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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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基金会）实际上已经与我国各个领域发生密切关系，今后这种关系只会多，不会少，对它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更有必要加强了解；（4） 尽管美国国情与我国极不相同，但在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民间公益事业的呼声正在上升。但是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机制，绝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样，有一些仗义疏财的人慨然解囊，组织起来就能生效。美国基金会是美国特定的土壤和物质、人文条件的产物，百年来在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下，经过多次磨合和有关法律的改革才有今天比较健全的机制，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在不断改进中。对其历史和演变过程作全面深入的了解，也许对我国这方面的有志者有所帮助，特别是在相关法律建设方面有借鉴的价值。
美国对基金会的研究本身已成为一门学科。其材料无比丰富，就以我贪婪地收集抱回的有限资料，凭个人之力已经难以驾驭。新的情况和材料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写完最后一章时已感到本书的局限性，但不能无限期地补充、修改下去，只能就此杀青。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两大块：第一、第三部论述美国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现代基金会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相关的政府政策和法律，对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以及动机和效果的探讨；第二部是各类基金会的实例，共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的基金会。其中，把国际活动和与中国的关系单独集中叙述，以便我国读者有更明晰的概念。这部分取舍最费踌躇，现在仍难免挂一漏万，详略不均。关于“与中国关系”部分绝大多数材料都来自美方，少数得到中方印证。这是我多年来在研究各个领域的中外关系中一贯遇到的问题：万里之外的外方的资料档案容易得到，甚至嫌其多，而近在咫尺的中方材料却无门而入，这种不平衡状态只能令人遗憾。
本书题为《散财之道》，是从当前坊间林林总总关于致富之道的书籍得到的启发。基金会的本职是“花钱”，不是赚钱。有钱如何用，怎样使集中起来的财富最大限度地造福社会，这是一门大学问。老卡耐基认为有效地散财所需要的才智和能力决不亚于、甚至超过经营致富。在我国“先富起来”的阶层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积极的、科学的散财之道也许终将提上日程。读者必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经验是否可以借鉴，是否在我国也可发展起足以造福社会的公益事业？本书将证明，这样一种事物在美国的兴旺发达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的。凡有益的经验当然应该借鉴，但是只见其形式和结果，是无法“拿来”的。如果本书能促使对公益事业有兴趣者从根源上进行一些深入思考，已足使作者感到欣慰。
作者在就此课题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得到许多美国基金会敞开的接待、介绍情况和解答问题。这种便利得益于美国的法律：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必须定期作出工作报告，包括财务开支都应随时接受政府和公众的查阅，所以许多材料都是现成的，而且不像外交档案那样需经过一定年限才解密。还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对一名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基金会感到新鲜，饶有兴趣地与我进行讨论，热心提供书目和意见，包括对许多问题正负两方面的观点，使我得以印证和纠正一些看法。不过我每次在美国停留都不长，一些特殊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福特基金会驻京办事处前任主任盖思南先生的热心帮助，他为我提供线索、介绍情况、联系走访对象等等。因他的介绍，福特基金会在纽约总部的档案馆、图书馆和秘书人员以及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都对作者提供了无私的、不厌其烦的技术和后勤支援。有一次路过旧金山短暂停留三天，蒙亚洲基金会协助联系西海岸的若干基金会，使作者得以高效率地完成采访任务。在本书撰写的后期又有机会到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凯特林基金会作短期研究，得以进一步收集资料和在附近地区作采访。最后，大量的珍贵图片为本书增色不少。这是洛克菲勒、福特、鲁斯、亚洲和凯特林等基金会及其档案馆应作者之请，无偿提供的。在挑选和印寄等方面，有关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其职责范围外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作者的支持，而且是对中美学术交流的积极贡献，作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许多人名恕不一一列举。
2003年作者识
作者后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如“再版序”中所述，由于本书的出版，使笔者开始对我国的公益慈善领域有所关注。当然中美两国国情迥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其一，美国的公益是先从民间发展，再到政府担负起主要责任；而我国是先从政府原则上全包，再到逐步改革引进私人财力。其二，美国民间结社是不成问题的，政府要管的只是涉及税收部分，即享受免税待遇的组织和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所以公益组织归税务部门管；而我国原无完全独立的民间社团，对社会团体的管理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在当前社会转型期，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本章就笔者对这一领域的粗浅了解作一概述，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中国特色的公益组织
一、 中国特色的公益组织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极少真正的纯民间组织，因为正规的合法组织必须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属于政府的“主管单位”，所以国际上对此起了一个有趣的名称叫GONGO（政府所有的非政府组织）。本书只涉及公益性的组织，一般的非政府组织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直到２０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群众团体”，如全国总工会、青联、妇联等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联系各界群众的桥梁，其主要功能一是宣传教育，二是向上反映情况，三是国际统战。福利工作当然也包括在内，但主要是执行政府的政策和各种规定，而不是慈善性质。随着改革开放，自80年代初开始，在这些群众团体之下成立了一系列与其专业范围有关的公益慈善组织。在最初10年的过渡时期，若干此类组织由于完全依赖政府财政以及官僚主义的管理，一旦政府财源减少就难以为继，遂逐步消失。另外有一批组织能够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及时调整运营方式，拓宽经济来源，改进工作项目，在新的形势下显示了活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骨干，在当前慈善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但财力基础雄厚，并享有在国内和国际进行大规模公募的权利。现在政府对它们的支持主要不是财政上的拨款，而是政策上的优惠。
以下简单列举几个在过去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最著名的、有代表性的组织：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成立于1981年，由全国妇联、总工会、共青团等17个组织联合发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接近现代基金会观念的公募基金会，主要是为少年儿童（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福利和教育服务。著名的为贫困地区失学女童服务的“春蕾”工程就是它和妇联一起举办的。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于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一周年之际。它是惟一以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公益组织，又有邓小平为其第一届名誉主席。其宗旨是“促进儿童福利、国际友谊与和平”。从历史上讲，该组织最早是宋庆龄于1938年创建的“保卫中国联盟”，主要为抗战提供医药并保护儿童。新中国成立以后，该组织先后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在上海主持一家医院和几家幼儿园。现在的宋庆龄基金会延续了宋庆龄关心儿童福利的事业，但是与旧的“中国福利会”不是一回事。其工作规模要大得多，海外捐赠十分踊跃。其有特色的项目之一是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合作在边远贫困地区为儿童建立流动图书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88年由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创建。它的独特之处是能接受独立会员，在全国设立分会，并享受政府特殊优惠政策。它也是国际知名非营利组织，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持，并曾获联合国奖项。根据其宗旨，它下设一系列的企业，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并且是最早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现在它可以成为各种残疾人自己开办的企业的主管单位。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年由共青团、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全国青年工作委员会创办。其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项目是“希望工程”。
中国扶贫基金会——1989成立。主要发起者是一些离休高干，他们利用自身影响在国内外募款。最初的工作只是济贫，后来逐步转向扶助穷人“自助”，包括传播科技知识、设立各种培训班，以及为生产自救提供小额贷款等等。根据其2003年的工作报告，收支都已超过1亿人民币。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1988年由全国妇联创办。它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于1992年创办中国女子学院。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独立的女子学院，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将其作为会场之一。近年来的重要项目有“热爱大地，母亲水窖”，为中国西部十省解决缺水问题，成绩斐然。
中国红十字会——创立于1904年，195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定性为关心人民健康社团，属卫生部。1993年全国人大专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定性为从事“人道主义社会救济工作”的组织。1998年之前，其资金主要来自国外，2001年国内资金第一次超过海外来源。
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创立于1993年。其创办资金来自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获“笹川国际环境奖”10万美元。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和奖励为环保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属公募性质。
中华慈善总会——1994年由前民政部副部长崔乃夫发起成立，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其成立背景正是在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觉悟迅速提高、各种活动蓬勃发展之时。该组织的工作内容虽然与其他公益组织大同小异，其特点在于其“总会”性质，是联系其他公益组织的纽带，下属有90余家各省市的会员组织，每年向它交纳会费。它也是公募性质，在全国有由专业和志愿人员组成的特殊网络。
