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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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г�1939年9月4日接到了下述命令：“根据领袖这里指希特勒的指示，目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客船采取敌对行动，即便它采用护航编队也罢。”
由于这个命令，就使客船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因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客船若采用护航编队航行，就可立即将它击沉。
对所有法国的舰船，也指示要给予特殊的对待。1939年9月3日，潜艇接到命令：“法国宣布从17点起它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我方所有对敌行动，包括对敌商船的行动，暂时只能是防御性的。”
1939年9月6日，潜艇接到了比上述更为严厉的命令：“德法之间的局势还没有明朗。我方的对敌行动，包括对付敌商船的行动，只能是防御性的，对发现的法国商船不要阻拦，严防与法国发生意外的冲突。”
由于这些命令，任何一艘法国商船受到的待遇甚至比任何一艘中立国家的商船受到的待遇还要好；因为根据捕获法的规定，潜艇可对中立国家的商船进行拦截和搜查，在它运载禁运品的情况下可将其俘获，甚至击沉。根据1939年9月6日的这个命令，潜艇艇长在拦截每一艘商船之前必须确定该船不是法国商船，如果是法国船，他就无权进行拦截。这对他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尤其是在夜间更是如此。
所有这些命令都严重地限制了潜艇的作战行动，同时对潜艇艇长在采取每一个行动之前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的责任更大了。此外，这意味着潜艇面临的危险性也更大了。为了能准确判断所发现的目标，潜艇在白天不得不较长时间使用潜望镜，这样就容易暴露自己。夜间，位于敌舰船附近危险区的潜艇为了识别目标经常延误攻击时间，甚至顾不上抓住最有利的战机，迅速采取行动来应付瞬息万变的情况。
这些命令是希特勒下达的，因为他想让西方列强单方面采取敌对行动，尤其希望避免真的扩大同法国的战争，尽管法国名义上已经宣战。直到这个希望完全破灭，他才于9月底撤消了束缚潜艇对法国舰船采取行动的命令。
同样，海军总司令部的海战指挥部对前面所述英国采取的各种违背伦敦潜艇议定书的措施所作出的反应也是逐步的，谨慎的。随着一系列命令的下达，对潜艇战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也逐渐减少了。最初下达了允许潜艇使用武器对付装有无线电设备、闭灯航行或有武器装备的商船的命令，接着又下达了允许潜艇攻击每一艘已发现的敌舰船的命令（作为对英国下达的其商船应撞击德国潜艇这一命令所作出的反应）；直至后来宣布了作战区，开始只限于局部地区，从1940年8月17日开始包括了英国周围的全都海区。在这些作战区，德国可以对任何舰船不事先发出警告而实施攻击。
可以肯定，起初德国海战指挥机关对执行伦敦议定书中的国际法条款是非常谨慎的，后来由于对方破坏了这些条款，我方才不得不逐步放松直至最后取消执行这些规定详细介绍海战法和国际法在这方面的发展过程的资料有：（1）已退休的海军审判员克兰茨比勒的辩护词，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17卷。（2）赫伯特·佐勒尔的《潜艇战和国际法），见1956年9月《海军评论》杂志副刊第1期。（3）海因茨·格尔德黑尔姆的《海战法中的作战区》，见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论文集，慕尼黑，1952年版。。
由于这些变化和下达关于潜艇实施经济战的命令，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因此，这些事情都是海战指挥部同外交部、国家领导共同协商决定的。与英美给其潜艇部队下达的作战命令相比，德国的有关命令在政治上已相当克制了。如1940年4月初，丘吉尔对斯卡格拉克海峡的英国潜艇下令，昼间对所有德国舰船、夜间对所有舰船均可不事先发出警告而实施攻击。这个命令规定的攻击目标范围大大超过了德军命令中规定的范围。从那时起，甚至夜间在这一海区开灯航行的中立国商船也被英国潜艇击沉。1940年5月8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的声明。
随着1941年12月7日对日战争的爆发，美国也立即宣布整个太平洋为作战区，并在那里无限制地实施潜艇战。由此可见，美国的所作所为走得有多远，而且又是多么不顾政治影响。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在1946年5月11日在纽伦堡法庭对作者的诉讼中明确而坦率地陈述：“为了便于对日作战的指挥，特宣布太平洋地区为作战区。海军部部长于1941年12月7日下令对日本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108…111页）
于是，我作为前线指挥官，从海战指挥部那里得到了上述逐步下达的关于我方出于政治原因而实施潜艇战的各种命令。随着这些命令的下达，我们逐步废除了伦敦潜艇议定书中的有关规定，这完全符合我的心意和要求。由于敌方违反了潜艇议定书的规定，使我们的潜艇面临的危险日益增大，我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认为应该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规定。
即使撇开上述情况不谈，我当然也得服从海战指挥部下达的每一项命令。尽管如此，纽伦堡法庭却认为，潜艇部队司令应对根据这些命令而实施的战争行动负主要责任。
鉴于英国方面在和平时期就已经给其商船下达了一些不符合商船特性的指示，以及考虑到英美在战争中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潜艇战所作的一些规定，纽伦堡法庭并没有因为对德国潜艇战提出的控诉而对我判罪。
从1939年9月3日至1940年2月28日，德国潜艇按照捕获法和上述不断更改的命令，总共击沉199艘商船，总（登记）吨位达701；985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15页。
B。 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无限制的袭击：
根据和平时期的经验，在这方面可望取得很大的战果。因此，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我又反复地进行了试验，把多艘潜艇组合成群，采用和平时期演练的战术来对付护航运输队。1939年8月19日在潜艇起航时，我事先已将第2、第6潜艇支队司令另外随艇派遣到海上，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们充当必要的下级指挥官运用狼群战术指挥潜艇实施攻击。
事情的真实经过如下：
10月上半月，船厂有9艘潜艇可完工投入使用。我相信，战争开始后我们所盼望的那种机会终究会到来的。
关于这一点我在1939年10月1日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上写道：1939年9月19日，潜艇部队指挥官改名为潜艇部队司令。
“我方形势的特点是可供使用的潜艇数量少。
“鉴于敌方以护航编队的方式行动，我认为不宜将潜艇以单艘为单位分散在很辽阔的海区。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拦截敌护航运输队，并利用现有的少量潜艇集中力量将其歼灭。但在辽阔的公海上搜索敌护航运输队并非易事，因此，我方必须将兵力集中部署在敌海上交通线必经的海区——英国的西南部海区和直布罗陀海峡附近。
“英国的地理位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进军路程较近。但是英国近海基地多，戒备森严；在目前这个季节，估计那里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也是不利的。直布罗陀海峡的缺点是路途远，但由于德国潜艇的进军航线与商船的航线在那里相交，因此在那里很可能会有所收获。直布罗陀海峡的另一优点在于它是海上较大的交通枢纽。那里的气候条件比北方可能好得多。敌人只能从直布罗陀港和卡萨布兰卡港派出兵力对直布罗陀海峡进行警戒，根据我们手头掌握的少量情报来看，敌人进行警戒的目的主要是维护海峡本身的安全。
“因此，我决定派遣潜艇部队去袭击直布罗陀海峡的交通线。
“实施方法：参战的潜艇越多，攻击的突然性越高，就越有把握取得较大的战果。潜艇是在数天之内分批出动的，它们首先占领了爱尔兰西南的一个作战区，根据迄今为止击沉的舰船数量看，该海区一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作战区。所有潜艇到达该作战区后，便在那里待命，等潜艇部队司令根据当时的情况下达起航的命令后再继续前进。作为大西洋潜艇群司令的哈特曼海军少校乘坐在U…37号潜艇上，以便在袭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实施必要的指挥，如果他认为在直布罗陀海峡作战成功的希望不大，他有权指挥潜艇变更部署，到离敌人基地稍远的地方，沿西班牙…葡萄牙的西部近海航行，只拦截南来北往的敌商船。”
但是，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因船厂误期、损失和执行特殊任务的潜艇就占去6艘，这样就只剩下3艘潜艇可用于对护航运输队进行协同作战。10月17日，这3艘潜艇在作战中取得了战果，共击沉3…4艘商船。由于鱼雷故障，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其中一艘潜艇因鱼雷耗尽，只能撤出战斗返航，另外两艘潜艇也与有飞机掩护的敌护航运输队失去接触。
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初，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常常因为可供使用的潜艇数量不足，而未能在公海上对护航运输队进行拦截和协同攻击。这足以证明，备用潜艇数量太少，以致于不能集中足够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因此，我决定暂时把刚出厂的潜艇一艘又一艘地派到大西洋去。直到1940年夏，才得以重新开始潜艇的协同作战。这种战术取得了重大战果，例如：1940年10月在两天之内敌3支护航运输队中就有38艘舰船被击沉。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
1939年10月初，虽然我们的潜艇数量较少，但我们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袭击敌护航运输队所取得的战果表明，潜艇是能够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斗争的。在上述战斗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指挥官乘坐潜艇在海上进行战术指挥并不安全，而且也没有必要。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中也得到了证实。如果指挥官为了能在水面指挥作战，而位于敌护航运输队空中掩护兵力有效活动范围之外的海域，那末他就发现不了护航运输队，也就不能得到足够的“战场感性认识”。如果靠护航运输队近一些，他就会象其他任何一艘战斗潜艇一样处于不利的防御状态中。再说在战斗潜艇数量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再专门指定一艘潜艇担负指挥任务，如果这样做对于保障作战成功并非绝对需要的话。况且本土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下级指挥官负责潜艇新人员的训练工作和做好赴前线参战潜艇的准备工作。
