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4-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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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其实在他任户部尚书时，反对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和中美合资开办银行的行为中，就已显出端倪。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二百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修筑津通铁路的计划，遭到了翁同龢等人的反对，而被迫搁置，嗣后慈禧让大臣和封疆大吏们发表意见，最后接受张之洞的折中建议，改筑芦汉铁路。
这是在晚清政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极力反对这个计划的是被人们看好的翁同龢。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这个事情不仅意味着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意地掣肘李鸿章，暴露出政客的丑陋的一面，而且也充分说明，他对工业文明的认识是多么的短视。
一个着意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应该具有远见卓识，更不能泄私愤，公报私仇。在认清天下情势，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他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臣，如刘坤一、刘铭传、张之洞、李鸿章，甚至也不如盛宣怀。联系到他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开缺回籍时，才第一次坐火车，就可以看到翁同龢的这种思想倾向。
在一个封建土壤深厚的社会中，要想实行与小农经济截然相反的举措，哪怕是明显的、不需要更多论证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东西，也都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克服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阻力。在复杂的晚清政坛上，如何达到目的，做好这样的事情，把阻力减少到最小程度，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比任何人都明白关键所在。就在这次铁路风波发生以后的第二年，由李鸿章提供机车，醇亲王在西苑内沿着太液池边修筑了专供慈禧使用的、只有两千三百多米长的西苑铁路。西方物质文明的明显优势，让慈禧大开眼界，正是这类活生生的西方文明的现实教育，使得慈禧在铁路风波中作出最后的裁决，谕令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总理衙门，正式筹筑芦汉铁路，尽管延误了一些时日。
相比而言，如果说翁同龢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有着哪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肤浅的、只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想，他都会站在积极进取的一方，而不会打横炮。
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四笔》卷八中，记录了另一则有关翁同龢的故事，名为“张之洞与翁同龢交恶”：“文襄（张之洞谥号文襄）之于文恭（翁同龢谥号文恭），交恶可谓深矣。实则文襄外任，好大喜功，滥借洋债，开各省之先声。文恭时任先农，力为裁制，全属公谊，原不失古大臣风度。文襄引为私憾，极力诋斥，殊失和衷共济之雅量矣。”
立场显而易见，作者是一个站在农业文明角度看问题的旧文人，认为翁同龢全属“公谊”。难道张之洞搞建设却不是“公谊”？在开展洋务运动着力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而朝廷又财力匮乏时，商借外国资金为我所用，不能说是一个坏办法。但翁同龢不仅不给予积极支持配合，反而“力为裁制”，可见有问题的不是张之洞而是翁同龢。即便排除有意掣肘涉及道德品行的因素外，至少可以说明翁同龢对于搞工业建设的认知能力是多么缺乏。
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往往一件事一句话就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灵魂和人格。
在朝廷政治权力的争夺中，下赌注力主与日本开战，翁同龢多少是打着为朝廷社稷的旗号，私下里与李鸿章等人展开不同政见和权力的较量。在慈禧和皇上两个矛盾之间，他小心翼翼地走着钢丝。一方面，他本人及其父兄深受太后恩宠，不断被提携，继而让他辅读皇帝，在内庭行走，这层关系翁同龢不会不懂；但究其内心，他无疑是倾向自己的学生的。皇上年轻，来日方长，从封建正统的礼教上认定，皇上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君主，而太后垂帘听政是夺情之举。自己是皇上的老师，在旦夕相处的岁月里，除了师生情谊还多一层相互慰藉的慈爱之情。他能造膝独对，甚至还能争辩几句，对皇上产生影响。在西方各国公使要求改革觐见皇帝的礼仪，九五之尊的光绪皇帝都以为可以“曲从”时，翁同龢偏偏表示不同的意见，每每在这些问题上顶撞天子，做出忤逆的举止，可见翁同龢的心高气傲扩张到了什么程度，表明了他事事处处不遗余力维护封建礼仪，自觉恪守旧礼教和旧道德的内心世界。但在杀伐决断的慈禧那里，他绝不敢放肆，除了感受太后的威严，唯唯诺诺，尊旨照办外，不可能有任何言行和举措影响太后。
