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9-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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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受严格训练。罗常培也注意到同一问题，他向胡适建议道：近二十年来北大考不上官费留学，实由我们与清华的教法不同，我们固然应该保持偏重文学的传统，可是在一二年级非采取严格的美国式训练不可，例如清华的陈福田根本谈不上学问，可是他是好的外国语教员。历来以老大自居的最高学府，能够如此平心静气地面对问题谋求改进，盖可视为战时合校机制所获得的意外收益。这些不错的想法，看来要由新校长胡适细细加以实施了。可惜，胡适纵然汇集了那么多的期望于一身，却不曾遇到蒋梦麟当年的办学环境，空有一腔办学热望，竟也无从施展……
蒋梦麟离开了北大，从此也就脱离了他委身几十年的教育界。后来他写过许多回忆性文字，却只字未提此次“易长”的经过。即使在《西潮》一书的续篇《新潮》中，详尽记述状告兵役黑幕一节，却回避了稍后在北大的那段经历。不过他在该书的“引言”写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他称该书的书名是受了五四时期北大那本著名杂志的启示，显现出晚年蒋梦麟对这所大学的特有情愫。1950年12月，傅斯年猝然去世，蒋梦麟于几日后写成《忆孟真》一文，追述数日前傅氏在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演说的情形道：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14〕如此妙喻，尽显梦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几分苦涩的成分。
注释：
〔1〕〔8〕〔14〕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09～211、297、332页。
〔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6页。
〔3〕见钱端升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4页。
〔4〕见蒋梦麟致胡适，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5〕孙善根：《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17页。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7〕〔13〕蒋梦麟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0、552页。
〔9〕江泽涵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10〕汤用彤、罗常培、牛满江、许宝禄、傅斯年等分别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106、57、44、51页。以下征引北大诸位言论，除另行注出外，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945年部分，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注出。
〔11〕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12〕傅斯年致蒋介石，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1938年川大“拒程运动”
？ 黄文华
1935年9月，任鸿隽长川大以来，真真正正使国立四川大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与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走上了发展的正轨。任鸿隽为川大革新和发展全力奋斗，利用各种关系广延名师，从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聘请到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如生物学家周太玄出任理学院院长，哲学家张颐长文学院，再有魏时珍、何鲁之、刘大杰诸家分别主持数学、历史、中文等系）；同时大力推行教学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在财政上争取各种款项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发展学术社团，学校面目为之一新，学术空气亦随之活跃，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气。
任鸿隽的任期虽然不长（1935年9月到任，1937年6月辞职），但却着实推动了四川大学的国立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进程。川大在长校者和教授们的努力坚持下享受着治学的独立与自由，就算是在代理校长张颐主校期间，由于抗战的特殊历史环境实施过国难教育，也有党义课程的安排，却无碍教授们自由发挥。
然而这一切却在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突然决定任命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而被打破了。
程天放，其人是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的手下要员，曾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安徽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等职，后陈氏兄弟安排其出任驻德大使。回国后，任国民党四川省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为接掌川大做准备，其在各种任职期间充分体现了党棍的嘴脸，臭名昭著。因此，当他接掌川大的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四川大学校内部分教授、学生以及地方绅耆的反对，联名通电或公开宣言抗议，掀起了一场“拒程运动”
。
程天放任校长的消息公布的第二天，即12月14日，当时川大的文学院院长朱光潜、理学院院长魏嗣銮、农学院院长董时进便一起讨论，决定掀起一个反程运动，并以川大四大院长（法学院院长曾天宇虽态度不甚积极，但也签了名）名义联名致电当时任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的张群，委婉表示了对当局仓促决定的不满。15日在四院长的召集下，全校教员召开大会。朱光潜曾是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他推崇西方的民主自由，是一个无党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二陈派之控制学校、实行法西斯党化教育、统制学术思想，甚感憎恶，认为程天放任校长，川大将无学术自由”〔1〕。他的观点得到广大无党派和进步教师的认同，都认为国民党教育部以一个党官、政客主持学府，是对学术自由的亵渎，最后商讨决定联名致电教育部，并发宣言公开反对。16日六十余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电文由朱光潜起草，其文曰：
近年以来，从事政治活动者，往往排斥异己，世风日下，国亦随之。为校长自宜奖励学术，专心教育，人格皎然者，然后足为青年师表。今必欲去洁身自好之先进，流弊所及，影响士风……〔2〕
对于教授及各方的反对，老于官场世故的程天放心里已有对付的办法，他一方面奔走于重庆取得陈立夫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勾结当时已投靠二陈系的川大秘书长孟寿椿，利用学生态度的淡漠策动部分学生，打造声势。“孟寿椿为人好弄权用私，自随任鸿隽来川大后，即在职员中布置党羽，以小利诱致学生”〔3〕，教授们大多亦鄙视其人格。在教授们酝酿拒程的时候，孟却组织部分学生中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积极迎程。
重庆方面，陈立夫复电绅耆维持原意，以行政命令为由要求执行，同时致电代校长张颐，称“简命校长，权在政府，该院长、教授等，身为学生师表，应知服从政令”，教授出位干政，“该代理校长应有导正之责”〔4〕，并提醒张颐“移交在案”。这随即引起群情激愤，教授们又召开了大会，认为当局这样的专横颟顸，对大学教授的人格造成了侮辱，对学术自由也是一种野蛮的破坏和摧残，他们开始酝酿罢教，决定自12月23日起实行罢教。由朱光潜起草的《罢教宣言》中斥责说：