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端，以见一斑，绝非全面介绍。在全国以及地方省市还有许多类似的组织，其知名度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些组织尽管都隶属于政府，但总的趋向是更加独立，与主管单位的联系日益松散，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的比例日益减少，而更多依靠向社会募集。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相当长时期内，此类组织在发展现代公益
事业中将起骨干作用。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灰色地带
二、 “灰色地带”
按照正常的逻辑，根据目前的规章制度，似乎很少有私人公益组织能有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空间。但是在现实中有许多事情并非黑白分明，非此即彼。我国现在正经历空前的特殊转型期。令人鼓舞的、推动进步的强大动力与来自传统势力、传统观念以及滞后的规章的阻力并存。不过具体到公益事业领域，还存在另一“中国特色”的因素足以平衡规章的束缚，那就是灵活性。在严格禁止和完全合法之间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没有正式名称，可暂称之曰“灰色地带”，也就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公营与私营之间的地带。正是在这一区域内，近年来各种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对教育、扶贫、救助妇女儿童、关心老弱病残、环境保护以及学术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现象也说明一方面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对公益事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孕育着丰厚的财源和善心的潜力，二者汇成不可抗拒的潮流。
此类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 有些名义上隶属于某个政府机构或官办组织，但实际上是由私人运作，很少受到政府关注。有些是民营企业家或公司出资，在工商部门注册，根据条例的规定有一个本专业的主管部门，但联系比较松散。它们都被称作“民办非企业单位”。尽管这一称号有些古怪且不合逻辑，但已有不少这类组织在这样的安排下存在多年，并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它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不便是作为事实上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不享受自动免税的待遇，而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可以在有关组织和税务以及其他行政部门之间通过个案协商用变通办法部分地解决。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小规模的草根组织活跃在公益事业的领域内，几乎每一个省都有，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地区。这是最有潜力和值得关注的部类，但对它们又难以认定，难以统计，也难以作概括的描述。甚至以“民间”、“草根”来形容也不确切，因为有许多组织名义上由当地政府与个人合作运营，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很小，只是给予某种准许或默许。不过这一默许也很重要。有一些组织在严格意义上讲可能不算“合法”，因为没有主管单位，也不能正式注册，但也并未被指为“非法”。只要地方当局认为它为当地带来好处，并无冒犯之处，就可以存在下去，并可能受到欢迎。民间的公益活动大体上又可分为个人的和企业的。以下就这两类各举数例以见一斑，当然是挂一漏万的。①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茅于轼的创举
（一） 个人
１ 茅于轼的创举
茅于轼是著名经济学家，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他的著述的特色之一是把经济学与社会伦理、公民教育联系起来。1992年退休后，他就致力于把他的理念诉诸实践，追求一个既繁荣又公正的社会。1993年他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创办天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研究所（非营利组织），后来又成立“天则咨询公司”（营利机构），在国际国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此处着重讲他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活动：
（1） 小额贷款。
1993年，茅于轼与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创办“龙水头村民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龙水头基金会”），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援用孟加拉尤努斯创建的格里曼银行的小额贷款方式。第一笔资金来自茅本人捐出的500元，他证明对一个贫穷农民来讲，有没有这500元，结果可以大不相同。这一做法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逐步吸引了当地政府以及国内外媒体的注意，资金源源而来，一种是捐赠，一种是以存储方式，可以收取利息，但大多数存款人把利息再次投入基金。放贷的主要方面是农业生产、小企业、医疗和教育。尽管用于后两项的数字要小得多，但改善健康和教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1998年这一模式扩大到另外两个村： 湍水头与小寨上。最近，在茅的建议下，基金会又把部分资金外加关心教育的人士的捐款成立专门项目以补助边远贫困地区的教员。这些教员经过资格考试加以调整，可以每月增加80到120元的收入（原来的工资每月只有80元）。
根据2004年公布的数字，龙水头基金会的资产已经从最初的500元增至53万元，10年来共放出180万元，成绩显著。其意义不仅在于以小额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穷人开始创业，更在于传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