显然与斯金纳的截然不同，虽然两人都希望促进更好的学习。）
特别在他事业的晚年中，罗杰斯投入大量的对在一个受核战争威胁的世界里减少冲突、维持和平的努力（他警告对核恐怖的忽略，如电子游戏所描绘的，把战争和毁灭当儿戏）。（例如，见他的文章《核战：一个私人反应》，《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2年8月，P。6…7。同时在该杂志1984年11月，P。15，有一个关于他在这方面工作的充实报道。）他相信在敌人间建立和平关系的必要条件与在相遇小组中的相似。即，如果敌人可以面对面相会，用一个很长的时期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开放地讨论他们的差异，冲突很可能消退。
如此情景下的目标，罗杰斯指出，是让各方听取、接受对方的敌对态度，打破“我对你错”的模式，让各方聚焦于对方的个人化、人性化特征。他给出的一个现实例子是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前以色列总理贝京的戴维营协议，作为在有利条件下会发生什么的证据，在罗杰斯看来，那种情形的相对非正式，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帮助努力，有关人士的频繁接触，是带来有效交流和更大的共同理解的重要因素。
在罗杰斯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继续表现出将他的方法国际化的持久兴趣。（见《鲁斯特会议》，《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1986年，26期，P。23…45，及《苏联专业人员世界的内部》，《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1987年，27期，P。277…304。这两篇文章又重载于科斯根堡和亨德松编辑的《卡尔·罗杰斯文选》。）在1985年他参与了一个在澳大利亚鲁斯特的4天专题讨论，来自17个国家的50名政治领导、政府官员、作家及其他本土人物与会，着眼于“中美洲的挑战”。加州拉霍拉的人学中心的9名辅导员也参加了小组整体集会，以分组讨论的形式开会。一个主要目的是创造一种气氛，使意见和感受可以自由表达，发展信任，和平国际关系的思想获得泛化。罗杰斯的到会，在降低紧张，打开交流线索，及其与会者个人成长方面取得了成功。他部分地把这些好处归功于辅导员带给会议的“个人中心存在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培养积极改善的气氛。因此，小组及其活动过程中，辅导员所有的深层次信任是重要的，特别有几次当愤怒、尖刻和巨大差异被表达时。罗杰斯注意到身份高的人也渴望亲密、深度交流及个人接触，正如其他人一样，一种个人中心的气氛帮助他们向这些方向移动。
在1986年，罗杰斯和同事鲁斯·桑福（RuthSanford），到前苏联会见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两城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和研究人员。重点是交流人本主义教育，个体化指导和鼓励创造的方法。大型会议举办了，罗杰斯和桑福试图在他们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中维持一种个人中心存在的方式（这包括对消极情绪应像对积极情绪一样开放和接受，允许事情按照自己的步骤发展）。集中小组被允许寻找和采取他们自己的方向，广泛的个人及专业考虑被说出，经常带有强烈的、否定的感情表象，包括恶劣的敌意、诅咒、对其他组员的厌恶。（罗杰斯曾对该组说，他震慑于人们互相交往的方式；这被表达为他的反应，一种在小组过程中形成的持续的感情。）后来，到了第四天，两城的组员在互相听取意见上获得改善．一种联合的情感发展了。从他们会后的评价看，许多与会人似乎经历了重要的个人成长，并获得他人的更多的理解，表现在他们个人和职业生涯两方面。
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和前苏联的经历，加上在其他国家的相似经历，支持了他的信仰，即一种个人中心氛围在不同国度创造了相似的效果：它似乎普遍地培养个人成长，并把一种最终导向更和谐关系的小组过程付诸行动。这种气氛包括先前讨论的三种状态条件（真诚、接受和通情），及对个人及小组的信任一样。罗杰斯在他事业的早年，就承认他的思考是植根于他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一种民主的，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他的个人经历、治疗工作以及研究主要在美国背景下进行。然而，他的确希望，他的思想能具有普遍性。他的目标是发展涉及人类行为的某种基本概念，能够运用于所有人。在他的晚年，他在美国以外的经历表明了向着这个目标的进步。
如果在大量情况下运用的话，从人际关系到国际关系，个人中心方式可能是有益的，但罗杰斯同时看到了使他的观念普遍得到接受的困难。他的著作《卡尔·罗杰斯看个人力量》的一个主题就是，个人中心方法引起“政治”的问题，即它不得不处理权力、控制以及在很多层次上所作的决定；因而，是革命的。既然它是革命的，罗杰斯相信，它就威胁了已建立的权威（专业人士、行政官等等），这些人有意无意地要毁掉它（个人中心方法）。
个人中心方法，无论它存在于哪里，都把人生的控制置于他们自己的手中。根据这一观点，人们能够，也应该被信任作出负责的决定，同时这种情形可以在社会层面发生是可以设想的。罗杰斯认为，个人、小组和组织在存于人身上的力量和智慧被敲击和允许向积极行为流动时，效果最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受益）。虽然社会制度现在可以视为大量指导的运用，并且经常对个人的控制带强制性，罗杰斯主义心理学仍然认为，这在长期过程中，既不健康，也没有建设性，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层面上人们都在起作用，而且不论他们把自己定位于什么角色，他们应该与其内在体验保持联系，应该以接受、通情和真诚的方式与他人相联系。
正如前些章节所关注的，弗洛伊德和斯金纳认为他们的方法有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罗杰斯也把他的理论移出他的理论在其中形成的相对特殊的情形，而试图展示它们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