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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天演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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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乱,是其所以然之故,必有可言。故欲知西国见行政法的实如何,以与旧闻者比较,使论议有所折中。诸公之意,非如是乎?
  此意甚佳,但有不可一蹴而至者。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迩。故当开讲之始,不妨先告诸公:欲得真知,先须耐性。且讲科学,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中有难处:一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二是思理层折,非所习惯之难。故或言者视为无疑,而闻者犹或待辨;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今不佞惟有极力求其显易,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若有未即领会之处,每期开会之先,祈诸公即便坦然质问,不佞当依次作答也。
  今夕所论,未及政治本题,乃先言政治与历史相关之理。此语自表面观之,似若无甚奥义。虽然,侯闻吾言,始知其中大有新理也。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诸公无谓此是陈言,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虽然,外国亦有然者。故当前说出时,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行远云云。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此不独读史宜尔,即仰观俯察,人欲求智,莫不当然。尚忆东坡有言,后生读史,当作数次,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求治乱盛衰之故,则专意在此,而置其余,他日再读。或为地理,或为官制,或为词章,亦循此法。如此学成,自然八面可以应敌。其言甚当。此虽古法,至今尚可用也。
  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虽三尺童子能之。今日持火而烫,明日持火又烫,不出三次,而火能烫之公例立矣。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一人之阅历有限,故必聚古人与异地人之阅历为之。如此则必由纪载,纪载则历史也。
  是故历史者,不独政治人事有之,但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吾国或谓之“考”。如钱币考,钱币之历史也。《三通》之属,至于一切之掌故,盖皆为史,不仅编年纪事,而后可得此称。西人于动植诸学,但凡疏其情况,而不及会通公例,与言其所以然之故者,亦称历史,如自然历史是已。
  东西旧史,于耳目所闻见,几于靡所不书,如李费《罗马史》所纪牛言雨血诸事,与《春秋》之纪灾异正同,而《史》、《汉》书志,刘知几《史通》论之详矣。
  而近代之史,置此等事不详者,亦非尽由人类开化之故,乃因专门之学渐多。如日食、星陨,则畴人职之。大雨、风、雹,则有气候学家。甚至切于人事之刑政,亦以另有纪载,得以从略。如钱币则计学,瘟疫则医学,罪辟则刑法之学,皆可不必如古之特详。大抵史亦有普通专门二部,专门之史,日以增多,而国史所及,乃仅普通者。
  或曰:前代之史,所以为后人宝贵者,不因事实,亦由文辞,顾古史之最以文辞称者,亦由闳识孤怀,见微知著,其理关于哲学。若第论文辞,则史且不及诗赋。又以其事之重纪实,故其娱人,不及小说家言。虽然,科学日出,史之所载日减于古矣。而减之又减,终有其不可减者存,则凡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问中国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而《论》、《孟》、《学》、《庸》,亦圣人见其会通,立为公例,无疑义也。顾中国古书之短,在德行、政治杂而不分。而西国至十九世纪,政治一门已由各种群学分出,故其理易明,其学易治。
  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群之所始,《社会通诠》所言,已成不易之说。最始是图腾社会,如台湾生番之“社”,西南夷之“峒”。其次乃入宗法社会,此是教化一大进步。此种社会,五洲之中,尚多有之。而文化之进,如俄国、如中国,皆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后乃有军国社会。不佞今所讲者,大抵皆此等社会之政制矣。宇宙有至大公例,曰“万化皆渐而无顿”。是以三社会之变化,方其始异,若不可分,当始成国,若无异于家族者然。虽为家族之时,其人所属,常有更大于家族者。譬如遇人,叩其籍贯,其人必有姓有名,有郡望地邑,最后有国,而所以别异其人者始全。名,其身之名也。姓,其族之姓也。郡望,其所居之地,抑所由出之地之名。而所最有关系重要者,莫如其国。国者,多数众民所合,而成一特别团体之名也。
  是故当知国之为义,与所居地土之义大有悬殊。吾国之人,所以于政治之学,国家之义,自西人观之,皆若不甚分晓者,止缘大一统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并无国家。而所谓天下者,十八省至正大中,虽有旁国,皆在要荒诸服之列,以其无由立别,故无国家可言。如今云“爱国”二字,今义与古义绝殊。即言国家思想,亦非箇中人,真不知为何等思想矣。今假吾对众言曰:吾是中国人。诸公试察吾作此言时,意主何义?将谓吾所言者,意主所生长之种族乎?非也。顾此语虽不得以为全是,要为近之。何以云其近耶?盖不佞与四百兆人,粗而云之,固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设此语宣于伦敦巴黎之间,其意尤为显著。吾与彼人,语言不通,形貌有异,宗教不一,所谓黄、白二种之分是也。所不得以为全是者,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台湾人,南洋各岛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可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
  夫人类之为分,众矣。治民种之学者,其分法本之外形为多。如卜鲁门拔(Blumenbach)以色,烈支孺斯(Retzius)以颅,而今有人,又分之以发,如云将西人之发横断,其割面为椭圆。黑色人之发,其割面如腰子小豆。中国人之发,其割面成正圆形是已。而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彼谓印度与欧人,所以同为伊兰种人者,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如“耕田”,如“磨麦”诸语,如“父母”、“君民”、“上帝”等称,其原皆出自梵语,所以知之。