窃同人以学术界之人谈学术界之事，何为出位干政？同人在校并未制造派系，利诱生徒，何为败坏学风？院长、教授皆由学校礼聘而来，与校长不过暂时宾主，迥非长官属僚之比，何得言受其导正？！教部之电，实属不明体制，蔑视教授人格，同人认为此学术界莫大耻辱。〔5〕
面对教授们反对的坚决，急于权力的程天放在取得陈立夫的支持后，唯恐川大校内发生变故，便于12月23日当天，指使孟寿椿上演了一场“夺印上任”的丑剧。孟寿椿在没有经过代理校长张颐的交接的情况下，直接威逼出纳课干事张文淮（张颐的侄子）打开保险柜取走校印，并事先召集了百余名学生列队欢迎程天放的到任，程天放就这样冠冕堂皇似模似样地举行了上任仪式。这对代理校长张颐来说无疑是一种更卑劣的人格侮辱，对川大师生来说也是一种蔑视。用卑鄙的手段厚颜无耻地造成接掌川大的既成事实后，程天放又虚伪地向全校教授、讲师、助教发出请柬召开茶话会，一些态度原本就不够明朗的教员受形势影响和程、孟二人的迷惑参加了会议，并即席发言提出了改进川大教务的意见。
虽然程天放上任已成事实，但在三大院长的坚持下（曾天宇已在头一天参加了茶话会），教授罢教仍在继续，“夺印上任”更是激起教授们的愤慨。12月26日，教授们又发表了由史学系教授杨人楩执笔的《文化宣言》，提出要争取学术自由和独立，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宣言谓：“政治有党派，而学术无党派；政治有恩仇，而学术无恩仇，此谓学术独立。”并提出“不以学术为政争之地盘”，主张“不违背抗战建国纲领之原则下，解除一切言论出版之取缔与限制”，“大学应设立审议机关，根据舆论进退教师”〔6〕。
教授继续罢教，而国民政府亦坚持决定，双方一时僵持。最后在程、孟的分化瓦解下，在部分学生的复课要求下，在程天放口头答应各种条件的欺骗下，罢教近三周后开始复课，孟寿椿也因无耻行径被当作替罪羊驱逐出川大，亦可谓是小小的胜利。对于此次反对的无力，“文学院长朱光潜愤而去了武大（乐山），农学院长董时进也离川他往，法学院长曾天宇一变反对为默许，理学院长魏时珍虽然坚决地反对，但却处于孤掌难鸣的困境”〔7〕。
“拒程运动”，就川大部分教授学生来看，实际上就是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及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奴化教育及党化独裁的斗争，从致电反对到《罢教宣言》再到《文化宣言》，体现了那个时代一批信仰学术自由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精神。
在中国大学的发展中，大多数学人所公认的办学和治学理念就是学术的独立和自由。上世纪二十年代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一次演讲中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并认为修学的第一准衡就是“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8〕。另外，很多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认为大学的校长必须首先就是一个独立的人，决不能由官员兼任，否则将有失学术的独立性。胡适多次提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在他们看来，学术界是必须要保持独立和纯洁的；任鸿隽在出任川大校长之前也辞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的职务，专心办好川大，这不仅仅是他“一时只任一事”〔9〕的信条所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特殊的人文使命的要求。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也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10〕
在一个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大学的精神象征的年代，川大部分教授坚持拒绝程天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理念的信仰。大学的知识精英坚持学人那份信仰，坚持那份尊贵，维系了整个学术氛围的纯净和尊严，延续了高等学府独立自由的命脉和灵魂。
注释：
〔1〕〔2〕〔3〕〔4〕〔5〕〔6〕汪潜：《反对程天放做川大校长》，《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第54、56、53、58～59、61、62页。
〔7〕王宗力、张明、蓝明春：《七七事变前后川大的抗日民主运动》，《成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九辑，第132页。
〔8〕叶恭绰：《遐庵汇稿》，1930年版，第345页。
〔9〕胡宗刚整理：任鸿隽《五十自述》，《近代史资料》第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0〕《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向达先生四十年祭
？ 散 木
沈从文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说：“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做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态度，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1〕
一
向达（1900～1966），字觉明、觉民，湖南溆浦人。
向达先生早年丧父，只是依靠寡母的节衣缩食才读完了小学以及著名的长沙明德中学，此后他立志“实业救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数理化部，专攻化学，一年后因志向和兴趣转变，转入文史部，随后得柳诒徵、陈鹤琴诸先生亲炙，于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
在“商务”任职期间，向达先生除完成工作外，又初试身手，先后与梁思成合译了英国韦尔斯的名著《世界史纲》，又与丰子恺合著了《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等，从此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这也应该是他一生所从事的学术的起点。
1930年，经赵万里先生介绍，向达到北平图书馆工作。当时中国和瑞典两国的考古学家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不久有了重大的发现，瑞典的考古学家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万余枚简牍，即通称的“居延汉简”，这不啻给当时的古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1931年5月，这批汉简运至北平，先藏于北平图书馆，后为摄影和研究的方便移往北京大学，随即由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等学人负责进行释读。此前，向达已先期在北平图书馆担任编纂委员会委员，并任写经组组长，同时参与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他利用该馆馆藏的丰富文献，开始着手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不久他独立完成了一部力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也成为在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成就卓著的一位名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出版之后的翌年，他又出版了《中西交通史》一书，随即接受北京大学历史系之聘，在该校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的课程。
1935年秋，向达因在“北图”“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向达此次前往欧洲，他先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书籍著称于世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考察和工作，其间抄录了大量有关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1936年秋，向达又转赴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即大英博物馆）的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又抄录了明清在华耶稣会士和太平�
