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7-牛津--历史和文化-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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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丽丝从兔子洞里跌下去之后，她在镜后的国度里经历了一系列梦幻般的画面和离奇的境遇，一切像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只不过比现实生活还要疯狂。全世界的读者都从中找到了童年的情形，也是他们自己的童年。同时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诠释行业，将这个神奇的国度定位在牛津大学。学院墙上怪诞的喷水嘴，教师们的古怪仪式，刘易斯·卡洛尔的同时代人和爱丽丝的生活环境，可以很顺利地解释这一切猜测、神奇、学识界特有的恐怖。如今，从兔子洞到柴郡猫所蹲的树枝，这个神奇的国度在旅游方面比中国开发得还要好。可如果我们像爱丽丝那样对故事中的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的话，那她的冒险故事先得有一个大前提：语言。
“假如这样，就可能那样；若能如此，就会这样；可由于不是这样，也就不是这样的。这很有逻辑性！”刘易斯·卡洛尔，这位伟大的语言艺术大师，瓦解了语言和逻辑的规则。成人世界的习俗在不断的视角更换中解体了，荒谬则占据统治地位，而日常生活成了奇异王国。“让我们做得好似乎是这么回事”—爱丽丝在那个虚幻世界里不断地尝试新的角色和新的讲话方式，寻找她的真实身份。因此你也可以将她的冒险当做一系列口试和对教授的讽刺模仿来阅读，从脑袋长得像鸡蛋的矮胖子到趴在蘑菇尖上教育爱丽丝的毛毛虫—一个行动怪异的导师。另外，出生在牛津的女侦探小说家P·D·詹姆斯从小就想知道，矮胖子是从墙上掉下来的还是被人推下来的，是意外事故还是犯罪行为？
刘易斯·卡洛尔使牛津变成了荒谬和幻想的世界。一个世纪之后，托尔金让他的霍比特人从那里蜂拥而出，而刘易斯·卡洛尔带我们穿过一只挂衣橱直接进入了幻想王国。教授小说里的那些奇花异草也是从学院的日常生活闯进幻想，闯进潜意识和童年的神话世界。牛津幻想传统中最新的例子是儿童书籍作者菲利普·普尔曼，他毕业于埃克塞特学院。《北方的光》，《他的黑色物质》三部曲的第一部，其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牛津，也就是在乔丹学院。这个学院自中世纪以来，其中的树木枝繁叶茂，枝叉纵横，像地下交织生长的菌类。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5节 文学的牛津（2）
1879年春天，年轻的牧师和诗人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从牛津出发，逆流而上前往戈德斯托夫。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进行过一回这一传统的泰晤士河漂流了，像他之前的很多人一样。因此，目睹河边被伐倒的树木让他备感痛心，旅程返回后他马上写了一首“致宾塞的杨树”的挽歌，而且义愤填膺，用尽所有的音节和词汇控诉这件可恶的事情：“我亲爱的白杨，你们稀疏的枝条被屠戳了／闪耀的阳光也被屠戳或扑灭，埋入落叶／全被伐倒了，伐倒了，全被伐倒了。”霍普金斯是圣阿洛伊修斯修道院的神父，当时他作为耶稣会会士，置身于牛津的反基督教的氛围之中，他和著名的前任神父邓斯·斯科图斯一样感到孤独无助。他献给他和他的城市《灰色美》—一首十四行诗，是表达最微妙的牛津诗篇之一，它的起首诗句似乎被钟塔的变换的钟声本身震动了：“钟塔的城市和钟塔之间的繁枝／布谷声声，钟声密集，云雀迷人，马儿轻步，河流环绕……”
当时牛津的赞誉声也像汽笛声一样飘过了大西洋。自从华盛顿·欧文1831年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头衔以来，几乎所有19世纪重要的美国作家在他们的欧洲之行中都会在牛津（和斯特拉福德）停留。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纳撒尼尔·霍桑、赫尔曼·麦尔维尔、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他们纷至沓来，欣喜若狂。麦尔维尔1857年写道：“古老的珊瑚礁，被绿色的波浪冲刷着，座座礁石露出水面，这就是牛津。”他赞美草地（“像台球桌的绿色台面一样柔软”）和僧侣制度的改革：“正如修道院骑士是僧侣和士兵的一种结合一样，这是僧侣和绅士的结合。”牛津成了渊博学识的田园牧歌，农家风情的学院生活，对那些来自新大陆① 的作家们看来，这就是欧洲文化。尽管爱默生也注意到了，这些学院是“上等阶层深造的学院，不是供穷人上学的地方”，但这和君主立宪制一样，是英国特有的。面对美国大学生和游客越来越崇拜牛津的现象，马克斯·比尔博姆写道：“美国人完全有存在的权利，但他们应该避免在牛津动用这种权利。”即使这种挖苦也无法阻止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为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冠以牛津教育的形象。