他决不会做出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的乱臣贼子的行径，但不能说他没有以皇帝老师的资格取得对朝廷政务的话语霸权，一个潜在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心理情结。
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决策集团外的一种引为巩固自己朝内朝外地位的政治力量，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相应的一整套的实施办法，这是什么样的导师呢？
康有为一向好作大言，撒谎、吹牛而且不脸红。他拉上当朝的一品大员，又是皇帝的老师，显然是拉大旗做虎皮，谬托知己，暴露出非常庸俗的一面，其后他甚至杜撰出翁同龢亲自登门拜访他的假话，让后人费了不少功夫才澄清。
变法其实是翁同龢的被动选择，他没有变法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才能，他援手于康有为，如同当年拔擢张謇和文廷式一样，不可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制度创新的高度去对待变法。说句很刻薄的话，这其实是他在甲午海战失利后的又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政治博弈。他可以用儒家的经典著作和典章仪礼来培养造就一个合格的封建小皇帝，但不可能用放眼世界的目光去引导年轻的统治者，让光绪从农业文明的土壤中走出来，变成适应新时代的接班人。
他是光绪明定国是诏的起草人，但不能据此说他就是变法的决策者。“国是诏”只是变法的一个信号，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从教育入手的公告，而不是一个具体实施变法的纲领和一整套方案的不可或缺的开篇部分。如果说，在他被开缺之前，也就是在明定国是之前和之后，对于朝廷改变有关国家命运的决策是非常审慎和认真的，那他就应该有相关的时间表和起码的步骤程序。遗憾的是没有，只见皇上匆匆忙忙地在一百天的时间里，
接连不断地下达一百多条变法圣旨，而不问可行不可行，如何落实和实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作为皇上的老师，我们完全可以问问，他是如何帮助运筹帷幄的呢？
一个军机处的实际领班、一品大员、皇上的老师，如此轻松地成为“维新导师”，岂不是过于滑稽了？
他实在是个旧文化意义上的传统知识分子而已，还是一个对工业文明不怎么热心的官僚。是历史成全了翁同龢，让一个本是传统意义上的旧知识分子，在他力图改变自己处境的时候，不经意间选择上了维新变法的码头，而为后人所认识、称道。
对于这一点，从他革职编管后直到1904年去世时止，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可以看出来他至死心里都在想什么、希望得到什么。他关心的是皇上的处境和安危，是如何洗刷与维新派的关系，而没有从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执着于改革的信念，矢志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政治选择，对维新失败发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叹息和焦虑。在这方面，他不如康有为、梁启超远矣，更无法与孙中山相比。
是不是有点苛刻了翁同龢？
戊戌五月，翁同龢自北京回到家乡常熟，不久就乘船至江西他的侄子翁曾桂处，八月回家开始做久居的打算。他在《安宅记》中有如此记录：“戊戌八月归自江西，久赁屋于塔前为栖身之所。国事方殷，忧怀如捣，遑敢作身家计，然亲戚往来，见闻杂睞，不可弗记也，故书此册，庶几焚香告天之意。是月二十五日，松禅老人记。”
得知光绪被囚、太后复出听政，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大事不好，“忧怀如捣”变成了方寸已乱：“臣在江湖，心依魏阙，益战栗罔知所措也。”
维新运动被慈禧腰斩以后，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一场全面的复辟在全国展开。九月的一天，风雨如晦的夜晚，翁同龢夜不能寐，吟诵了一首七律：“春申浦畔子胥祠，正是山寒木落时。四裔竟将魍魅御，寸心惟有鬼神知。老韩合传谁能辨，刘李同官莫漫疑。此去闭门空谷里，会须读易复言诗。”
在这之前，惨案发生在北京的时候，时值阴霾满天、风雨交加。严复恰在北京，目睹了这一切，他无比悲痛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相同相似的自然景况，面对的又是相同的政治风云，没有参与戊戌变法的局外人严复却执着于中国的改革，发出“莫遣寸心灰”的坚定誓言，而参与这个历史事件的政治家，却从此“此去闭门空谷里，会须读易复言诗”，在被迫远离政治改革的漩涡外，个人的思想和思考都在遭受挫折以后统统关闭，而转向了从前所熟悉所乐道的传统文化之中。他隐居在瓶庐，就是躲进了一个封闭的螺丝壳里，蜷缩起身子，等待慈禧的加罪，也盼望着昭雪。