  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占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ear,arare,吾则云犁。西云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in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terre,吾云地。甚至西云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rex,ricas,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且其分也,在教化甚高之会乎?虽然,种族之异,非邦国之分。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故美、英不为同国,而海峡中诸岛之民,其上语往往为英人所不省者,可以证之。
  何以言邦国之分,于人民有最大关系耶?一因其事为人类所同有之区分;二缘自有此分,而生出无穷之效果。吾谓人类所同有者,亦以大经言之,盖社会必入军国程度,而后乃真有此分。其始只分种族、峒社、宗教,但随地之民,皆觉此身于一家而外,另有一团体,甄录治保其身。此利团体,程度高下迥殊,是为邦国,或称国家,西文所谓state是已邦国之为团体也,吾人一属其中,终身不二,生死靡他,乃至紧要时会,此种团体其责求于我者,可以无穷,身命且为所有,何况财产。但其责求既已隆重如此,故必有至精至严至善之法制行乎其中,此则讲治理者之所有事也。欲识此等团体为何物,必察其物之所由生,与其团体之逐层进步。进步之际,形式不同,变象不一,此其自内因言之者也。至于外缘,则二团体相遇,其对待相加之形势,不相得而为战,为剋灭;相得为联合,为交通。此皆有绝大果效者也。内因外缘而外,尚当察其中分子为何如。盖人以所居邦国之异,其形体精神,理想行谊,皆从以悬殊,凡此之谓教化。是故充而论之,人类万殊,由于所居团体之各异,而此团体,即政治家所指之国家。
  双称“国家”,单举曰“国”。国之为言,与土地殊,与种族殊,又与国民国群等名,皆不可混。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诸公务察此意。
  政治问题曰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政治之论治权、政府,犹计学之言财富,名学之谈思理,代数之言数,形学之言线、面、方、圆。而其论国家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
  学有问题,乃其正鹄目的。但达此目的,得此正鹄,又将由何种之涂术而后能?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此于讲求群学之事,所系尤深,盖其关于人事最为密切矣。而其物为人人口头共有之谈,因其习惯,自诡已明,而其实不尔。若谓他物,吾或不知,至于国家政府,吾何不知之与有?吾今所欲闻者,政治以何术为最善,政府以何形式为最高耳。以此之故,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其言政也,则先欲知何者应利,何者应害。其言政府也,则先叩何式为合,何式为离。夫假以是为术,则所求之第一事,将在何者为最文明之国家,最为利益生人之治制。此吾国言治之书,自古迄今,莫不如此。且不独吾国然,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亦莫不尔。柏拉图《民主主客论》,其职志也。
  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学家之视虫鱼草木。然彼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初不问何等草木为良草木,何等虫鱼为良虫鱼。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而所求明者,止于四事:(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
  故吾党之治此学,乃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诸公视此,吾党岂有丝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国家之真理可以见。
  诸公将曰:异哉所闻!夫动植之学,所可用若前之涂术者,以其物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设也。国家政府之为物不然,故其治之也,必问其良否,必分其功过。但如草木,区以别之,未见其术之有当也。则不知邦国政府虽属人功,而自其大分言之,实游于天演之中而不觉。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萨维宜:“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
  更有进者,夫世之勤勤于一学,孰不有意于人事之改良乎?顾求至美之物,而卒至于无所得,或所得者妄,而生心害政者,其故无他,坐用心躁耳。故言天学,而沦于星命,言化学而迷于黄白,言政治而乃主民约,皆此类也。
  苟必始于知物,则所由内籀之术明矣。内籀必先考求事实,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皆必除之而后可。此虽繁难,不可以已也。且政治之考求事实,有较他科不同者。他科可用试验,如治化学,欲知轻养之合而为水,取而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试者。顾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贸视听者有之;又以纪载者之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此史事所以如时下报章,最为难信。欲为考辑,必待能者,而能者则今日所称之良史也。
  古之史家,其亦略知吾说者耶?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矣。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固〕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大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夫天地之实纪者,自有专家。且十常侍之乱汉,与郑康成之诂经,二者于社会所关皆巨,而史家终略于此而详于彼者,何则?以彼之关于政治尤深切而著明耳。
  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今吾八会所为,重在会通提挈,而考订沙汰之事,又不得不藉手于他人所前为者。吾闻西师有言:一二百年以前,欧洲几无信史可用。史之可信,大概不过百年。是故当时政治大家,如郝伯思、如洛克、如孟德斯鸠等,皆以盖世哲家,所成就不过如彼。而此学演进,全俟后人。夫后人之所为,非果胜于前人也。穆王得八骏,有王良、造父为之先后,而后日行千里。近世走卒病夫,安坐三等汽车,其所行倍之,亦其所权借优耳,后人非能果胜前人也。

第二会

  前会因为时太促,于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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