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我们输不起的实验室 作者:斯蒂芬·施奈德-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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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保护和能源使用等市场因素的代价。然而，生态学家对这种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提出了质疑，因为它忽视了那些真实世界的问题，即人们对尝试不熟悉做法的惰性、使用新技术的问题、意料之外的虫灾、高度变异的天气等等，这些问题掩盖了人类引起的缓慢演化的气候信号，不鼓励农民去冒采用不熟悉的适应战略的风险。
我最近介入了与一位乐观主义农业经济学家的争论，这位经济学家断言，现代农民实际上可以克服任何可能的气候变化。我反对他把这些农民设想为所有人都精通现代的电子高速公路，懂得综合评估的概率分布，并在财力上和智力上能对变化的害虫、谷物、天气、技术、政策和长期的气候条件等一系列迷惑不解的问题作出迅即反应。我说：“你否定了过去那种不真实的‘愚蠢农民假定’，但取而代之的是同样不现实的‘天才农民’。”真正的农民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害虫、极端的天气、缺少资金投入到适当的适应战略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减少气候对农业影响的严重的障碍，即便对“天才农民”也是一样。
赢家和输家
传统经济学有关气候变化对农业或海岸线变化这类市场因素的潜在成本分析还有一个附加的问题：关于赢家和输家的说法。“财富经济学”这一领域是计算各种活动和事件总体（非个人）经济财富的净变化，以及在综合评估中使用的由气候变化估计造成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如果衣阿华的农民因为气候变暖减少谷物产量而损失10亿元，而明尼苏达农民因为延长了的季节同时获得10亿元，那么美国经济财富的净变化是零。我怀疑这种情况没有政治色彩，因为大多数人相信对平等问题的考虑要求赢家对输家进行补偿。这个纯粹“重新分配成本”的问题是困难的，现在已成为气候影响评估争论的一部分，但在政治领域肯定会得到关注。
在这一点上，耶鲁大学的森林经济学家罗布·门德尔松（RObMendelsohn）已经运用所谓“享乐主义（hedonic）”方法估计了典型的全球变暖方案在美国的成本与收益（影响）。简单地说，这种方法不是要清楚地说明复杂的物理、生物、社会过程是怎样决定农业和林业的利益的，而只是把温暖的东南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寒冷的东北地区作比较。这提供了温度变化怎样影响不同经济地带的一个事例。这个方法是有争论的，因为自然科学家并不认为北部气候和南部气候的日常差异能够作为随时间演化，或瞬时变化的温度和其他变量的信号，因此说不上有惊奇之处。实质上，这些方法是要假定一个地方随时间的变化可以为同时态的跨空间变化所完全替代。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是要反对这个结论，仅仅是就此讨论赢家和输家的问题。门德尔松利用这个方法的主要发现是，气候变热将使得原来热的地方变穷，而现在冷的地方变富。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将是赢家，而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将是输家——一种为90年前耶鲁大学的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所信奉的“新气候决定论”。门德尔松明智地承认，即使他的结论是具有强大经济的富国和气候较冷的国家在经济上比穷国（大都处于热带地区）获利更多，这也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方案，特别是由于富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是穷国公民的10倍甚至更多。然而，气候资源的国际分配，因为国家实力占优势的国际关系，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或政府控制。气候变化是一个将引起严峻的管理困境的全球共同论题。
主观的专家
我和一些其他人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曾与比尔·纳德霍有过辩论，认为气候变化只有1％GNP的损失估计太低。损失很可能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当有奇异气候现象时。值得赞扬的是，纳德霍对批评者的反应是扩展他的研究，使之容纳有关假定的全球变暖的危害价值的各种观点。他很快发表了另一种方法去估计气候变化的外部代价，而不是去推测气候变化本身的成本，因为他认识到他没有包括所谓的非市场因素，例如丧失的物种的成本；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的湿地的成本；由于难民产生而引起冲突的成本；或者任何其他的非市场因素。由于这些丧失的成本不能进行样品定量处理，因此他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调查了一系列对气候影响有研究的专家，并请他们就几个气候变暖方案，提供他们认为经济代价是多少的个人见解（即最佳推测）。
数字本身不比他的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多样性更有趣。纳德霍调查的专家中，有经典的经济学家、环境经济学家、大气科学家和生态学家。研究中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差不多所有传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使6C增热的激进方案（我称之为灾难性的方案，但不大可能发生，也许只有10％的发生率），到下一世纪末，在经济上也不会造成非常灾难性的结果。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学家甚至仍然认为，这种巨大的气候变化村B当于从冰川期到间冰川期变化的规模，约100年而不是几千年）对世界经济也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影响。本质上，他们接受社会差不多是独立于大自然的思想范例。以他们之见，大多数与气候相关的大自然服务功能，可以被替代而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多的危害。
另一方面，被纳德霍列为自然科学家的学者认为，剧烈气候变化方案对经济的危害，可以从不大于几个百分点的损失高到100％。后一回答认为人类文明事实上遭到毁灭的可能性有10％，纳德霍认为对经济学知道最多的人往往是乐观主义的。我则明显地反击说，对环境知道最多的往往是悲观主义的。
要解释和描述这个争论，可以把传统经济学家描绘成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事实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事实上动物、植物和矿物提供的每一项服务，都是可替代的（当然以价格形式）。如果价格上涨得太高，就会有人发明某种不同于我们（或者大自然）现行方式的新的方式。
如果工业用完了便宜的铜，某些人会找到替代的材料。如果建筑用完了木料，就有水泥砖进行替代。生态学家特别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强调许多自然生态服务功能是根本不能以实际价格替代的，例如基因多样性可用来改进农作物，沼泽地可以过滤废弃物，森林可控制供水的发生并且维持合适的温室气体水平，以保持惯常气候。因此，社会不应该建立在经济学家陈旧的信念之上，那种信念相信我们多少可以为每一个危机找到出路，只要为全球规模的干扰付出代价，就像以前在较小规模干扰时做过的那样。
下面是一个有关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由于信念妇然不同的笑话。这是两位好朋友，他们边长途跋涉边争论自然的可持续性和人类发明的可替代性。他们全身心地沉浸在激烈的争辩之中，走上了一个高高的岩石突出部。突然，一阵狂风把其中一位刮倒了，当他的朋友试图去抓住他时，他们双双从空中坠了下去。在他们快速下落中，生态学家叫道：“我猜想这辈子我们永远不可能解决这个争论了。”经济学家没有看他，嘴里在念着：“20，80，160430。”
最后，快落到底时，生态学家迷惑不解地喊道：“你在做什么呀？”
坚信不移的经济学家说：“当价格涨到足够高时，就会有人卖给我们降落伞。”
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行政官员，后为通用汽车公司研究副主任的罗伯特·弗罗施（Robert Frosch）甚至计算过，需要多少门载有灰尘炸弹的大炮，对准平流层发射，反射掉太阳光，才足以平衡CO。翻番引起的增热。这个地球工程计划的每年代价是几百个亿，但他认为要低于燃料税的成本。
当生态学家担心生态系统或物种承受人类各种干扰的能力有限，因而告诫人类降低对自然的负荷（即便是按照经济上的成本判断）的时候，经济学家正确地提醒我们，可以用于各种正当目的的人力、技术以及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能力去抵挡每一个潜在的生态冲击。撇开取代我们迫使它们灭绝的物种的作用不说，我们不可能承担（甚至不知道怎样）取代像害虫控制这样的形形色色的自然生态功能。生态学家正确地提醒我们，一旦它们没有了，那么就是彻底没有了；把我们环境的未来抵押掉，把寻找解决方法的担子扔给我们的子孙，那不是好的地球管理者或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反击说，但是我们正在留给后代更多的财富去处理这些任务，找到跨越这种文化沟壑的价值平衡是政治家们应该做的事情。并且，这种过程，应该有效到能让我们把我们的价值置入决策的程度。由于它容易受到言过其实的、令人迷惑的争论的混淆，因此做起来特别难。包括综合评估在内的地球系统科学的知识可以有助于使争论非神秘化。
看多还是亏空
洛克菲勒大学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分析家杰西·奥体布（Jess。Ausubel）长期来在思考这个问题；技术和发展是不是像生态学家经常说的比疾病更糟的一种疗法，还是如观念守旧的经济学家在这场两极分化的争论中所说那样的相反。
尽管不否认人类已经严重地操蹲了他们的生命支持系统，承认发展不可能持续到无限的未来，然而，奥体布把技术专家关于什么是未来可能的乐观主义，与经济学家关于什么是已经达到的乐观主义，两者融为了一体。“现代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系统效率的极限”，他的说法听起来非常像技术专家和生态学家在质疑市场的效率。但是他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随着社会依赖工程师们的发明东西在飞速发展，但对戏剧性地“减轻负荷”还存在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因只能提供非常可怜的有效技术和做法感到沮丧，奥体布却认为技术是我们的救星。奥体布写道：“历史记录揭示，通过在我们的氢一碳混合资源中提倡多用氢少用碳，世界在过去200年中已经在减轻能源消费中取得了进步”。“所有这些分析意味着，在未来100年，人类经济将从它的系统中清除掉大部分碳，通过使用天然气而达到氢的代谢。”他总结性地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向非常微小的排放。道路是漫长的，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土地问题怎样呢？大多数分析家都推测到下一世纪末，人口将增加卫倍甚至2倍，除去大灾难不说，为生产食物以喂养这些人口所急需的农产品又是怎样呢？