他依然是一位恪守封建道德的臣子，他的“忧国如焚”仍然没有脱离人臣忠君爱国的范畴，所有的企盼和焦虑是自己的学生光绪皇帝的安危，是慈禧的一举一动可能加诸他的迫害程度。直至临终，他所盼望的东西都没有如期而至，政治生命彻底结束，失望和愤懑交织在一起，啃咬着他的心灵。慈禧对他十分痛恨，诏书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时，加了一句十分刻薄的话：“以为大臣居心险恶者戒。”在慈禧的眼里，这位昔日倚重的大臣，在甲午战争和引导年轻的皇上走改革的路时，有着更多个人利益考虑的阴暗心理，而绝非出于公心，是值得让所有臣子们引以为训的反面教材。从以后翁同龢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包括与朋友书信及填词作诗以明心志的情况来看，他是很在意这句来自最高指示的道德批判和恶毒诅咒的。
至此，慈禧太后对翁同龢已经完全没有一丝好感了，即便日后不久其他涉案变法的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平反起用，而对于翁师傅却坚决不宽容。翁同龢至死也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任何形式的抚慰。这怎让翁同龢心安而不耿耿于怀？翁同龢也明白了这一切，彻底失望之余，他仍然以一个削籍大臣的身份写了一份遗折，极尽孝忠之能事。他是带着死不瞑日的无限悲伤离开这个世界的。
翁同龢于1898年世纪末被逐出政治舞台，于1904年世纪初在家乡病逝。他被一个旧的世纪所抛弃，也没有机会被一个新的世纪所接纳。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关于翁同龢的说法太多，有些甚至大相径庭，对于我们关注时代变革、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的重建和道德皈依，却不能不说事关重大。
唐圭璋与《沁园春·雪》
？ 曹辛华 郑伟丽2001年11月14日至16日，由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文学遗产》杂志等学术团体和单位共同发起，江苏古籍出版社协助主办，“唐圭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与会。在研讨会中，词学家曹济平教授作为唐老生前的助手，披露了唐老1945年被中央大学解聘的内幕。1945年秋天，毛泽东主席由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当时柳亚子向他“索句”。毛主席遂将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相赠。同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根据几种手抄稿首次发表此词。重庆《大公报》、《新华日报》等也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山城。其后柳亚子等人的和韵之作也纷纷涌现。这就惊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急于物色文人填词攻击。当时唐老正执教中央大学。有人找到唐老，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与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唱反调。唐老不愿意，遂找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问计。陈中凡也主张他坚持不写，甚至连拖延之辞都不能有。于是，唐老回绝此事。逼唐老为“佞词”者为易君左，当时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专员，又任《时事与政治》杂志社社长，曾相继写《沁园春》和《再谱沁园春》，来“围剿”毛泽东咏雪词。唐老谢绝易氏之命令的信函迄今仍在。据张曾泰先生所藏《名家书简》（万象图书馆民国三十八年二月版）可知此事发生于1946年6月。信中唐老写到：君左仁兄：前在校时曾奉六月十六日手书，嘱为《中国之词》一文，本拟勉应遵命，奈系务（师范学院国文系归并中文系）及新生考试事先后萦心，遂致不获稍握管，有负雅望，慨歉奚如。今小休此间，如可宽假时日，当及此补过也。
匆复并颂著安
法治、法律国家和法律
？ 袁传旭
法治不是具体的法律，它反映的是一种原则、一种理念。哈耶克对法治作了这样的阐释：“法治不是一种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而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亦即一种‘元法律原则'（或‘超法律原则'）或一种政治理想。”因此，法治的内涵不只是依法而治的问题，它首先关注的是规则，确立人类社会是由规则而不是由人统治人的生活，并且人的社会行为必须遵循一般性原则，它是最高的法律，是人类一切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次，要求社会依据符合一般性原则的法律进行治理；第三，法治原则针对的是政府，它要求政府的运行必须在制度的框架内，政府只有权采取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行动，任何行使权力的国家机构，不管是行政、立法还是司法部门都须如此。因而，法治意味着有限政府。法治强调的一般性原则最根本的是自由原则，如私有财产、私人领域、交易和契约的自由，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等人的一些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每个人天然拥有，并只保留在个人手里，任何组织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