亨利·詹姆斯是典型的英裔美国人，他的有关其同胞偏爱牛津的描写无人能及。他说他的同胞们在那里找到了科学和情感、虚荣和轻浮的统一：“牛津使劳动变得可爱，使闲暇有了尊严。”在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一位虔诚的朝圣者》里，亨利·詹姆斯描写一位病入膏肓的美国人瑟尔再次回到他的母校的情景。瑟尔对陪伴他参观牛津的朋友讲道：“我相信，欧洲没有别的地方能令我们野蛮的心灵如此深感钦佩的。”他们认为学院的园林是“英国最美丽的，是英国制度最成熟最甜蜜的果实……在那里，你可以永远躺在草地上，而且幸福地相信，整个生活就是一座古老的英国的大花园，时间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可这田园诗般的画面是不是一个假象呢？当瑟尔在牛津去世之前，他不禁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是一个幸福的谎言吗？”
1975年，美国作家詹姆斯·布利希被埋葬在霍利威尔公墓，瑟尔也埋葬在这里，他或许可以从地上欣赏到上面美丽的大草坪。和亨利·詹姆斯一样，布利希在英国定居了下来，成为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主要是由于参与创作《星球大战》系列而出名的。但这位出生于新泽西的牛津迷1964年也创作了一部关于罗杰·培根的传记式长篇小说《米拉贝利博士》。据说，这位13世纪的方济各会学者，他的实验室曾经设在福利桥上的门楼里，他的试验轰动了全欧洲，而且他预见了火药和飞机的发明，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世纪的科幻小说主人公。
1895年，一部震撼了牛津神话的长篇小说问世了—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那是一个局外人的故事，裘德·福莱想走出黑暗前往光明，步入“学者的天堂”。他从贫困的家庭出发，走出乡下，前往克利斯敏斯特（意指牛津）学习神学，但所有的学院都拒绝了他，包括比伯利奥学院（意指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裘德—“一个好学但没钱的人”，像他这样既没钱又没有关系，在当时的贵族大学里是没有机会的。最终，他成了一名石匠，修补着隔断他求学之路的墙壁，直到早早地离开人世，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这是一部现实小说，主人公来自工人阶层，死于贫困交加，偏偏又是死在牛津，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末的崇尚成功的社会里，这部小说开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因为《无名的裘德》破坏了一个民族神话。之后过了很久，在大学改革之后，哈代才在牛津受到尊敬（1920年他被授予名誉博士头衔）。今天，在他的小说主人公生活的耶利哥有一家以裘德命名的酒馆；1996年，迈克尔·温特博特姆以凯特·温斯莱特为主角改编的电影《骚动的心》① 也引起了轰动。
哈代的小说属于牛津小说（Oxford novel），它是19世纪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特别受欢迎的类型。这类小说主要描写一位大学生通过一系列的精神和道德的挑战打通生活之路，通常是“放荡者的进步”而非“天路历程”，而牛津及其各学院则构成了以赌博、酗酒和女人为主的跨学科的情节背景。威廉·萨克雷的《潘登尼斯》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书中的主人公阿瑟·潘登尼斯虽然在圣鲍尼法斯学院（意指彭布罗克学院）失败了，但作为势利鬼他有着牛津人的特有风格：在见过食堂里低层次的人们之后，这位年轻的潘登尼斯先生喜欢上了洗香水浴。
对社会精英的神奇世界的这些描写深得读者们的青睐，尤其当时牛桥还是一个特权者的领地。这些学院具有俱乐部和乡村别墅的气息，只是更为古怪，有独特的接收仪式、服装编号和暗语。校园小说就像对偏僻的高原部落的报告一样讲述了这些奇特的仪式。根据1989年的一篇论文的统计，共有533部长篇小说全部或部分发生在牛津。从爱德华·布拉德利的《弗丹特·格林先生的冒险》（1853~1857年）直到伊夫林·沃的《重访布赖兹海德》（1945年），这种类型书籍的流行一直没有中断过，就连朱利安·巴恩斯的禁令也不管用—20年内禁止写作发生在牛津和剑桥的小说。
可是，牛津小说再精彩也比不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其他人只是写写而已，他却是一生都在体验写作。作为莫德林学院的学生，他表现得就像一个艺术家，杰出的美学家。他的学院房间里摆满孔雀羽毛、百合花和希腊的裸鼻雀标本。他在学生时代有一句名言：“生活在我的蓝色瓷嚣的高水准上，让我一天天越来越觉得难受。”这句话马上就在社交场合流传开来了。奥斯卡·王尔德完美地掌握了牛津最重要的美德：有趣，而且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在4年的学院生活中，王尔德创造了他的警句、艺术家姿态、幽默、吸引力，还有看似并不费力的传统教育。他的偶像是佩特·帕特尔—布雷齐诺斯学院的院士，前拉斐尔派成员们的朋友。帕特尔著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读物成了王尔德一代人的美学圣经，但帕特尔也向学生们推荐柏拉图的作品。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有关理想国家的思想，从为男性美的辩护、娈童之爱中获得鼓舞，似乎这些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梦想是正确的。