根据海上实施战术指挥的上述不利因素，得到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在本土也许能够担负对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全部战术指挥任务。这项任务主要是：将各个情报部门提供的敌情资料通报给海上所有潜艇，以纠正他们所得到的不确切的甚至相反的情报，确定某些潜艇或潜艇群的配置位置，调派潜艇与敌人保持接触，在它们与敌人失去接触时，帮助它们采取坚决的措施。因此，指挥工作到潜艇发起攻击时为止，而对攻击过程中的作战行动则不加干预。在攻击中，由每个艇长独立指挥战斗。按我的意图进行的作战能否取得战果，取决于各艇长的才能、主动性和坚韧不拔的斗志。他担负着战斗的重担，因此取得胜利的荣誉当然也应属于他和他的艇员。所以，培养这些艇长具有独立作战和灵活机动的能力是潜艇训练最重要的目的。
我的“战场感性认识”和对于大西洋形势的了解要比预料的还好。每次作战之后，我都让各艇长亲自向我详细报告作战情况。通过这些报告以及各艇长给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人员就某些专门问题提供的补充报告和各艇长的战争日志，使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对海上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在对护航运输队作战时，根据天气预报和各参战潜艇发出的无线电报，使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也能很快地掌握敌方的特别情况。由于潜艇通信采用短密码，使敌人很难甚至完全测不出其所在的位置，这一点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当我的“战场感性认识”有不足之处时，我就在指挥所用无线电询问，半小时内便可得到答复。当我需要详细了解战场某些情况以利于作出特殊决定时，我便按照事先与某一艇长约定的时间亲自用无线电向他交代。这样我对自己的指挥任务就一清二楚了。不过，这种做法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
一般说来，我的海军总参作战勤务军官经过军事学院总参业务训练，在海军各总参谋部和其他高级参谋机关工作的军官，称海军总参勤务军官。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海军参谋军官以及派去专门负责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军官都是一些经过考验的富有实战经验的潜艇艇长和战斗员。厄尔恩海军少校、黑斯勒海军少校和施内海军上尉曾长期在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里担任职务，充分具备完成任务的前提条件。我的参谋长戈特海军少校反应迅速，思路特别敏捷，这非常有助于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因此，只要有可能，陆上的潜艇部队司令与前方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潜艇艇长就应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统一思想和行动。
总而言之，在战争时期，前线和作战参谋部之间犹如一个共同的血液循环体，相互之间及时交流思想和观点是十分重要的。
C。 潜艇布雷：
在战争开始时，由于潜艇的活动受到各种命令的限制，加之潜艇数量又少，因此我对经济战的成功的可能性没抱很大的希望。当时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在离敌岸3海里的领海区内对敌人进行破坏，也就是说要尽量在敌港口附近和航运频繁之海域打击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选用了两种沉底水雷，一种是TMB型，装药400…500公斤，可布设在水下25…30米的深处。从1940年初开始，我们采用了TMC型水雷，装药1000公斤，最大布设深度达35米。这些水雷都由过往舰船的磁场引爆。这两种型号的水雷技术性能良好。它们是罗特尔海军中将领导的主管水雷与障碍物研究工作的监察部门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敌国领海布雷而不事先发出警告，这是国际法所允许的。再者，在紧靠敌港口附近对敌舰船实施鱼雷攻击的成功希望也较大。
在敌港口附近和交通枢纽附近海域使用潜艇布雷，要求潜艇艇长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坚强的信念，因为那里水浅流急，敌人戒备森严。艇长们表现得非常出色，经受了极大的考验。
起初大家都认为这种虎口拔牙的布雷作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动。艇长们认为，我在和平时期根据动员计划拟订好的相应的作战命令难以贯彻执行。但后来事实证明，计划中的布雷行动几乎都能付诸实施。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敌人的防御尚处于建立阶段。
这样的布雷行动共进行过34次，只有2次（一次在克莱德，一次在多佛尔）遭受损失：U…16号（艇长韦尔纳上尉）和U…33号（艇长冯·德雷斯基上尉）潜艇被击中。其它的潜艇都凯旋而归。
北海的布雷行动由250吨的小型潜艇实施，该艇体积小，是合适的“潜行者”。
到1940年3月1日止，德国潜艇布设了水雷的海域如下：
英国西部沿海：埃韦湾，克莱德湾，利物浦，斯旺西，布里斯托尔湾，福尔兰；
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近海：法尔默思，波特兰，韦默斯，朴次茅斯，多佛尔；
英国东部沿海：因弗戈登，邓迪，福恩湾，布莱斯，纽卡斯尔，哈特尔甫，内道辛，纽瓦克，克罗斯桑德，洛斯托夫特，奥福德岬，邓杰内斯，克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