这里，奥休布也承认自然森林和野生地的毁坏对自然造成了威胁，也并不否认需要为自然系统重建土地。但是，奥体布引用农学家保罗·瓦戈纳（Paul Waggoner）所做的一项研究，相信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将再一次来自技术。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产量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把他们的生产水平提高到美国或欧洲的一半，那么“100亿人平均就可以享受有25干焦（6千卡）的食物（可与今天富人的食物相比），而耕地只占用今天14亿公顷的四分之一。所占用的这部分地大约是阿拉斯加面积的2倍（大约为亚马孙盆地面积的一半）。如果未来的农地普遍生产今日美国这样的谷物，那么吃美国式食物的1004乙人就能够允许大小如澳大利亚面积的耕地重返成为野生地。”
但是还有像山一样的废弃物、有毒垃圾和燃料垃圾呢？1988年，一艘垃圾船因为找不到自愿接受的废料填埋地，被迫在公海上航行几个星期。面对这个问题，创造出“工业生态学”这个词，来特指将人类融入自然的自然一社会系统的罗伯特·奥休市、罗伯特·艾尔斯和其他人变得较少自信。工业生态学的一个原则是“非物质化”（用来满足特定经济功能的物质的重量随时间而减少）。工业生态学家承认非物质化的速率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却是不明确的。
让我们把这些工业生态学家的乐观主义与这样一些著名的自然生态学家（他们的反对者以及在媒体争论中通常称他们是“毁灭论者”）的观点作对照，后者的代表是斯坦福大学的保罗·恩利希和安妮·恩利希（Paul and Anne Enrlich）与英国牛津大学的诺曼·迈尔斯。例如，恩利希采用长期观察，并把它们与生物学的误解结合起来，试图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不顾现实而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选择前者：
人们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在生物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已经进化到能够对短期的“磨难”作出反应，同时排除他们控制不了的长期“趋势”。除非我们做那些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果我们把焦点限制性地放在看起来是渐变的或者差不多觉察不到的变化），我们就足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困境是令人恐惧的。
他们明显地为全球变化的速率而害怕，费力而艰难地去读懂无数个可能的灾变（饥荒、生物灭绝、流行病），如果我们继续现在这样的增长方式的话。
乍一看，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之间似乎有惯常的不可缓和的分野。但是，一个对经济学家一生态学家论争有较深认识的分析家认为，虽然存在一些范例差异，但分歧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大。事实L，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本身并不重要。不同的分析家都在针对同样的论题，即：①如果我们是幸运的，那么最终就有可能用新的技术，导致今后100年一个较少扰动和可持续的稳态世界；②如果运气不佳，就会因为无视我们日常经济的客观性，以及对无限的不可持续扩张活动的限度，将会看到不断加剧的灾难性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危机。明显的差异是可能性大小：传统经济学家为我们将及时地运用经典的经济工具和政治工具使世界可持续而乐观；生态学家为自然的恢复能力感到沮丧，更为人类及时察觉到长期不祥趋势（以便成功扭转它们）的能力感到悲观。
或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任何创览过迈尔斯和恩利希写下的厚本巨著的人，都会从中发现，许多与乐观主义的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解决问题方法：更有效的技术，更快的执行措施，适当的计划生育，技术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更好的教育体制，更为完善的有关全球系统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其他一长串类似的活动。基本的争论是在哪里呢？它是否仅仅是关于灾难可能性的不同的调门？不，我相信至少在一个基本问题上真正存在着一个实质性分歧。生态学家相信，如果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不祥的发展趋势，那么经济学的过去表现和未来潜力就是很不够了；此外，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去减慢这些威胁的到来。
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范例之间的鸿沟主要存在于两个命题：①大大膨胀了的人口规模、技术与生产活动以生态可持续方式进行的可能性；②即便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它们是否相对不重要，或者可以被人类经济的其他产品替代。差不多所有负责任的和真正的争论者，都同意这些问题不是可以确定性地回答的，但是他们对地球将经历乐观还是悲观结果的可能性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技术和经济的乐观主义者承认有环境风险，并且确实提出一系列政策行动，去促使人们努力降低环境的风险。对悲观主义的技术专家和生态学家可以说同样的话，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