奥斯卡·王尔德曾赞美一位长跑运动员道：“他的左腿是一首希腊诗歌。”如此轻浮地对待古代的和自己的同性性欲，招致了他的同时代人的非议。他后来有一回拜访莫德林学院时遇见的一位年轻的牛津人“是如此具有希腊美，宛如玉树临风”。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又名博西）对王尔德的爱情招致了诗人的灾难。比博西的人品更糟糕的是他的诗句，但其中一首出了名，而且在审判王尔德时它被引用了：“我就是那不敢讲出名字的爱。”1895年，王尔德在老贝利法庭里的辩护词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注意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牛津的唯美主义者和同性恋爱之间的联系。两年后他在《狱中记》里做了痛苦的总结：“我一生中有两个最大的转折点，一是父亲送我去牛津上学，二是社会将我投入监狱。”
马克斯·比尔博姆和他的榜样奥斯卡·王尔德一样，也研究古典语文学，但未敢参加考试。当他1890年来到牛津大学时，他抱怨说，牛津“有点像美男层出的曼彻斯特”，到处是难看的电车和新建筑，还有一种“习惯的骚动”。这位“无与伦比的马克斯”（萧伯纳语）在他漫长的余生努力做个花花公子，努力想让自己一直显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似的：“我是一个谦虚、好心肠的小伙子。是牛津让我变得叫人难以忍受。”另外他还创作了近2 000篇漫画、杂文、小说和一部受到过高评价的长篇小说，就是以他那个时代的牛津为题材的畅销书—《朱莱卡·道布森》（1911年）。
小说讲道，朱莱卡来牛津拜访他的爷爷—尤达斯学院（意指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这位美女貌如天仙，就连谢德尼剧院里古老的石像见了她也会额上冒汗。所有的大学生见了她都频频回首，包括那位傲慢的多尔塞特公爵。由于她不答应任何人的要求，因而参加撞船比赛的全体队员纷纷跳进河里，为朱莱卡集体殉情。这是一部牛津的讽刺作品，一首讥讽19世纪末花花公子崇拜的挽歌。如今比尔博姆辞藻华丽的小说，一部爱德华时代的模仿作品上已经积满了尘埃，就像兰多尔夫酒店里张挂的奥斯伯特·兰卡斯特的“朱莱卡”绘图一样。
“你们中的一些人来牛津是为了捕猎狐狸，另一些人是为了穿那极其宽大、极不寻常的外套，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替他们的学院划船，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以后有份好工作。”在康普顿·麦肯齐的长篇小说《险恶的街道》（1913~1914年）里，一位学院院长在第一学期的迎新致词里讲道，而这部小说的第三部分发生在“如梦似幻的尖塔”的城市里。对牛津的崇拜和英国式的爱国主义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麦肯齐告诉他的学生主人公迈克尔·凡奈，他说他坚信，“牛津最杰出的人才就是英国最杰出的人才，英国最杰出的人才就是人类最杰出的人才。”麦肯齐是在莫德林学院读的书，那也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学院，1925年，后来的宫廷诗人约翰·贝奇曼也住进了这里华贵的房间。
当时有两类大学生，大力士（hearties）和文艺爱好者（aesthetes）。大力士们划船、喝啤酒、系学院的领带，所到之处总是一片混乱。贝奇曼和其他读书人则属于文艺爱好者，他们系前卫的真丝领带，蓄长发，“永远不清楚学院的体育场在哪里”。艾赛亚·伯林男爵回忆起文艺爱好者阵营的一位同学，当他问对方属于哪所学院时，那位同学回答说：“亲爱的，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唯美主义者们在乔治·艾尔弗雷德·科尔克霍斯特那里喝雪利酒，乔治是一名西班牙语讲师。他们称他为团长，团长的脖子上用细线挂着一块糖是“为了使他的谈话更甜”，而且他戴着一只小助听器，这是“为了听到优秀的评论”。约翰·贝奇曼男爵的诗体回忆录《钟声的召唤》（1960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英语抒情诗集之一，描写了牛津辉煌的20年代，它的年轻文学家、日渐衰老的花花公子和没完没了的香槟晚会—“因为生活就是午餐，自始至终都是午餐”。
百万富翁和艺术赞助者爱德华·詹姆斯也属于贝奇曼的唯美派圈子，他又名加尼迈德，这名字取自宙斯用做掌酒官的那位美少年。詹姆斯将基督教堂学院里他的套房屋顶粉刷成了黑色，用银色丝绸做墙布。于此同时，在隔壁院子里，作家W·H·奥登在从事“严肃”（serious entertaininig）的艺术。奥登讨厌阳光，所以他在幽暗的房间里招待他的诗人朋友斯蒂芬·斯彭德、路易斯·麦克尼斯和泽西尔·戴·刘易斯，这些人当时都在牛津学习。奥登身穿特别宽松的黑色男礼服，同他们一道起草马克斯主义世界革命的基本特征，朗读他的诗作。1956年，这位“奥登帮”的领袖返回牛津大学担任诗歌教授。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6节 文学的牛津（3）
论起行为古怪的人来，没有人比得上奥登的同学哈罗德·阿赫顿。他的战斗口号是“回归红木”，而他的房间被漆成了橘黄色，他则站在阳台上，手拿一只喇叭对着基督教堂学院的草地朗读艾略特和他自己的诗作。当时，凡注重自身形象的人，都肩背哈罗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